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话语权”运作机制建构

贾敦

摘 要： 权力处置的合理性问题是哲学思维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政治哲学始终关注之焦点问题之一；“多元文化话语权”运作体系问题，关涉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运作之深层的秩序性问题；现实“话语权”运行缺乏体系化的文化运作机制，对人类行为之理性约束与良性运行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哲学思维势必要突破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完成多元文明和谐共存、融合协调、有机整合、共荣发展之思维革命。此必将使不同区域、族群的“文化同质特性”与“文化差异特质”之融合发展的系统模式建构成为其客观、必然的逻辑起点、基础和基本要求。

关键词：多元文化 话语权 哲学思维 权力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362-04

一、引言

在哲学思维之“自然观”与“人文观”的关系问题上，要避免“纯粹物质”主义和“纯粹心理”主义的两极化认识倾斜现象。純粹物质主义的极限：物的极化和非人性化。纯粹心理主义的极限：精神的极化和非物质化。把科学作为宗教神学的恭顺婢女和对科学之极速发展及其贡献的绝对化恭维现象都是极为有害的和不智的。在事实判断（实证思维）与价值判断（价值思维）的辩证关系认知中，如何认知、理解与处理其业已形成的惯性思维问题之思考，才是哲学思维的关键；同时，语言形式之差异与言语权力之差异的现实性存在是哲学思维不可或缺的又一个问题思考之要件。

维特根斯坦说：“为了了解一个对象，我必须了解它的所有内在性质，而并非其外在性质。”1作为一个学习者和思考者，深感有沉重的责任与义务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的日趋严峻和恶化趋向而积极地呐喊、呼吁或唤醒人们沉睡的认知灵感及思维醒觉。我们所濒临的危机潜藏（或部分显现）于两方面中：生存之自然环境危机与极化之人文环境危机中。一个决策者尤其是高层决策者如果不能科学、正确地或者没有能力科学、正确地认知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的变化趋向，则其决策行为乃至行政行为有可能导致极其严重性的后果。此即是每个思考者不能不思考的深层问题。从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研究、思考现实问题是一种必然的最优的方式选择。任何一个悖逆规律特质的认知形式与以此错误范式为标准而改变他人观点之所有企图和行为将历史地、历时地被规律逻辑所否定。

二、多元文化之全球趋势及逻辑阐释

1.多元文化及其“话语权”之哲学诠释

1.1文化。文化即人化，无法抛弃“人性”、“人类性”特质，将其归入“智慧动物”、“情感动物”之思维系列是其逻辑必然。文化，无论是物质文化（物质产品及其表征意义）、认知文化（非理性感应层：心理结构之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非逻辑之认识形式；实践理性层：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人道理性）、规范文化（软约束层：习俗、禁忌、伦理、自律基因；硬约束层：纪律、制度、法律、规制机制）都将对人类行为产生极为深重的影响，而且是系统化、机制化的常衡制约作用，不可不慎重思考其后果的极其严重性。

“多元文化”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类各种群体，在其历史地、历时地发展、演进过程中创造的人类差异性文明形态。差异“文化种群”（民族）其存在形式是不同的，既有“物质性的民族”、也有“精神性的民族”（多识仁波切），例如：多识教授认为“藏族文化的核心是和平、和谐、和睦、和蔼思想，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人人和蔼，这个‘四和是主要的思想。” （多识仁波切：引自讲座记要，电子版） 藏族人，一个能用身体丈量“地球”的民族，其诚信、执着、刚毅和坚定的民族个性已深深地沉淀在其不言而明的文化基因中而成为稳定的行为习惯，但它却被虔诚的信仰之力和无私的精神追求之念将自我定格在神圣的纯粹精神之域而显现出了它是个“精神性的民族”的特质；也有可能存在融“物质性与精神性”复合为一体的种群（理性与非理性思维整合为一的人类“文化种群”）。无论怎样，文化多元性存在是全球趋势。

在当代文化哲学研究中存在的对“文化”之诸多谬误解释与“荒谬对接”现象则比比皆是，此即理论研究不严谨之现实表现，其危害性极大。

1.2“多元文化”与“话语权”之内在逻辑关系。话语权是控制舆论、言语，进而决定行动取向的绝对性力量。言语之说话、对话、会话彰显着人的权力；同样，语言也彰显着人民的思想、情感、习惯之历史记载、传承与行动选择之合理性的规制逻辑的基本权力。若无“多元文化”之差异特质的多元表达形式，也就无所谓“多元文明”共融发展形式的存在，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只有“多元文明”差异特质的存在，而无“话语权”表达形式的存在，则共融发展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可能是荒谬的。它所显现的是文明之历史演进性存在与发展之逻辑表达程式相脱节的现实悖谬。

