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本汉学家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实证研究

2017-05-16 05:52葛海庭
长江文艺评论 2017年2期
关键词:周树人汉学家小田

◎ 葛海庭

20世纪日本汉学家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实证研究

◎ 葛海庭

主持人语:

就海外鲁迅研究的国别比较来说,日本学界起点最早、人数最多、成果最为丰富、谱系最为清晰、中日对话最为频繁,而且鲁迅作为一个外国作家,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日本现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之中,成为了文学本土化的范本。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意义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范围,“日本的鲁迅”、“世界的鲁迅”已经成为传播史、影响史、接受史的事实。本期三篇论文围绕“日本鲁迅研究”这一话题,角度不同,各有特色。

在东亚的天空下思考鲁迅的创作、思想与人生,意味着一个中、日、韩跨文化圆桌对话平台的形成。借助鲁迅这一面镜子、这一座桥梁,各国学者不仅得以了解对方多元化的学术思路、观点与方法,而且可以加深文明之间的了解与认同,共同推进东亚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进步。

李松

引言

“弃医从文”是鲁迅人生道路重要的转折点,也是知识分子文学救国的时代症候,鲁迅研究者历来都非常看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本是研究鲁迅最早的国家,也是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日本汉学家对鲁迅“弃医从文”的研究存在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本文围绕日本汉学家对“弃医从文”的实证研究,以20世纪早期和二战后七十年代为两个时间焦点,突出早期介绍性文字、早期三种传记、渡边襄的考证和阿部兼也的分析等重点,回溯日本汉学家对“弃医从文”由前实证研究到实证研究的历史接受过程,并初步探讨日本汉学家实证研究特点形成的原因。

20世纪早期日本汉学家的前实证研究对鲁迅“弃医从文”的态度是接受文本事实,追随鲁迅的重述,主要以增田涉、井上红梅、小田岳夫的鲁迅传记为代表。战后日本汉学家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实证主义研究,则以渡边襄和阿部兼也为重点,他们的研究成果较为完整地还原了当年鲁迅“弃医从文”的历史事实,并且各具特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文的论述中,1906年“弃医从文”的周树人与后来20年代重述“弃医从文”的鲁迅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间主体,因此会同时使用“周树人”与“鲁迅”。

一、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早期介绍

最早在1909年,日本东京的刊物《日本及日本人》上就出现了介绍周氏兄弟的简短文字,只是对《域外小说集》广告性的介绍,并无有关周树人“弃医从文”的文字。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译介鲁迅的著作,刊登在北京的日文报纸《北京周报》上,主要的读者群是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侨民。1923年该报记者丸山昏迷发表作家简介《周树人氏》,丸山的观点有四个部分:第一,当初去仙台留学的中国学生只有周树人一个(但事实上还有一个叫施霖的留学生);第二,周树人离开仙台的原因是察觉到同班学生对他期末成绩的怀疑,感受到“漏题事件”给他带来的屈辱,并未提及“幻灯片事件”;第三,当时正处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社会媒体经常会报道中国俄探的传闻,在这种非常时期下的氛围中日本学生怀疑周树人成绩的真实性;第四,是因为周树人觉得文学比医学更加能够“安慰寂寞人心”,而他所说的“寂寞感”是指不被周围环境所信任而形成孤立感。丸山的撰写时间和鲁迅在《自序》中的重述具有同时性,他的叙述是较为贴近鲁迅在1922年底对自己当年“弃医从文”的认识的,尽管存在一定的疏浅之处,但这种疏浅并不代表错误。

二、三种传记中的鲁迅“弃医从文”

随后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汉学界出版了多种鲁迅传记。在各种传记中均对周树人“弃医从文”的人生转折做了一定程度的叙述。有三种传记在早期日本汉学界中流传较广,作者分别是增田涉、井上红梅和小田岳夫,其中小田的传记在内容上最为翔实,分析也最为深入。三本传记中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叙述实质上则是一种前实证研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追随鲁迅重述“弃医从文”的文本事实。

增田涉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著作的日本翻译家。1931年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的介绍与鲁迅相识,此后他师从鲁迅,学习《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回到日本后,增田与鲁迅依旧保持着书信的往来。据增田回忆,《鲁迅传》完成于1931年,并且经过鲁迅的修改,在1932年4月发表在东京的日文杂志《改造》上。这是日本人撰写时间最早的鲁迅传记,后来由梁成译成中文,刊登在中文杂志《台湾文艺》1935年的新年专号上。1977年《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又刊载了卞立强的译本,本文参照卞的译本。增田在这篇传记中,大量引用鲁迅在《〈呐喊〉自序》《朝花夕拾》上的文字作为传记材料的直接来源和论证依据,是鲁迅重述的“代言人”。笔者在此处不再赘述。

