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进展

鲁晶+杨学春

摘 要：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药的需求不断增加。草甘膦作为一种除草剂，被广泛应用于农田、果树，草甘膦的大量使用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也对环境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该文综合国内外文献，从草甘膦对土壤环境、水生生物、牲畜以及人体的影响方面阐述了草甘膦对环境的影响。通过综合分析，草甘膦使土壤有盐碱化趋势，对土壤微生物、水体生物一般为低毒，草甘膦的不合理使用能够使牲畜和人中毒甚至死亡。在此基础上，倡导规范使用草甘膦，并对修复土壤污染进行展望，为草甘膦的合理选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草甘膦；土壤环境；水体生物；牲畜；人体；影响

中图分类号 S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8-0071-05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the demand for pesticide is increasing.Glyphosate is widely used to increase the yield per unit area in farmland，fruit trees，as a herbicide，but the widespread use of glyphosate also poses a potential risk to the environment.In this paper，the effects of glyphosate on the environment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oil environment，aquatic organisms，livestock and human body.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glyphosate has the tendency of salinization of soil，glyphosate has low toxicity to soil microbe and water body generally，and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glyphosate can cause livestock and humans to poison or even die.On the basis of this，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use of glyphosate，and this paper also prospected the future research of restoring contaminated soils.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selection of glyphosate.

Key words：Glyphosate；Soil environment；Water body；Livestock；Human；Influence

草甘膦是一种常用的除草剂，因其毒性低、低残留、效率高、对环境影响较小[1]等特点被广泛使用，被应用于橡胶林、桑树林、茶树园、果园、大豆田、棉花田等。草甘膦能够在土壤中吸附、迁移，并通过扩散转移到水体，对环境和生物产生影响，并且能够通过生物富集对人体产生影响。

2014年，全球草甘膦产量为8.43×105t，我国草甘膦产量为6×105t[2]，占全世界草甘膦产量的70%以上。由于2014年产能过量，2015年草甘膦销售价格较2014年有所降低。百草枯和草甘膦一样为除草剂，由于毒性高，百草枯水剂于2016年7月1日停止在国内出售[3]，这又刺激了草甘膦市场，目前草甘膦销量仍然很高，草甘膦的高使用量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其对环境的影响。

1 草甘膦简介

草甘膦纯品为白色固体且不易挥发，在水中略溶，其理化性质如表1所示。市面上常见的草甘膦剂型有水剂和粉剂，常见的草甘膦制剂品名见表2。常见的农药有草甘膦、莠去津、百草枯等，研究草甘膦时往往把草甘膦和其他农药对比研究，草甘膦和几种常见农药作用机制如表3所示。

2 草甘膦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草甘膦进入土壤有多种途径：田间施药时直接进入土壤；附着在农作物上随雨水或被风吹进入土壤；进入大气中沉降或随降雨进入土壤。草甘膦会使土壤微生物、土壤动物、土壤理化性质发生改变。

2.1 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土壤中的微生物对土壤结构的形成，土壤矿物质、有机质的分解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土壤微生物能够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固态氮，为土壤植物提供氮肥[4]。草甘膦的施用不仅会影响微生物的生长，也会间接的影响微生物对土壤的分解、转化，最终影响土壤的肥力以及植物的生长。土壤微生物最普遍和传统的研究项目主要是微生物的数量、土壤的活性和土壤呼吸。一般采用平板稀释法[5]计数计算微生物的数量。土壤酶活性一般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铜盐比色法、靛酚蓝比色法、对硝基苯磷酸二钠比色法等方法测定[6]。土壤呼吸以二氧化碳释放量作为呼吸强度的指标[7]。

