101岁老红军黄友端:一生献给通信事业

2017-05-06 17:11
共产党员·下 2016年9期
关键词:黄老红四方面军战士

黄友端,1915年出生,安徽霍山县人。1932年1月加入鄂豫皖红军。1933年4月到红四方面军司令部电话总队当电话兵,成为我军第一代有线通信兵。1935年8月参加长征,跟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办沈阳通信学校。1955年11月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晋升为上校。1972年任辽宁省第一任邮政局局长。1982年7月离休,离休前系辽宁省邮电局局长、党组书记。

爱吃甜食,爱喝咖啡,爱看电视剧,高兴的时候还会点上一支烟,和年轻人逗逗乐。今年101岁的黄友端老人,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身体状态很好。据介绍,80岁高龄时,他还曾一筐筐地从院子里往外背土。

黄老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然而,很多年来,这位性格开朗的老人却不愿提及戎马往事。子女问起时,他总是淡然一笑。他说,自己的一生极为平凡,没有必要炫耀。直到老伴去世半年后,得知小孙子想了解战争年代的故事,他才逐渐打开了封存的记忆。根据这些记忆,黄老的大儿子黄军已经写下了4万多字的回忆录。黄老说,这是留给孩子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放牛娃参军时还拿不动枪

在安徽省霍山县舒家庙镇一个偏僻而狭窄的山坳中,不足40平方米的平地上,有一座用土坯搭建的茅草屋。1915年11月18日,黄友端就出生在这座茅草屋里。他家是大别山区一户典型的贫苦家庭,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座破旧的茅草屋,连同4亩田,都是父亲从远房亲戚那里租来的。

刚满9岁时,离家不远处有一户地主要雇一个放牛娃,条件是只管饭不给钱。父亲为了送出一张嘴,就送黄友端去了。可不到一年光景,这个地主破产了,牛也卖了,黄友端只好回到家里。

第二年,父亲又托人找了一家姓陈的小地主,让黄友端再去放牛,每年可给一块大洋,但是每天4点多就要起来放牛。黄友端人小瞌睡大,虽然天天早起受不了,但也只能咬牙挺着。1928年夏天,因土匪抢劫,这家人也破产了,黄友端又一次回到家中。

不久,因生活所迫,父亲去给国民党军队当挑夫,却不幸在挑粮的途中染上黄疸肝病,因无钱医治,半年后就去世了。14岁那年,母亲让黄友端拜篾匠王学镜为师学手艺。虽然师父对黄友端还算可以,但师娘非常刻薄,为人凶恶多疑,稍有不周,非打即骂,黄友端常常挨打挨饿。不仅如此,黄友端每天早上必须到一里地之外的水井去挑水,不挑满一大缸水不让吃饭。1931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攻占了霍山县城。得知消息后,受尽打骂的黄友端瞒着母亲,只身一人找到了红军部队。可只在部队待了5天,国民党军队就打了过来,红军被迫从霍山县撤退,不少人跑回家了。黄友端坚决不回家,跟着红军撤退到山王河西岸。

机灵的黄友端在山王河西为红军站岗放哨3个多月。不久,红军秘密渡过淠河,开始招兵扩红。1932年1月,黄友端正式加入鄂豫皖红军,却只能在11师33团1营当勤务兵。“司务长说我的个子矮,拿不动枪。”老人笑呵呵地回忆说。

24小时不离电话机

1932年12月,红军占领了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创建了以此为中心的川陕苏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奇缺电话兵和司号员。

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总部准备组建电话队,需要招电话兵。当时,黄友端年龄小、个头矮,營长特地向包括黄友端在内的“红小鬼”们征求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去当电话兵或司号员。好奇的黄友端挑选了前者,从营部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司令部。

1933年4月,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黄友端参加了第一批有线电话兵训练班。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黄友端正式成为红四方面军司令部电话总队的一名电话兵,同时也是我军第一代有线通信兵。从此,黄友端与通信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读过书的黄友端对电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么个小东西,为什么能传播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的声音?黄友端很好奇,反复拆装电话机进行研究,掌握了通信的基本原理。

黄老回忆说,当时红军把电话兵看得很重。电话机一般都安装在部队首长的房间内,首长经常和电话兵同吃同住,还派警卫员保护他们。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电话兵要时刻守在电话机旁,分秒不能离开。由于线路不好,都是单根线通话,遇到刮风下雨,不是电铃不响,就是声音很小,所以要昼夜拿着电话机听着,大约每隔十几分钟就要试线一次,发现断线,不管白天黑夜,要立刻出去查修。

电话兵还承担着接听电话、转达内容的任务。由于很多首长讲的是方言土语,双方又相隔几百里的距离,电话里的声音常常很小,往往互相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这时就需要电话兵来帮首长听转电话。如若传错一句话,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接听电话、转达内容,全凭电话兵灵敏的听觉和细心周到的考虑。为了防止听错,对方讲一句话,黄友端常常要复述好几次才转达给首长。

