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融合：德国批判理论之思与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之探
——赵勇访谈录

○李莎

——赵勇访谈录

○李莎

一、在文学和社会之间

李莎：从您早年的研究来看，当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性理论悉入囊中。您曾经说，当代中国文学都是按全集一网打尽，赵树理、汪曾祺、路遥更是笔下常客，而像卡尔维诺、艾柯、昆德拉、萨特、加缪、策兰等人也常出现在您对时代症候的参照之中。首先，请您谈谈这些文学经验对您日后文学批评的视角有哪些影响？

赵勇：与做文学理论研究的许多同行相比，我可能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关注要多一些，以前是一种喜好，后来则成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行为。因为我觉得做理论的人如果对文学本身不敏感，或者没有拥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理论研究变成一种“不及物”的东西。读的各种“主义”的作品多了，自然也就获得了一种眼光、视野和能力，也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学价值观。刘勰所谓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这种基础，无论是做文学批评还是做理论研究，才会觉得自己心里有底，而不至于人云亦云，甚至被人忽悠。我最近刚刚编出一本名为《文学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文学批评集，交给了台湾的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在这个集子的自序中，我回顾自己做文学批评的体会，用“越界者”“旁观者”和“业余者”加以概括。这既是一种批评姿态，可能也隐含着一种批评的视角。所谓“越界”，是我没有老实本分地与理论为伍，而是常常跑到当代文学领域中去写文章，发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