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的胸怀

陈泰山

北宋一代，名臣辈出。政治上影响深远的如王安石；文学上开辟时代的如苏轼；道德品格可作后人楷模的如范仲淹；清廉刚正在民间广为人知的如包拯等等，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称得上名垂青史，而王旦作为真宗一朝的宰相，虽然知名度不是很高，但他宰相做了12年，较好地协调了君臣、官民、官员之间的关系。他不仅有远见卓识，而且知人善用，最大的特点是超出常人的胸怀，忍别人所不能忍，是为一代贤相。

王旦做的最大的一件违心的事恐怕就是赞同真宗封禅。他对皇帝宽容，在今天看来是不坚持原则，但作为宰相，皇权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当皇帝作出错误的决策而又不听劝谏时，他只能妥协，否则只能被外放或罢官。他选择赞同，保住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并且努力使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实际上是使自己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北宋澶渊之盟后，王钦若为抵消寇准抗辽有功的影响，對真宗大讲“城下之盟”是国之耻。真宗问应如何挽回影响，王钦若深知真宗不愿打仗，故意进谏：“只有发兵取幽燕，方可显示大宋天威。”真宗不同意，王钦若乘机进言：“唯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真宗思考很久，说：“王旦要是认为不行呢？”王钦若说：“我用陛下的圣意晓谕他，应该没有什么不行的。”于是找机会向王旦说了，王旦勉强同意。真宗仍不放心，特地把王旦叫来饮酒，酒酣之时，赐给王旦一坛酒，说：“此酒甚好，回去与家人共饮吧。”王旦回家开坛一看，里面尽是珠宝。王旦一生清廉，当然不会因为得了珠宝而放弃原则，但他明白真宗封禅之意已决，自此不持异议。为了把封禅活动变成“天意”，王钦若精心导演了一场“天书”闹剧。封禅后，真宗令王旦撰《封祀坛颂》，此碑刻至今仍保存在岱庙中。

时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对王旦过多指责，但王旦自己却无法释怀，临终前，还对家人说：“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作为儒士，他觉得自己愧对至圣先贤。

王旦和同事相处，更能证明他的博大胸怀。真宗作了一首《喜雨》诗，拿给枢密院和中书省的官员看。王旦看后对王钦若说：“皇上的诗中误写一个字，是不是呈进去改过来？”王钦若说：“一字之误，没大妨碍，不必改了。”背后却把诗中有误的事告诉了真宗。真宗有些不高兴，对王旦说：“昨天的诗中有错字，为什么不告诉我？”王旦只得说：“我拿到诗稿没有再次细阅，没能及时奏明皇上。”他一再向真宗请罪，其他大臣也随着下拜。只有大臣马知节知道实情，他详细地告诉了真宗，并感叹说：“王旦没错，却丝毫不为自己开脱，真有宰相器度。”

寇准几次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短处，但王旦在真宗面前，提到寇准，只说优点。真宗对王旦说：“你虽然称赞寇准，他却专门说你的缺点。”王旦说：“论理本应如此，我在宰相的职位上时间长，政事阙失必定多。寇准对陛下无所隐瞒，更见其忠心正直，这是我之所以看重寇准的原因。”真宗因此更加认为王旦有德行。后来，王旦执掌的中书省往寇准掌管的枢密院发文，违反了公文格式，寇准向真宗皇帝打小报告，真宗责备了王旦，还处罚了有关人员。时隔不久，枢密院给中书省发文，也出现了问题，办事人员以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兴冲冲地呈给王旦，王旦却让手下人退回枢密院改正，寇准知道后很惭愧。

王旦面对臣僚对自己的诋毁不辩解，对自己的误解不计较，这在充满机心和敌忾的官场已是十分难得。当臣僚触怒了皇上，他担着自己被责的风险为别人开脱，更是十分难得。他连续执政多年，始终以“贤”闻名。

王旦作为百官之首，不只是对同僚宽容，对下人过错也从不发怒。下人想试试他的度量，以少许锅灰投到肉汤中，他就只吃米饭。问他何以不喝汤，他说：“我今天偶尔不喜欢肉。”下人又在他的米饭里弄了点灰，他看到后说：“我今天不想吃饭，可端上点粥来。”总而言之，他对下人既不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也无半点指责，体现的是真正的温良恭俭让，令人感叹！

在“伴君如伴虎”的人治时代，宰相一职更迭频繁，王旦却能任职多年，他的雅量、他的“肚里能撑船”的宽广胸怀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