亨廷顿提出：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俄语），都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2语言成为工具理性的通用武器。每一种语言有其自身的一种结构，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神秘特性（维特根斯坦）。“一元”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必须要解决“权力”分配的均衡问题。如果没有权力分配的“平等性”，就无法克服因语言使用权力的失衡以及语言与本土文化其内在性上产生的冲突和无法与之对接的矛盾性，最终导致两种文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质性冲突，甚至可能产生社会行为上的斗争性冲突。丹尼斯.郎：把“权力”理解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3，把它概括为“武力、操纵、说服”三种能力的复合形式（有别于“权威”所产生的权力效果）。权力问题之关键在于其“有意性、有效性、潜在性、非对称性（不平衡性）” 特质下产生的三个属性，即权力或权威的三个特点： “广延性（掌权者与尊崇者数量比）、综合性（遵从行为者种类比与活动域比）、强度（影响与控制域极限之区间、力度，即效应度）”4“权力资源”之武力、操纵与说服在操纵能力（意识形态资源）、“说服资源”（出版、广播、电视等等）要素的非均衡（分配不公）或失控现象存在，显现了“话语权” 机制建构之必要性与逻辑必然性。 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的试用权的多少问题上，亦即能否在实质上用语言表达差异文明形式的内在特性或彰显不同文明的内在精神气质的问题。“语言是一种生活式样”（维特根斯坦）。“话语理性”（吉登斯） 既是行动者行动意图、目的之理性思索；又是行动者之话语解释。它是客观与主观、手段与目的之逻辑连接和行动推演的辩证运动过程。全球一元化而“日益增长的权力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5所以，自觉的本土语言的独立使用权是“自治”概念的核心要件，也是“宪法”本质的基本体现。现代社会之共通性特质： 它必然会融为“同质性”吗？此论点基于这样的假设：现代社会接近于某种单一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或是其他类型。“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

合理性与非理性之悖论领域是韦伯社会学关注的主要领域和核心概念工具。社会何以可能： 个人意志从何而来？行动意义之源是纯粹内在的精神或心里驱动所致？韦伯先验性地确认：传统取向、价值取向、目的取向绝不可全然归置于内在意义之列，它根之于社会性。然而，在分析社会行动之稳定性关系环节中重复、持久地发生的“习惯”、“习俗”和“利害关系的制约”形式之时却认为它仍取决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其在预设之社会制度和法律的存在与个体认同相联系之时却陷入完全的主观心理倾向之内，即由个人而社会、由行动而结构的因果逻辑之间的极为混乱、模糊的认知中，因而缺乏实证依据。法治在西方社会传统文明中是一个核心观念（此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却在韦伯思维中成为模糊概念），而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恰恰是未能正常发育或普遍缺失的东西，此即文明差异与“话语权”关系处置所不能不思考的核心内容。正如哈贝马斯所示：“被语言结构和敞开的生活世界只有在语言共同体的相互理解的实践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根据。”6简而言之，即“相互理解”之文化共融特性无法脱离一定背景而在真空中进行。而且例行化行动之个体能动性也只能在以非话语形态的实践意识而驾驭其过程，却无法掌控行动之后果。

2.“话语权”问题之视角选择

“多元文化话语权”建构包括两个方面：国际的国家话语权和国内的区域性多元文化话语权。前者是国家宏观发展的核心战略；后者是国内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命题。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建立起一个多民族差异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多元文化和谐运作体系，才能为争得国际性“中华文明”话语权，才能在文明冲突的溶解之域中获得一席之地。

文明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用“遭遇” 一词表达其交往的性质。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之历史遭遇是在文化自觉与冲突中，历史地经历极不寻常的矛盾（心态与理解）、斗争（冲突与共振）、和解（共享与融合）以及多元共存、多元可融、多元并荣的过程而完成了其聚合形态。从民族精神、认知方式、审美视角、伦理生活、身份认同、精神生活、经济行为等方面的历史演绎中实现了话语权世界的精神气质。