2.1.1 草甘膦对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草甘膦喷洒后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可以反映草甘膦对微生物的影响。土壤中的微生物以细菌为主，此外还有放线菌、真菌[1]。大豆根瘤菌及大豆根腐镰刀菌是大豆土壤中常见的微生物，大豆根瘤菌可以通过固氮作用增加土壤肥力，为大豆生长提供肥料，大豆根镰刀菌则有可能引起大豆根腐病。目前关于草甘膦对细菌、放线菌和真菌的影响较多，而关于草甘膦对大豆根瘤菌和镰刀菌影响的研究较少，草甘膦对土壤中其他特定微生物影响的研究更少。有研究表明，以海南的耕作层土壤为研究材料，用混菌法稀释培养真菌、细菌、放线菌，配制5种浓度的草甘膦溶液加入微生物中，结果发现草甘膦对这几种微生物数量的抑制性随着加入的浓度的升高而增强[8]。以东北黑土地为研究材料，用采用混藥土法培养细菌、真菌、放线菌、大豆根瘤菌及大豆根腐镰刀菌，配制7种浓度的草甘膦溶液加入微生物中，结果发现草甘膦的浓度越高对细菌、真菌、大豆根瘤菌数量的抑制性越强。当草甘膦的浓度为10mg·kg-1，20mg·kg-1的低浓度情况时，土壤放线菌、大豆根腐镰刀菌的数量有轻微的增长[1]。以紫色土壤为研究材料，用紫色土壤种植小麦盆栽，培养盆栽土壤中的细菌、放线菌、真菌，结果表明，草甘膦浓度越高对小麦盆栽中的细菌数量的抑制性越强。草甘膦对小麦盆栽中的放线菌的抑制作用随着其浓度的增加而降低。低浓度的草甘膦和高浓度的草甘膦对真菌的抑制作用出现的时间不同，低浓度的出现时间较早，高浓度的出现时间较晚[9]。以油茶林土壤作为研究材料，研究加入草甘膦后土壤真菌、放线菌、细菌的数量变化。结果表明，在喷洒草甘膦60d后，3种微生物的活性都收到抑制，喷洒草甘膦120d后，放线菌和真菌的数量仍然被抑制，但是细菌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10]。综上，当使用高浓度的草甘膦处理常见微生物后，微生物数量普遍会降低，微生物活性被抑制，草甘膦浓度越高，微生物的活性恢复越慢，甚至不能恢复。

2.1.2 草甘膦對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包括脱氢酶、过氧化氢酶、蛋白酶、脲酶、磷酸酶[11]等，土壤中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是这些土壤酶的来源，土壤酶和土壤微生物一起对土壤的物质转化起到推动作用。以水稻试验田耕作层土壤为研究材料，喷洒不同浓度的草甘膦，取样测蛋白酶、过氧化氢酶、脲酶、蔗糖酶的活性。实验结果表明，脲酶的活性受草甘膦的影响较轻，其他3种酶受草甘膦的影响较为显著，高剂量的草甘膦对这3种酶的活性的抑制性都比较显著，低剂量的草甘膦在6d内对蔗糖酶和过氧化氢酶的活性有促进作用[11]。以安阳和安庆两地的棉花田表层土壤为研究材料，用50～5 000mg·kg-1浓度的草甘膦分别处理土壤，测定土壤过氧化氢酶、脲酶、磷酸酶的活性，结果表明，草甘膦浓度越高，对土壤酶的影响越显著。过氧化氢酶的活性因草甘膦浓度的增加而减小。浓度为50～500mg·kg-1的草甘膦处理后对脲酶的影响为先抑制后激活。当草甘膦浓度为5 000mg·kg-1时，安阳土壤中的脲酶活性被抑制，安庆土壤中的脲酶活性先被抑制后被激活。500mg·kg-1草甘膦处理后，安阳土壤中的磷酸酶活性被抑制，安庆土壤中的磷酸酶活性被激活。5 000mg·kg-1草甘膦处理后，磷酸酶活性被激活[12]。

2.1.3 草甘膦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土壤呼吸代表了土壤微生物的呼吸和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分解程度。研究草甘膦对土壤呼吸的影响程度，可以反映出草甘膦对微生物活性的影响程度。通过实验室培养研究草甘膦、苯磺隆等典型除草剂对土壤呼吸的影响。在实验土壤中分别加入尿素、硫酸铵两种氮肥，再分别加入草甘膦等除草剂，采用间歇密闭培养—气相色谱法分析土壤呼吸。实验结果表明，分别添加硫酸铵和尿素后，草甘膦都显著抑制了土壤呼吸，草甘膦对加入硫酸铵的土壤的呼吸抑制作用强于加入尿素的土壤的抑制作用[13]。以菜田土壤为实验材料，在土壤中分别加入草甘膦和尿素。发现加入尿素以后土壤呼吸增加，而加入尿素后又加入草甘膦的土壤呼吸被抑制[14]。以黄绵土、褐土、红壤和风沙土4类土壤为实验材料，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草甘膦，采用密闭静室碱液吸收法测定二氧化碳释放量。得出草甘膦对土壤呼吸有轻微激活作用，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草甘膦对微生物的毒性较弱，加入的草甘膦被微生物降解了，增加了土壤呼吸[15]。综上，草甘膦对土壤呼吸程度的影响还与土壤的肥力和土壤的类型等诸多因素相关。