1933年6月,井上红梅的《鲁迅年谱》被翻译发表在北京刊物《世界日报》上,他认为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原因有二:一是周树人看到“侮辱中国人之电影”而弃医退学;二是将“医术之希望”寄托于文学上。此处的“电影”应该是指“幻灯片”事件,而“医术之希望”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及的“梦”——救治国民的疾病和传播维新的信仰,换言之就是救国图存的希望。井上对周树人“弃医从文”的认知在整个年谱的撰写中几乎是一笔带过,未做深入挖掘。

小田岳夫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驻杭州的领事馆任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从事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是一位有一定影响力的日本汉学家。1941年3月,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在筑摩书房首次出版,此后多次增订再版。在中国学界中共有四种中文译本,分别是:1941年伪满洲新京(长春)艺文书房出版的单外文译本;1945年上海星洲出版社出版的任鹤鲤译本;1946年北平艺光出版社印行的夜析译本,书名被改为《民族导师鲁迅先生的一生》;第四种是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10月出版的范泉译本,当时许多报刊都对范本作了转载和评述。范本因为经过了许广平的检查和修订,改正了小田原著中的许多事实性错误。本文并不参照范泉的译本而参照单外文的译本,这是因为相对于范泉的译本,后者更接近小田的原意。

在《鲁迅传》的第二章《日本留学》中,小田详细地叙述了周树人从南京到日本的求学经历,挖掘较深,这些分析相比于之前的日本汉学家的认识更为深入。其中解释当年周树人从医的原因时,小田这样写道:“其所以赴仙台的原故,似乎是厌恶东京留学生界底浮薄的氛围气。”根据小田的理解,周树人当初是因为怀有医学救国的志向而决定以医科为学习的专业;选择离开东京去仙台的学校而不是就近在东京的医学院学习,则是因为他厌恶东京的清朝留学生浮躁轻薄的作风,而在仙台似乎没有中国人去,能够远离那些“浮薄”的留学生。小田继续写道:

他在一张片子里看见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作侦探,在一群中国人围观之下被枪毙了。他有感,他痛苦,于是他想放弃积极的学医之志,去从事改革灵魂,拿什么去改革灵魂呢?他认为除以文学之力是没有其他方法的。

可见,小田认为经过“幻灯片事件”之后,周树人觉得改革中国人的灵魂是比增强其体魄更为重要,因此放弃医学救国的志向。并且小田还指出周树人放弃学医和选择从文是两个决定,而从事文艺也并不是突起的志向:

鲁迅燃起文学运动之热是在他回到东京以后。其实,他想写文章之心,不一定是从看时事片子时突然而起的,入医专以前,二十三岁时,已经在同乡留学生等所办的浙江潮上,发表过一篇热情勃勃的斯巴达之魂,这足证他向文学之心,很早就有了萌芽。

小田对鲁迅素有“向文学之心”的分析是来自周作人的回忆文章。小田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分析有两个特点,一是近距离的观察分析,摆脱之前汉学家的笼统认识,具体进入“弃医从文”的转折中分析两个选择;二是引证材料范围的扩展,关注同时代人对鲁迅的评论。

在这三种传记中,三位日本汉学家对鲁迅“弃医从文”认知首先是依据鲁迅的重述,一致认为周树人“弃医从文”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可以说早期日本汉学家对鲁迅“弃医从文”的接受基本是搬用鲁迅本人的重述。第二,三人将周树人个人未来道路的选择联系到民族国家命运的原因是来自鲁迅的重述文本和他的社会地位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鲁迅的评价的。在以后的历史中,这种认识也几乎成为中国人对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官方认知。第三,从另一个角度看,早期日本汉学家研究鲁迅“弃医从文”作为前实证研究,并没有独立的主体立场,甚至缺少一定的客观性。相反他们以研究对象的重述文本内容作为实证的标准,以文本的叙述为文学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

三、渡边襄的考据型实证

之后的研究发展便展现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研究者主体立场的确认与凸显,二是走向历史事实材料的实证研究。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汉学家对鲁迅的实证主义研究属于后者,是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历史事实的考证,也是对前实证研究的一种延伸与确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汉学界研究鲁迅“弃医从文”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战后有关鲁迅仙台留学的史料挖掘逐渐丰富;二是从实证性角度研究鲁迅仙台经验的成果逐渐增多。2005年,日本东北大学鲁迅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出版的《鲁迅与仙台》,是日本汉学界对“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历史总结,包含了较早的实证研究成果1978年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和1991年的《鲁迅仙台留学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文化讨论会报告论文集》。其中代表人物是渡边襄和阿部兼也,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汉学家考证鲁迅“弃医从文”历史事实的结晶。