“话语权”所涵盖的内容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众多方面。本文重点试图通过对人的行为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语言方面之认知、理解中把握“话语权”的本质。“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7话语权认知的视角无法脱离广义文化的思维逻辑，必须从社会的诸多文化要素方面，即影响经济社会进步的整体要素的方方面面去考察，对民主的、法治的、制度的认知视角去研究，却在最后落脚于语言哲学之思维逻辑中，即“马赛克文化”（Mosaic culture），充分尊重各组成部分的异质性，并且取得了"和而不同"的社会效果，构成世界多元、多色之缤纷图景。现代化与自己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已被知识界密切关注，以新的形式重新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覺”概念，并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主动承担起认识自己的文化及其定位、认识不同的文化及展开跨文化对话的任务” 。在文化论中谈及不同文化对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差异认知之时，触及到了文化价值中“天人对立”思维范式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为消除时代产生的文化矛盾，就有必要深入了解到西方“天人对立”思维的个人中心主义之极端逻辑，就必须调整西方“天人对立”关系认知中的个人中心主义极端化的思维模式（文化基因之惯性化沉淀基质）之影响，从历史性和社会性上来探索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8

中国文化的注重历史性的宗法社会范式，是其文化的特点之一，它正在于将个人纳入到祖先与后代的历史连续性之中，祖先崇拜与基督教一神信仰之间的差异及其社会效应尤为显现。宗法意识代替宗教信仰已被许多论者所肯定。对中国人而言，生命是时间里的一个过客，在时间和空间里有一段属于个人的份额。而其个人性被社会性所阉割。个人生物体在与文化相关联之时却被三个不朽，即所谓立德、立功和立言所遏制。被社会承认、为社会贡献方可获得超越人生物体的生命，即社会生命体。其文化之历史性、社会性相关联而被阉割的个体，不是被神所消匿就是被社会所消解。人在独有的国人人文理念之“社会结构”中，或个体被“群化人格”所湮灭，此即是与西方文明之突出个体、个性的人文理念之极大差异之处。多元文化共生与普世价值之终结成为历史必然。文化无法以不变之身永远复制于上一代的老框框之中，文化之流动、扩大、变化和创新之特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个人既是文化之载体，也是其不断创新之变体。无法否定人与人相互心灵之沟通及其效果，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集体互动中创造之社会共识是社会整体运作之基础和根本，是故多元文化与差异文明共生、共存与共荣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一个客观而现实的必然逻辑特点。“天人合一”，个人生物体——集体——共识（包括语言、意义、反应）， 即人——社会——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是重要的连续体，而非各自区分的主体与客体。文化、文明之维持与创新必然在一个“差序格局”（费孝通）中，以平等、共生、共荣与整合过程中得以延续。文化的沟通、传播靠语言，进而靠文字。语言也有规律性，其破译、复兴和再生，存在着其自身的特点与历史继承性以及独有发展规律，体现于其“民族精神”之中。多元文化与差异文明的人文关怀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生物体基因之外，又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类基因体，即文化基因之延续的必然要求。

3.文明"多元格局"之全球现状

按亨廷顿之逻辑：全球政治多极化、多文明化，既未产生“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文明力量对比在变化中导致以文明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的出现；“普世主义”价值文化把同质文化之核心国家的归属划分引入到类同文化中，与差异文化的对立中引入到文明的冲突里，甚至可能导致区域性文明“断层线”上的战争；在差异文化的重新认同基础上，更新、保护自己文明，防止不同文明彼此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以应对差异文化的挑战。由是：全球新合作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成为可能。

文明认同之界定准则往往是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等。文化偏好、文化共性、文化差异是影响行为的主要因素。

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里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是文明与原始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的冲突，是把女性当畜生还是把女性当人之间的冲突。现实所显并非文明之冲突，"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竟争。"9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若只是有抽象命题阐释而无民众生活的实际植入，没有实在的文化语境区域中之现实考察，则因缺乏刻绘图幅而示数无力、贫瘠。唯有历时地、历史地考究差异文明的固有特质而显现出的特色，才能解决文明冲突可能带来的诸多社会困难和对立矛盾问题。