2.2 草甘膦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土壤动物生活在土壤中，通过分解土壤中的有机质、动物粪便、动物尸体为生。蚯蚓是土壤动物里较为有代表性的无脊椎动物，蚯蚓以土壤中腐败有机质为食，活动在土壤中，使土壤的透气性增加[16]。关于草甘膦对土壤生物的影响的研究多以研究蚯蚓为主，关于草甘膦对其他土壤生物的影响研究较少，草甘膦对蚯蚓的急性毒性很多实验结果都为低毒。王彦华等采用滤纸法和人工土壤法两种方法测定包括草甘膦在内的多种除草剂对蚯蚓的急性毒性。以LC50（半数致死量的药剂浓度）为评价标准，2种方法操作的草甘膦LC50值为327.8（238.8～672.2）～576.1（457.6～918.5）μg·cm-2，根据《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属于低毒等级，几种除草剂的急性毒性比较结果为：丙草胺>百草枯>草甘膦>特丁津[17]。王飞菲等同样用滤纸法和人工土壤法测定精喹禾灵和草甘膦LC50值分别为638.7和546.4μg·cm-2，属于低毒。用人工土壤法进行氧化胁迫试验，实验结果表明，100～700mg·kg-1浓度范围内的2种除草剂对蚯蚓不会造成严重的氧化损伤[16]。姜锦林等用人工土壤法研究多种农药对蚯蚓的急性毒性，实验结果也表明草甘膦对蚯蚓的急性毒性为低毒[18]。

2.3 草甘膦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土壤的理化性质影响着土壤的耕种方式，土壤的理化性质包括土壤的pH、有机质含量、通气性等指标。用10%的草甘膦喷洒湖北三地的农田，实验得出，喷洒10%的草甘膦后，土壤的钠碱化度、电导率、总碱度、钠吸附比和pH值均呈现增加的现象[19]。以毛竹笋用林土壤作为实验材料，分别对土壤做3种处理：喷洒草甘膦；加入草甘膦同时使用化肥；不加入草甘膦也不使用化肥。比较3种处理后土壤的理化性质，发现喷洒草甘膦而又不施肥土壤的孔隙度会减小，喷洒草甘膦会使土壤的有机质减少，土壤肥力也会减弱[20]。对棉花地土壤加入草甘膦，发现草甘膦使棉花地的碱度和盐度都有所增加[21]。因此不合理的使用草甘膦会使土壤硬化、肥力减弱、土壤有盐碱趋势。

3 草甘膦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草甘膦进入水环境有多种途径：进水道喷洒的草甘膦通过排水道进入；草甘膦通过土壤地表径流进入；草甘膦通过地表溶进入；草甘膦喷洒到空气中随降雨或沉降进入；不规范的清洗喷洒草甘膦的用具随水进入。不仅在中国，西班牙[22]、奥地利[23]的自然水体中都检测出了草甘膦。水中常见的生物是藻类、蚤和鱼类，这3种生物又组成了一条食物链，草甘膦对这些生物都有一定的影响。

