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近代的传承与特点

【摘 要】 文章回顾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分析了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的特点，包括思潮盛行原因多是对社会现状不满；出发点都是救国自强；代表人物大多是知识分子；都是主张学习西方。论述了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及转变，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 经世致用；中国近代；历史特点

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辞海》中的释义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因此经世致用可以理解为，关心国事，关注社会，用自身所学解决社会问题及矛盾，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标。“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表现出以爱国为起点与核心的伟大精神。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一思想充分显现并与时俱进，深刻影响着近代历史的发展。

一、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提出的。从思想史来看，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在世时，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希望改变社会动荡的局面，从而达到他理想中的天下大同。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自产生之初，便具有经世的传统，影响着后世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社会，甚至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但经世致用观念不一定是儒家思想所独有，有论者认为，西汉“独尊儒术”后，后世儒生以“通经致用”作为自身治学的目标及抱负，使其演变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有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1]孔子之后，历代学者也积极倡导经世思想，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思想不断延续，而历代经世致用思想的盛行都有一个时代特征，即社会转型之际或内忧外患之时，知识分子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或提笔立书，或言语号召，使经世之风广行于志士之间。当盛世太平之时，经世致用思想便如春雨润物，教化读书人的情怀。

鸦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又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思想。龚自珍、陶澎等代表人物，以挽救天下为己任，倡导经世致用思想。人们议论时政，揭露黑暗，开创了研究社会与批判现实的新学风。如梁启超所言：“鴉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2]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转型时期，经世致用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又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改变。

二、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的特点

在近代，无论是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研究西方文化，到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梁维新变法；还是从辛亥革命到“以俄为师”，经世致用的多种表现形式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同点：

第一，思潮盛行原因多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经世致用思想中，带有一定的对现实的批判或者对目前状态的不满，在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对现实表现出的不满远远比历史上任一时代的影响都要大。鸦片战争的惨败，冲击着社会知识界，民族危机加重，社会急剧动荡，经世思想家揭露出清王朝的黑暗，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政治上，他们声讨统治阶级的腐败，抨击官员在社会危机中粉饰太平，不关心时政；经济上，他们指出土地兼并使得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3]文化上，他们谴责科举制，认为八股文空洞无用，阻碍了人才培养。在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对人民压迫、掠夺，民族危机加剧，孙中山先生开辟了一条民主之路。由此可见，经世思潮在社会的盛行，都是仁人志士救世的良苦用心。

第二，出发点都是救国自强。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知识分子为救国自强，沿袭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企图寻找救国之路以实现大同理想。爱国主义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主导，例如，梁启超论康有为曾言“先生经世之起点于爱国”，[4]许守微的“国粹总不离乎爱国心”，[5]都充分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的出发点是爱国，在每个代表人物的主张中都贯穿着爱国主义。

第三，代表人物大多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6]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社会担当。经世致用思想的主体，必是有所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鸦片战争之前以科举功名为目的的封建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新抱负、新价值、新认知的具有近代特点的新知识分子，这也是近代经世致用与传统封建经世主体的区别。面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勇于批判现实，救亡图存，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第四，都是主张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与传统经世之学的最大区别。鸦片战争之前，经世之学并未打破中国传统的界限，而自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文化后，无论是戊戌变法的“以中融西”，还是辛亥革命的“以西融中”，都可以明显的发现，经世之学从儒学传统转变为与西方交融中的救国自强之路。融入西学是经世致用最大的突破，它使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认识到世界之大、自身之不足，开辟了强兵富国的探索之路。

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既是对传统的传承，也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造成转变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民族危机严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更加强烈，社会现状的改变表现出不同的政治需要。而传统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有一定的可塑性，正如孔子所言“因材施教”一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现实，思想也可以因不同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发挥，从而适应现实；二是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增强。无论林则徐、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是在民族危机与西方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宣传自身主张并投入到革命中，使中西文化交融，适应世界发展。

三、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与影响

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及转变，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其学习西方、自我革新的突破，打开了近代中国认识世界的大门，作为救国图强的动力之源，使中国近代事业相继发展，并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取其精华，与西方先进文化交融，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依旧可以弘扬其精神，使其与现代化相适应，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前行。

【参考文献】

[1] 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67.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65.

[3]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1820.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

[5]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一年，7.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

【作者简介】

卢一瑶（1994.4-）女，在读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