一论者列举：西方向非西方世界贩卖价值观时，买卖双方都以为是货真价实的价值文化，其结果却不然，在盲目吸纳时陷入一个普遍性灾难中（汤因比）。它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效应，犹如一A型血的人输上了B型之结果类似，它导致了一种“文化溶血”现象。一个没有特性的文化是没有存在价值文化的，它之所以存在、延续是因为它拥有着其独一无二的精神内涵与精神气质在其中的。所以“文化溶血”一定要符合“文化基因”内在的科学演化规律，方可不会导致“文化基因变异”而产生“畸形文化怪胎”及变异文化种群；不会导致知识人的"精神分裂"。20世纪出现了一个全球分裂现象，一方面是经济一体化（物质层面的一体化），全球"扭结"、联系成一块，即一体化、全球化；另一方面却使文化出现了多元文化分裂，而不是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和全球一体化，此对矛盾体彰显了新的世界运行图景与运作秩序。

问题的关键是，在不同的文明因权力分配的实质性差异而导致的无法在客观意义上进行内涵性互动和本质性“平等对话”的问题的客观存在。或曰：“文明的冲突”或是“文明的对垒”等等多重形式的表达程式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方（基督教）、非西方（佛教、儒教、东正教、天主教）或是其他“文明”（伊斯兰教）等等差异性文化冲突或对垒的现实存在是无法否定的。真理往往不是以“强势文明”或“弱势文明”在权力分配上的现实差异而导致的文明演进程度为标准，而相反则是以其内在合理性与逻辑性、客观性，甚至其包涵一定程度的合科学性、合规律性的特质为标准的。一个文明往往是不同的文化种群构成，历史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基因系统或产生了自己较高级的宗教伦理之价值系统、思维系统而进入到一个历史的合理性之定性或定量言语逻辑系统中。它与权力分配为基质的话语权之限定、能力与范围之控制有着根本的差异。一个高级的观念系统是成为支配人之行为的核心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即高级化的文化基因沉淀为其基质的行为规范。

各种职业的国际交往中“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10按维特根斯坦之逻辑，同一词字常常有两种不同的标示方式标示（属不同的符号），依相同方式用于不同命题中（哲学中充满此种混淆）。哲学思维必须善于用“奥卡姆准则”对无“指谓”之标记给于指谓命题，常常违背逻辑语法（逻辑句法）的符合语言准予“虚假指谓”意义的标示方式以彻底的剔除。11权力之失落源自“准规则”、“非常规行动”的大面积存在，它也是法治无法成为规制约束的真正规制和准则之原因所在。为了防止政体、国体结构产生非良性不稳定运行现象之出現，为了释放社会整体活力， 必须翻耕社会土壤以防止社会土壤结板、固化；对社会利益格局固化所导致的社会发展活力窒息现象必须预以充分的调制翻新，要大力调整阻碍社会要素运行的不合理、固化性的秩序；要开发社会良性运行的合理区间，要创造公平的发展机遇之时空环境（包括内环境和外环境），以致创造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实实在在的社会整体运行环境。 这是对创新机遇和挑战的良性回应， 也是对极端实用主义和狭隘群体主义的理性回应。

三、话语权问题的时代特征及区域性表达形式

1.话语权释义之诸多谬识及其时代特征

1.1社会经济发展之区域性非均衡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了“话语权” 的实质性的非均衡思维意识之蔓延。国家一贯提倡“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思维逻辑，却在现实中存在对“话语权”释义之诸多谬见，表现在：（1） 一元化思维方式之惯性思维，垄断着普遍的哲学思维空间。物质利益的极端执着行为产生了哲学思维方式之一元化模式蔓延现象，即社会经济之非均衡发展导致“哲学思维”的“马太效应”普及化，致使意识形态形式之极端物质主义的一元化思维方式选择成为“必然”。（2） 历史文化的文化基因沉淀（历史地形成的诸多不良的所谓“哲学思维”之逻辑惯性），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良性思考的形成与发展，使整体社会缺乏“话语权”之良性循环与发展的人文环境。（3）在规制文化的形成与作用过程中，因“一元”极化思维模式之固化而产生的惯性，严重影响了融合发展、协调运行、和谐运作的新秩序之形成与稳定的运行过程。