藻类是水体中最常见的原生生物，当草甘膦等农药进入水体后，首先会影响的就是藻类。把微囊藻和四尾栅藻放在人工气候培养箱内培养，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草甘磷和其他农药，提取藻液，低温冷冻离心、丙酮萃取，测定藻类叶绿素a含量，通过EC50值（半数抑制浓度）分析草甘膦和其他除草剂对微囊藻和四尾栅藻的急性毒性。90h后，草甘膦异丙胺盐对微囊藻的EC50值为0.941 8mg·L-1，对微囊藻的急性毒性小于辛硫磷和毒死蜱但是大于乐果。草甘膦对四尾栅藻的EC50值为7.25mg·L-1，对四尾栅藻的急性毒性大于辛硫磷、毒死蜱和乐果[24]。以斜生栅藻为研究对象，分别加入草甘膦、2，4-D和莠去津2种除草剂，实验结果发现，草甘膦、2，4-D对斜生栅藻的毒性远小于莠去津对斜生栅藻的毒性[25]。以N.Palea硅藻为研究对象，研究草甘膦原粉对N.Palea硅藻的影响。96h后，草甘膦原粉对N.Palea硅藻的EC50值为55.92mg·L-1，为中毒等级[26]。

缢蛏、可口革囊星蟲和大弹涂鱼是常见滩涂生物，大型溞是湖泊和河水中常见的生物，鱼类、福寿螺和刺身等水生生物是人类常食用的水产，草甘膦进入水体中，对这些水生生物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以鲫鱼为研究对象，草甘膦对鲫鱼的24h急性毒性LC50值为1.228mg·L-1。在加入了不同浓度的草甘膦水中放入鲫鱼，经过一定时间后，取出鲫鱼的肝脏，对肝脏细胞进行电镜切片，发现鲫鱼肝细胞出线空泡等受损现象，草甘膦对鲫鱼的肝脏造成了损伤，鲫鱼表现为中毒[27]。以青鳉鱼为实验的研究动物，研究草甘膦对清鳉鱼的影响情况。把青鳉鱼鱼苗养在加入不同浓度的草甘膦的水中，经过35d，取鱼的性腺、肝脏进行研究。发现草甘膦有一定的雌激素效应，对雌鱼卵黄蛋白原基因的诱导能力大于对雄鱼的诱导能力[28]。研究草甘膦对草鱼、鲫鱼和鲢鱼的急性毒性，把几种鱼的鱼苗放在加入草甘膦的水中培养，发现96 h LC50分别为0.251 8、0.259 9和0.258 8mg·L-1，草甘膦对3种鱼表现为高毒[29]。研究草甘膦对刺身的急性毒性，发现48 h LC50值为132.99mg·L-1，96 hLC50值为97.92mg·L-1为低毒，草甘膦还会影响到刺身的生理结构[30]。大型溞是国际上标准的测试水体，研究草甘膦对大型溞和福寿螺的急性毒性，48h对大型溞和福寿螺LC50值分别为6.07、175.00mg·L-1[31]。通过实验研究草甘膦对缢蛏、可口革囊星虫和大弹涂鱼3种常见滩涂生物的急性毒性，发现急性毒性为低毒，毒性顺序为可口革囊星虫<大弹涂鱼<缢蛏[32]。

4 草甘膦对牲畜和人体的影响

如果严格按照规范使用，草甘膦与牲畜和人体的接触较少，对牲畜和人体的影响较小，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会有很多情况使草甘膦与牲畜和人体接触，这种情况下牲畜的死亡率较高，草甘膦是否会使人致癌尚无定论。

4.1 草甘膦对牲畜的影响 家禽和牛等牲畜往往会误饮被草甘膦污染的水或者误食被草甘膦食物。有报道鸭、鹅误饮被草甘膦污染的水中毒死亡，主要症状为肝脏肿胀变脆，肠道出血[33]。在贵州省大方县马场镇畜牧站，耕牛在耕地后死亡的有20例，原因是这些耕地喷洒过草甘膦，牛接触后呼吸困难死亡[34]。在马场畜牧站，也有猪和牛因吃过喷洒过草甘膦的草死亡的案例[34]。草甘膦的正常使用剂量为1～2mg·kg-1，而研究发现对牛未观察到损害的剂量为400mg·kg-1[35]，如果正常使用草甘膦，不会出现这么高的浓度，对牲畜的影响也会减少，很多牲畜死亡的原因都是因为不按照规范使用草甘膦。