收录在《鲁迅与仙台》一书里渡边襄的文章也称《鲁迅与仙台》,他的文章分为七个部分,按照时序还原周树人入学医专与离开仙台的完整经历。“漏题事件”是发生在1905年9月,间隔一个多学期之后,“幻灯片事件”在1906年1月发生,3月间周树人离开仙台。两个事件存在五个月的时间差。

在1905年9月份周树人回到仙台医专之后,一年级的期末成绩便公布了:

周树人的成绩在148名学生中排在第68名,是当时唯一能够升级的清朝留学生。于是便有学生造谣是藤野先生在修改周树人笔记本的时候,事先将考题告诉了他。周树人所在班级的班长铃木逸太将谣言报告藤野先生,并与藤野先生一起证明周树人的清白,事件得以平息下去。渡边根据成绩单上藤野先生教授的课程“解剖学”,周树人只得了一个“丁”为不及格,因此认为谣言确实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谣言产生的原因,渡边认为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根据藤野先生的口述,指出因为当时有些日本人蔑视中国人,认为周树人能够获得中等成绩是不可信的,肯定存在作弊的情况;一是根据班长铃木的说法,认为是当时留级的一伙学生因为对藤野先生的不满而生造出来的恶作剧。两种说法中表现的造谣动机是不一样的。渡边没有过多的追寻“漏题事件”的发生原因,而是着力探究事件对周树人带来的影响。

首先从周树人的角度出发,渡边将这件恶作剧定性为一场“屈辱事件”,这种屈辱感的背景色是中国被各国侵略者占领,又联系周树人之前的文章《中国地质略论》来表明周树人内心的救国之梦,以此将个人的受辱遭遇建立在国家的强弱对比上。

再者渡边通过挖掘当时日本报刊《河北新报》,指出这不仅是周树人作为个人受到的侮辱,更是作为一个民族而被侮辱的。当时的日本国民中对清朝人有一种“自尊自大的优越感”,是普遍存在着蔑视中国的态度,“支那以中华而自居,经常受别国的压迫,现在作为半开化濒临死亡的古老大国受到欧美列强的轻蔑,我同胞对支那国民丧失自尊心也嗤之以鼻。”因此,渡边将个人的遭遇上升到民族身份的遭遇就有理可循了。

渡边的分析是符合鲁迅的叙述,他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作为留学生,在身份上至少是两重的,一重是作为个人自己,一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代表。

《〈呐喊〉自序》 《自序传略》 《藤野先生》 事实情况1922年1925年1926年时间 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 第2学年 第2学年生物学课 偶然时间 细菌课 第2学期细菌课地点 仙台医专 没有说明 仙台医专 仙台医专3号或6号教室处死方法 斩杀 斩杀 枪杀旁观者 “一样是强壮的体格, 没有说明 围着看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医专学生的 “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 没有说明 同学们拍手、喝反应 手喝彩” 彩,欢呼“万岁”“因为从那一回以后,“因此又觉得中国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 还是应该先提倡件要紧事……所以我 新文艺。我便弃了 “但那时那地,我鲁迅的看法 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 学籍,再到东京, 的意见却变化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 和几个朋友立了 了。”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 些小计画,但都陆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续失败了。”

“幻灯片事件”发生的时间具体是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中,也就是1906年1月之后。当时周树人有一门细菌学课的课程,课上的教师经常在完成本次课程内容之后,会放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给学生观看。渡边考证了鲁迅的重述文字和事实情况,笔者将结果整理如下图:

现在能够在当年医专找到的幻灯片有15张,属于一套共20张的集子,但是有5张丢失。整套的内容是1904年5月到7月拍摄的日俄战争题材,但并没有鲁迅说的那张处死中国俄探的准确画面。渡边于是转向从当年报刊杂志上与处死俄探、清朝人相关的文章、图片来寻找佐证。渡边认为这些出现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的内容,周树人在仙台医专期间是有可能看到的。

总之,渡边非常注重对事实材料的挖掘和对比,基本证实了鲁迅回忆文字的历史真实性,对于发生“弃医从文”的转折也基本符合鲁迅的重述。尽管在某些具体细节上,并没有能够找到确凿证据。