1.2“话语权”谬释之时代特征及其表现。（1）一元极化取向与人类多元文明共融发展被遏制的内在矛盾现象存在。将诸多文明被理解或谬释为否定多元性为重心的思维特质，“唯一元化”存在方式为合理之惯性思维仍在延续、扩展，甚至形成以群化性 “一元思维模式”为唯一存在之普遍化态势，抑止了个体独立思考、创新发展的个体自性的同时，人对自然世界的过度占有和工具理性的泛滥使人的主体性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物质世界与人文世界之关系的平衡，以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化己成为行为选择的逻辑必然。而一元化逻辑替代多元共融的客观必然逻辑之思维模式在延续、极化的现象存在，此即科学认知的大忌。人类诸多文化与文明大量流失既是例证。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流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定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它记录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人情、文化理念等重要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核心因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它强调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承认各社区， 尤其是原住居民、各群体， 有时是个人。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是，由于时代发展的思维理念之差异及谬知而导致诸多文明的毁灭性人为毁坏，如“文革”时期大量文物及许多文明传统被破坏既是现代例证。（2）短期利益目标为终极目标的极端化开发行为仍在延续。例如极端的“文革模式”在一些方面有所复燃；许多民族学校之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甚至被取消办学资格；本民族地区限制使用本族语言，甚至限制用母语进行公共性行政交流活动等等。

2.“多元文化话语权”之科学认知及其当代价值

2.1多元文明之哲学诠释。和谐世界之本质是多元文明和谐共存的问题。多元文明，意味着多元价值认同，它的哲学基础是“和而不同”，其辩证实质是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国哲学本源论之天地、乾坤、阴阳，天施地生，形成万物，两极之间，缺一不可；“孤阴不生，孤阳不成”，其“生”与“成”必须阴阳交感和合（生化论）；天人问题，即人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存在的可能性问题（人本论），皆为人本取向为其特质。问题是能否在哲学思维中融入“多维”视角、立体化思维的范式问题。党中央已完成了“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和谐共存，互利共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设置的超越与升华。升华与超越之关键在于哲学思维革命的实质性突破问题。

2.2多元一体共融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逻辑。（1） “话语权”的平等性是人类共融发展的逻辑前提。 若无平等的“话语权”就无法展示和保留其差异文明所独有的文化个性及其特质，自然也就无所谓共融发展、和谐发展之说。（2） 多元文明与自然界之和谐链相同，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只有在多元和谐的人文环境中才能培育出凝心聚力的发展力量，才能创造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有规律地、和谐有序地运作态势。

阿玛蒂亚.森说： “虚构的真理与实际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认知之差异导致不同的社会效果”12。贫穷现象归咎于经济变化和波动的经济学思考，其实文化因素之作用巨大，文化歧视、文化异化等策略产生重大作用。由是，怪癖人类学研究甚至将国民个性之懒惰、漠不关心和愚蠢无能及文化偏执等等对行动所产生影响置于决定性因素之列，如是之极化思维范式比比皆是，例如1943年孟加拉爆发的饥荒被解释为“即不是将灾难解释为低劣的管理所致，而是由臣民们的文化所致。”13以致于造成救灾行动的严重延误便是例证）。

3.“多元文化话语权”机制重构之当代价值是极为明显的。（1 ）“文化式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经济式样的选择。亦即，“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享。”14（2） 文化之“多元结构”特性决定经济文化类型之区域性类别和分割。文明认同具有同源性、共有性特点，且位居核心之国家因文明之差异而相异，也随时间而变化。（3）出现了 “理性化”困惑（马克斯.韦伯之忧）： 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背离性矛盾凸显。工具理性全方位渗透致使“价值理性”连续隐退、人伦沦丧、精神世界分崩离析，“意义世界”之“意义丧失”而招致反文化、反人道的空虚彷徨的文化危机；相伴而致的科层组织无限扩张对人类自由的钳制，人却变为“非人的存在”，变为机器、商品、官僚制等等人造文化的奴隶。人类社会频频出现了“异化思维”所认知的诸多社会现象。价值合理性行动与目的合理性行动之间悖论凸显。要完成哲学思维革命势必要其改变诸多二律悖反之“悖谬”逻辑的思维惯性问题；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四、哲学思维“革命”是时代发展之必然要求

哲学问题之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 “因此无须奇怪，一些最深奥的问题实际上都不是问题。” “命题是实在的图像。” “命题是对原子事实的描述。”15“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16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完成哲学思维之“革命”。“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7要完成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的梦，社会整体之和谐、有序、规范运转是其必要条件。它必须要有一个合理化、体系化的交互作用机制。其中，围绕一个核心机制而形成一个要素均衡互动的话语权结构体系是关键。