4.2 草甘膦对人体的影响 农药有可能在喷洒时直接与人体接触，又或者污染的河水、食物进入人体。农药对人体的毒性有几种：迟发性神经毒性；致癌、致畸、致突变。（1）直接服用草甘膦会有致死的可能性。在马场镇畜牧站，有两位村民直接服用草甘膦20mL以上自杀，送医后死亡[34]。研究5起医院救治的儿童服用草甘膦案例，服用50～150mL40%浓度的草甘膦后，儿童肝、肾、肺功能都严重损害[36]。总结众多案例后发现，服用草甘膦中毒后被成功救治的案例中最大的服用量为200mL[35]。（2）喷洒接触或通过食用被草甘膦污染的食物都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目前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对老鼠等哺乳动物的实验基础上。用41%草甘膦对老鼠进行灌胃染毒，发现24hLC50值为4 640mg·kg-1[37]。哺乳动物口食草甘膦的LD50（半数致死量）在0.7～11g·kg-1[35]。总结草甘膦对人体的毒性影响，草甘膦对人体的肝、内分泌系统、生殖细胞都会产生危害，吸入草甘膦喷雾也会导致呼吸系统不适，眼睛接触喷雾会引起结膜炎，皮肤接触会引发皮肤炎症[38]。因此在喷洒草甘膦时要避免与草甘膦的接触，减小喷雾雾滴，不逆风喷洒。学者对草甘膦是否能致癌说法不一，有学者发现草甘膦能够导致皮肤癌[38]。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于2015年3月20日发布草甘膦“可能致癌”，而美国环保署（EPA）发布的白皮书表明，草甘膦并不会增加人类患癌风险[39]。

5 结论与展望

草甘膦的使用减少了杂草的产生，方便了田间管理，提高了产量。草甘膦对土壤生物、水生生物的急性毒性一般为低毒，毒性较轻。但是如果不按照规范使用草甘膦，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会污染土壤、水体，使牲畜中毒死亡，甚至危害人类健康。在使用过程中，农民会错误的加大剂量和使用次数、混用多种除草剂，这都加大了草甘膦对环境的影响，因此，要大力提倡规范使用草甘膦。

由于草甘膦毒性较低，目前关于草甘膦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很多关于土壤方面的研究局限于实验室研究，而实地田间的研究很少，因而会忽略草甘膦和多种因素一起对土壤环境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草甘膦可减少重金属对环境的污染[40]，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且多少剂量的草甘膦能够修复重金属污染尚无定论，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剂量是否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些微生物对草甘膦有降解作用[41]，通过微生物修复草甘膦污染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这也是以后可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陶波，蒋凌雪，沈晓峰，等.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J].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11，33（2）：162-168.

[2]佚名.中国草甘膦2014年出口概况[J].农药市场信息，2015（15）.

[3]申桂英.2016年7月1日起百草枯水剂在中国禁用[J].精细与专用化学品，2016（7）：47.

[4]张燕丽.土壤微生物对不同栽培措施响应的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14.

[5]周新文，陆贻通.化学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J].上海环境科学，1997（12）：35-37.

[6]吴小玲，付立林，贺小兵，等.草甘膦对稻田土壤酶活力与土壤呼吸强度的影响[J].湖南农业科学，2011，2011（17）：86-88.

[7]呼蕾，和文祥，高亚军.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量及呼吸强度的影响[J].西北农业学报，2010，19（7）：168-172.

[8]邓晓，李雅琦.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影响的研究[J].农药，2005，44（2）：59-62.

[9]周定建.百草枯和草甘膦对紫色土土壤微生物数量及酶活性的影响[D].重庆：西南大学，2010.

[10]陈隆升，陈永忠，彭映赫，等.草甘膦对油茶林土壤微生物数量及酶活性的影响[J].湖南林业科技，2015（4）：32-35.

[11]吴小玲，付立林，贺小兵，等.草甘膦对稻田土壤酶活力与土壤呼吸强度的影响[J].湖南农业科学，2011，2011（17）：86-88.

[12]姜伟丽，马小艳，任相亮，等.除草剂草甘膦对棉田土壤盐化和碱化指标的影响[J].棉花学报，2015，27（6）：583-588.

[13]孙青，史淳星，石坤，等.添加不同 N源条件下典型除草剂对土壤呼吸和 N2O排放的影响[J].环境科学，2012，33（6）：1994-1999.

[14]丁洪，郑祥洲，雷俊杰，等.除草剂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2，31（2）：435-439.