四、阿部兼也的分析型实证

与渡边襄不同,阿部兼也则更加注重对周树人思想转变的探讨和分析。

阿部兼也是东北大学(前身就是仙台医专)的教授,他是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的主导者之一。阿部以实证为起点,通过比较周树人思想在仙台医专求学时期前后的转变来探讨周树人弃医从文的经过,其论点的核心词有两个:一是“退化”,二是“革命”。通过分析周树人对“退化”思想的扬弃过程,阿部认为周树人从起初将联系革命的纽带建立在肉体改良上转变为改变人的精神上。

阿部认为周树人早期求学时受到社会进化论,特别是《天演论》的影响形成早期的进化论世界观和民族观。阿部认为《中国地质略论》文中含有周树人早期“退化”论思想的证据,引用文中“觇国非难。入其境,搜其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质图(并地文土性等图),非文明国。不宁惟是;必殆将化为僵石,供后人摩挲叹息,谥曰绝种Extract species之祥也”和“呜呼,现象如是,虽若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两段文字,以证周树人学医动机是为了通过医学掌握改良人种的科学,避免中国人退化成非生物。

阿部继续论证到,通过在仙台学医的经历,周树人发现“改良人种”并不可行。另一方面由于在仙台的生活经历中,观察到日本社会的“征兵制”对取得战争胜利产生了重要作用,而反观中国因为传统思想和士兵的低劣素质导致战争失败的情形,让周树人产生很大触动。又在1905年至1906年期间,日本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大歉收时,实施的积极行动和对弱者的救济等实际行动让周树人更加联想到中国旧社会的落后。

这一切都动摇了周树人来到医专之前希望通过学习医学“改良人种”来参与革命,实现救国理想的初衷,而“幻灯片事件”使得周树人产生放弃医学的决定。于是周树人来到东京,在1907年写出《人之历史》。诚如阿部所言,《人之历史》中“鲁迅对于进化论学说的了解和把握,已达到了一种相当完整和系统的科学水平”,然而阿部却认为这是周树人扬弃早期“退化”思想,纠正改良人种意识的证据。

笔者却认为《人之历史》其实与《中国地质略论》是完全两样的内容主旨。《略论》中是希望国民对中国地质有科学的认识,而《人之历史》则是通过介绍十九世纪西方人类起源说来探讨西方个人思想的发展脉络,是走向“立人”思想的前奏。

阿部深入分析“从医”、“从文”背后的内在逻辑,认为无论是学医还是从文原本就不重要,“在鲁迅的思想中,他最关注的乃是自己与革命的维系。他与其是想肯定自己参与革命的可能,勿宁说他主观上更要确保自己对于革命的参与。”一切都是为了参与革命,挽救国难。手段和途径的转变是因为周树人对“退化”论思想的扬弃。扬弃的过程也只可能在仙台医专的时期,不仅是认识到改良人种的谬误,而且遭遇“幻灯片事件”认识到精神更加重要。

结语

日本鲁迅“弃医从文”研究特点形成的原因是有两个,一是日本传统汉学对乾嘉学派学术研究方法的继承,二是在近代受到欧美实证主义学术精神与方法的影响。由早期前实证研究在传记中对文本事实的接受,到70年代实证主义研究尤其是渡边襄和阿部兼也的研究成果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其实就是实证主义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实践过程,这让我们对“弃医从文”的历史事实有了确定性与客观性的认知。经过明治维新,汉学尤其是中国学其实是在欧洲近代学术分科的体系下建立的。日本鲁迅研究者的实证主义探索就是采取历史文献考证的方法。这是日本学者在研究鲁迅“弃医从文”中的长处,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掌握文本历史语境资料的客观性。但是,这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层面或者一个端点。文学研究知识学属性不是实证性,而是反思性。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意识到文学研究的认识行为属于人的精神体现而非客观物理现象。这并不是要否定日本汉学家的考据成果,而是说文学研究的目的应不止于此。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66)“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葛海庭: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日】藤省井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复旦学报》1980年3月1日第91页。据藤省井三的推断,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广告出现,是因为《日本及日本人》的投稿人宫崎滔天与周氏兄弟有一定的交往。

[2]【日】丸山昏迷(原名丸山幸一郎):于1919年来到中国,1922年开始担任《北京周报》的记者,与周氏兄弟等北京文化界名人关系亲密。详见唐政:《鲁迅与日本友人三题》,《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5期第57-61页。《周树人氏》发表于1923年4月《北京周报》第五十九号。

[3][4]【日】小田岳夫:《鲁迅传》,长春艺文书房1942年版,第13页。

[5]【日】渡边襄:《鲁迅与仙台》,《鲁迅与仙台:东北大学留学百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6]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7][8]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9][10]【日】阿部兼也:《鲁迅仙台时代思想的探索——关于“退化”意识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8月15日第94-105页。

[11]冯黎明:《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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