1.交往合理性是通过“信念储存库”积淀的特定文化模式所储备的信息总量及其结构所决定的。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的能动性、建构性特质而完成了文化再生产、社会再整合、人格再复制，而语言共识是相互循环的核心要素。哲学思维必须要充分利用“话语权”均衡机制的建构行动过程中，即知识凝聚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立场、资质、感觉方式、认知方式、认同方式的差异性解释模式之形成形式中完成其思维革命。

2.交往合理性潜能的释放过程是语言共识之生成和“话语权”均衡的过程。哲学思维“革命”必须要矫正因“话语权”机制失衡而产生的社会秩序扭曲、畸变现象。话语共识在社会进化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多元文化达成共识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分歧、差异必须在社会交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中释放、解决，从而整合为新的社会规制。

3.社会整合过程中对差异文明之极化（强制）处理导致的危机，其化解过程即是社会进化过程；同时，也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关键机理，务必要及时合理矫正。哲学思维既要克服“物化”理论、“异化”理论之机械决定论、经济还原论、唯科学论的极化思维，又要克服唯心理论的纯粹精神论、神秘幻影论的玄学思维。社会控制能力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真实性）和规范结构之改变（正确性、恰当性），即体制机制问题的整体完善出发去改变思维范式。整合危机是哲学思维“革命”之又一视域。它既要克服、抑制对外部自然控制能力之无限扩张而导致的生态危机出现，又要防止权力与货币对社会生活领域之腐蚀、侵入而致使生活世界的混乱、动荡频发。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必须完成规制原则和认知文化的超越与重构。社会进化的动力之自然特性要依赖于高度抽象的原则机理牵动与“学习机制”推进而实现的（哈贝马斯）。

4.哲学之单值性思维惯性向多值性思维逻辑转换是哲学思维的多元文明之语言转向“革命”的关键。中国哲学思维因历史地依其传承形式之惯性逻辑所形成的文化基因特质，使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分化与整合之混沌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并存，學科定位之教化功能与责任性质凸显而产生了其结构性悖论现象： 传统与当代之时间结构二律背反、本土与外来之空间结构的相悖脱钩（价值思维与实证逻辑相悖）、内容与形式之表达程式的结构性相互脱节。矛盾与困惑始终缠绕着中国哲学思维之超越，其根源在于文化基因之历史沉淀。此即产生了哲学思维的单值向度思维模式向多值向度思维模式的转化与超越成为必然性选择。人类行为选择的多向度思维可能导致不协调的社会结论（犹如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但是社会秩序的理性建构在社会选择理论中以极具强大之逻辑力量（“阿罗不可能定律”）表明， “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中，任何社会选择程序都无法同时满足某些非常温和的合理条件。”18无法同时满足帕累托效率、非独裁、独立性和无限制域这四个条件，却在形式方法与非形式推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多数决策与凝聚性的辩证逻辑推演之信息扩展（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中成为可能。

五、结语

“凡事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保持沉默。”19然而，要实现国家战略之创新型与跨越式发展，则必须进行一场哲学思维革命，就必须建构一个有机运行的多元文化之“话语体系”。通过规范规制文化的法治化有机运行体系以及机制化建设，从而完成、获得具有以宪法为基质、法律为保障的多元化的基本“话语权”体系之形成及其以法使用、规范和发展不同民族之语言（包括文字）文化、习俗文化、认知文化、规制文化等的基本的"话语权"机制的形成。此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础，也是哲学思维革命的实质性要件。

注释：

1.（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王平复译：《逻辑哲学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版，第41页。

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10版，第41-42页。

3.（美）丹尼斯·郎著，陆震纶等译： 《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4（美）丹尼斯·郎著，陆震纶等译： 《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11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10版，第 48 页。

6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版

7 参见张兆暑著：《非常规行动及其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哈贝马斯）

8参见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10版，第49页。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10版，第40页。

11参见维特根斯坦著，王复平译： 《逻辑哲学》，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版，第12-13页。

12（美）阿玛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 《身份与暴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90页

13（ 美）阿玛蒂亚·森著，李风华等译： 《身份与暴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92页

1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10版，第40页。

15 （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王平复译： 《逻辑哲学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版，第14-17页。

16 （美）路德維希·维特根斯坦著，王平复译： 《逻辑哲学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版，第20页

17 参见习近平著： 《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版

18参见（美）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译：《理性与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60—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