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古代反腐奇招

2017-05-18 08:23王春瑜
公务员文萃 2017年5期
关键词:诏书魏征御史

王春瑜

中国历史反腐败的经验,主要是说历史上怎么样进行权力牵制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对反腐败是很关键的,老前辈吴晗先生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有了贪污就必然有反贪污,如果光有贪污没有反贪污,中国也不可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以就只有吸取中国古代反贪史的经验,而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明朝时期科长就能监督部长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的手段。朱元璋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剥皮楦草”,把人皮剥下来,把草填充进去,然后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还向全国颁布《大诰》——实际就是他的语录,要求官员照着去做。他死后不久,《大诰》也没人背了,慢慢地也就没有用了,正所谓人亡政息,但明朝的腐败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贪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其实,中国古代很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很早就有监察系统、御史制度、弹劾制度。而且有些制度是很特殊的。明朝有三法司,设六科,六科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却可以监督尚书——也就是现在部长一级的官员。为什么要给给事中这么大的权力?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现在看来,对历史上中国的监察制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不够,这里面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加以总结。明堂、登闻鼓、华表都是古代监察用品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县衙门口的一个大鼓,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还放在县衙的门口。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华表其实不是国家的象征,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谤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从议事的地方被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慢慢变成了装饰物。到宋以后,华表从宫廷里面又被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台谏制度是中国牵制权力的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牵制权力的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权力甚至超过丞相。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曾经系统地研究过,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官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正因为他们的官职小、俸禄少,所以他们敢说,就是丢了官损失也不大。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進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包拯进谏唾沫喷了宋仁宗一脸谏官也称为言官,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关于谏官,历史上很早就有零星的记载,但一直到秦始皇后才形成制度,开始有谏大夫,汉朝以后完备谏官制度,东汉称为谏议大夫。明朝张居正编过《帝鉴图说》,实际就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以古讽今,教育皇帝。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出现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跟魏征和其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唐太宗喜欢玩一种鸟,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结果魏征来了,他很害怕,怕魏征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就把鸟放在袖笼里,结果魏征跟他说东说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魏征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兴,但他不发作,这样的事情很多。到后来,魏征死了,没有人对他进谏,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去打高句丽,结果损失很大,造成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他退兵回来以后,很感叹,说魏征要是在世,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可见魏征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枢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反反复复进谏,说的时候和皇帝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宋仁宗没有发脾气,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很不容易。 “封驳”制度给事中敢让皇帝收回任命书更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中书省,一个是门下省,一个是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 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则天执政时,尤为成功。封驳不仅可以封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做批示。这是唐朝社会开放、宽容、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唐宣宗时有个大将军叫李燧,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德才兼备,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岭南节度使。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给事中萧放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李燧有很多问题,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绝对是不合适的,他在诏书上写了两个字“不妥”,然后就去找皇帝并列举种种理由。皇帝这时正在听音乐,宫女乐队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赏。萧放的话,他听进去了,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录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我们是连续的。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很有效的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很好地研究它,目前,有些我们只是零星研究,没有系统总结,我认为应该系统总结,加以利用。不管怎样,我想象御史、谏官和封驳制度是被几千年封建社会证明是好的做法,我们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最难监督的是一把手皇帝古代的监察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监察一把手皇帝的,皇权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别人实际是不能过问的,无论是御史也好,谏官也好,不可能对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监察,这也是最难的。 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依旧是难点。但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任由它发展,权力制衡如果被打破,肯定会出大乱子。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竟然编胡建学语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的监督机制都哪里去了?胡建学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你不知道,做官做到我这个地步,就没人监督了。因此,在我给中纪委做的课题中,就当下反腐败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派出若干名处长级人选,进驻各省,监督省委书记一级大员,直接向党中央负责。这样的举措是否能够实现呢?(摘自《时代人物》)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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