[15]呼蕾，和文祥，高亚军.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量及呼吸强度的影响[J].西北农业学报，2010，19（7）：168-172.

[16]王飞菲，郑梦梦，刘树海，等.两种除草剂对蚯蚓的急性毒性及氧化胁迫效应[J].生态毒理学报，2014，9（6）：1210-1218.

[17]王彦华，俞卫华，杨立之，等.22种常用除草剂对蚯蚓（Eisenia fetida）的急性毒性[J].生态毒理学报，2012，07（3）：317-325.

[18]姜锦林，单正军，周军英，等.常用农药对赤子爱胜蚓急性毒性和抗氧化酶系的影响[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7，（03）：466-473.

[19]刘冰，刘全科，周扬.施用10%草甘膦水剂对土壤环境的影响[J].湖北植保，2011（1）：58-60.

[20]毛美红，俞婷婷，傅柳方，等.草甘膦对毛竹笋用林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分析[J].竹子研究汇刊，2011，30（3）：29-32.

[21]姜伟丽，马小艳，任相亮，等.除草剂草甘膦对棉田土壤盐化和碱化指标的影响[J].棉花学报，2015，27（6）：583-588.

[22]Sanchís J，Kantiani L，Llorca M，et al.Determination of glyphosate in groundwater samples using an ultrasensitive immunoassay and confirmation by on-line solid-phase extraction followed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J].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2012，402（7）：2335-2345.

[23]Popp M，Hann S，Mentler A，et al.Determination of glyphosate and AMPA in surface and waste water using high-performance ion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dynamic reaction cell mass spectrometry （HPIC-ICP-DRC-MS）[J].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2008，391（2）：695-699.

[24]王娜.有机磷农药对水华藻的毒性及干扰效应[D].暨南：暨南大学，2012.

[25]南海红.重金属及除草剂对斜生栅藻诱导型群体形成及光合作用的影响[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

[26]李培林.草甘膦与Cu2+对菱形藻的单一与复合胁迫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6.

[27]張彬彬.草甘膦对鲫鱼肝脏内膜系统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影响[J].湖北农业科学，2010，49（7）：1681-1683.

[28]夏爽，赵砚彬，杨鸣琦，等.草甘膦对青鳉鱼卵黄蛋白原的诱导及其潜在分子机理[J].中国环境科学，2013，33（9）：1656-1663.

[29]傅建炜，史梦竹，李建宇，等.草甘膦对草鱼、鲢鱼和鲫鱼的毒性[J].生物安全学报，2013，22（2）：119-122.

[30]李君.农药草甘膦对刺参成参的毒性的研究[D].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3.

[31]南海红.重金属及除草剂对斜生栅藻诱导型群体形成及光合作用的影响[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

[32]谢嘉华，林奕凡，林敏，等.草甘膦对3种滩涂动物的急性毒性及安全评价[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6）：1-4.

[33]李彬，顾雪清，施新华.除草剂引起鸭鹅中毒死亡的报告[J].医学动物防制，2009（1）：61.

[34]韩永华.草甘膦对人畜的危害及使用时的注意事项[J].养殖技术顾问，2011（7）：252.

[35]周垂帆，李莹，张晓勇，等.草甘膦毒性研究进展[J].生态环境学报，2013（10）：1737-1743.

[36]刘小青，黄玉辉，郑卫民，等.儿童急性草甘膦中毒五例临床分析[J].中国小儿急救医学，2014，21（8）：524-525.

[37]陈鹏.41%草甘膦对小鼠的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的实验研究[J].长沙医学院学报，2009（2）：7-10.

[38]窦建瑞，钱晓勤，毛一扬，等.草甘膦对人体的毒性研究进展[J].江苏预防医学，2013，24（6）：43-45.

[39]佚名.美国环保署表态：草甘膦不致癌[J].农化市场十日讯，2016（28）：45.

[40]周垂帆，林静雯，李莹，等.草甘膦对重金属毒性的抑制效应研究——以发光菌（Photobacterium phosphoreum T3）为例[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4，33（12）：2329-2334.

[41]余贤美，付丽，王洁，等.枯草芽胞杆菌 Bs-15对土壤中草甘膦的降解及土壤微生态的影响[J].山东农业科学，2016，48（3）：66-69. （责编：张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