朱总司令让警卫员给他送马灯

一天傍晚,夜幕沉沉,通信班的屋里仍然亮着灯。值班的3个人中,两名战士外出查线,黄友端负责接听电话。电话旁的麻油灯跳跳闪闪地亮着暗黄的微光,由于点的时间有些久,捻子没到了灯油里面,小房子里忽然变成了漆黑一团。

就在黄友端摸黑去找灯芯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半晌,黄友端才摸摸索索地找到了电话,一个浓厚的川北口音传了过来:“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黄友端讲了他的处境。“你为什么不去后勤部要?”对方反问道。黄友端回答说,自己去要过了,但没有要到。

那边没有再说话,撂下了电话。刚过了半袋烟的工夫,两个魁梧高大的红军战士进来了。其中一名战士对黄友端说:“我们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他让我们给你送马灯来了。”一边讲,一边把马灯放在了木桌上。

黄友端端详着朱老总的马灯——锃明瓦亮的玻璃罩,黄铜的金属灯架上已经有了锈迹。黄友端旋开油嘴,扭亮灯芯,小屋里一下子变得通亮。警卫员没有马上走,他们告诉黄友端:“怕你自己人手不够,朱老总命令我们要坚守到查线人员回来才能返回。”

朱总司令的亲切随和和考虑周到,给黄友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坚定了守好电话机的决心。

到达延安后,黄友端所在的电话班很快将总机安装在城隍庙内。随后,上级通知他们给中央首长安装电话。当时,中央领导住在城西凤凰山下的几个窑洞中,大家分头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首长安装电话。朱总司令的电话,就是黄友端带人安装的。

最难忘三过草地

让黄老最难忘的,还是长征途中三过草地的经历。一望无际的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形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难辨路途。战士们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烂泥潭中,越挣扎陷得越深。有的战士为了抄近路,永远地留在了沼泽中……

当问及长征中最困难的时候,黄老说:“还是第三次过草地时,死的人很多。”

第三次过草地前,部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黄老回忆说:“我们把大米用水一泡,用锅一炒,做成黄黄的糌粑炒面,每个人满满地背了两袋子。”

七八月份是雨季,一进入草地,地面高低不平,零零星星的有几棵树,远远望去茫茫一片黄绿色。一潭潭积水很深,上面还有茅草,稍不留意就会陷下去,必须绕着走,一些战士走了直路,就再也没能上来……

草地气候极为恶劣,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夜晚,穿着单衣的红军战士,每个人只披着薄毯子,大家背靠着背互相取暖。此外,红四方面军还面临着粮食奇缺的问题。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仿佛怎么也走不完,粮食却已经消耗殆尽。黄老说:“到最后,每个战士的米袋子都空了,袋缝中还剩下一点,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每天用舌尖舔一舔。”

为了能填饱肚子,战士们只好采野菜吃。白天行军采一大包野菜,用水泡后切碎,如果吃了肚子没有疼或者没拉肚子,晚上大家会坐在一起交流经验,认真地描述那种野菜的叶子是什么样子。

提起吃牛皮带的事,黄老笑呵呵地说:“吃牛皮带可是要费一番功夫的。牛皮带先要用火烤,直烤到牛皮卷曲、发脆,然后用水煮,再切成小块吃。大家咬着皮革,一边咀嚼,一边吞咽,嘴里百味杂陈。”

由于长期饥饿与疲劳,快走出草地的那几天,许多红军战士爬不起来了。看到倒在地上的战友,黄友端赶紧上前去扶。然而,往往他使尽全身力气,还是扶不起来,倒在地上的战友断断续续地说:“我走不了了,你走吧……”黄友端无可奈何,只能偷偷地哭泣。

电话班在抽噎和低泣中上路了。大家互相安慰着:“没有事,后面还有我们的队伍。”就这样,红军以惊人的毅力,熬过了2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第三次走出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

一生都在为通信事业作贡献

1936年,黄友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青年陆续从白区投奔延安,延安相继举办了十几所各种类型的学校。中央军委三局在延安成立了通信学校,1942年7月,黄友端被抽调到通信学校学习。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后,黄友端又被留校任机务培训班的班主任。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通信人才,能够熟练地给学员讲解有线电话的业务课,但因为文化程度低,他只会讲,不会写,学校专门派一名有文化的教员来辅助他。黄老的儿子黄军介绍说:“父亲只是讲,由教员在黑板上写。就这样,父亲一直到1945年才离开延安通信学校,去了东北。”

1949年,沈阳已经解放,东北军区通信处决定派黄友端去筹办沈阳通信教导大队,任教导大队副队长。1950年8月,教导大队更名为沈阳通信学校,黄友端又兼任学校教育科科长。在那个年代,沈阳通信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通信人才。

1950年9月,东北军区通信处决定调黄友端去辽西军区司令部任通信科科長,负责军区司、政、后机关,军区直属的几个师、团,还有省政府机关的有线通信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通信科又担负起为抗美援朝选拔、培训、输送通信兵的任务。

1960年,黄友端被调到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主管全省邮政事业。他的一生,都在为通信事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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