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稳而淡定中前行

刚刚走进二○一七年，来京的陈杰女士送给我一个好礼物：《两度人生—刘再复自述》。这是柳鸣九先生策划的一套“思想者自述文丛”，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陈杰是出版社总编辑，送我这样一个礼物，再好不过。

快三十年没有见到刘再复先生了，时在念中。令人高兴的是，二○一六年十月，一位友人前去参加香港书展，会与刘再复见面，特地请他代为转交两本拙著，另有一九八八年我与他的几篇访谈录。很快，收到他从香港发来的邮件，对我厚爱有加，令人感动：

李辉兄，托志明兄带来的大著《巴金传》等两种已收到，谢谢。……在海外二十七年，倘若见到你的文章，我都拜读。谢谢你还给我《人民日报》的相关材料尤其是你的采访录，我正苦于找不到。我到香港科技大学“客座”己两个多月，一月底返美。在落基山下，我已习惯孤绝的生活，于象牙之塔中，读书反而更有心得。七十五岁了，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这也算是得大自在了。

刘再复11月13日，香港清水湾

不久，刘再复又托人带来书信与一册香港三联书店新作《吾师与吾友》。信中特地提到，这本《吾师与吾友》与北京三联的《师友纪事》略有区别。捧读来信，又见手迹。与刘再复认识是在一九八四年，算一算时间，三十二年如此飞快地过去。

刘再复生于一九四一年，认识时他才四十三岁，正值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际，第二年，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时，与《文学评论》的编辑王信先生常有联系，不时前去编辑部看望，也由此认识了解驭珍老师。解老师是王朝闻先生的夫人，之前曾担任《北京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此时担任《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去得多了，解老师和王信老师建议我不妨调到《文学评论》当编辑。我求之不得。大学三年级时，我与陈思和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论文，一九八○年发表于《文学评论》，能够来此工作当然不错。我当即向晚报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现在想来，顺其自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虽未去成，但与《文学评论》的好几个编辑都成了好朋友。

一次开会场合结识刘再复，彼此交往，由此开始。这一年七月，刘再复来信并附寄聂绀弩为他所写律诗一首，另有虞愚先生的《步聂老原韵》一首：

李辉同志：

您好！认识您感到很高兴。刚刚读了您发表在《文艺欣赏》上的大作，过些时候还要好好拜读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

呈上聂老为我写的律诗和虞愚老先生《步聂老原韵》的诗。虞愚是有名的书法家，古律诗人，原是佛学院教授，现为哲学新研究员，因明学的研究很有成绩。如果能两首一起发最好，如有困难，也不必勉强。聂老还给我写了三首绝句，我想给别的报刊。

有空来我家玩，我傍晚极闲。即颂

文祺！

刘再复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聂绀弩的诗，是为刘再复的散文诗集《深海的追寻》而写，题为《新芽》，发表于八月十三日的“五色土”副刊：“春愁郁郁走龙蛇，一度沉思一朵花。天地古今失绵邈，雷霆风雨悔喧哗。我诗长恨无佳句，君卷何言不作家。深海料难寻野草，彼诛陈腐此新芽。”可见聂绀弩对刘再复散文诗颇为欣赏，评价甚高。

刘再复与聂绀弩都住在劲松小区，两家相距很近。晚年聂绀弩于一九八一年出版《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其中，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令刘再复颇为欣赏。刘再复以研究鲁迅起步，同样酷爱《红楼梦》。漂泊海外多年，他完成《红楼四书》。时隔多年，重回故乡闽南，他在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论坛上所做的演讲，题目便是“《红楼梦》的哲学意义”。因此之故，刘再复与聂绀弩一家来往密切。他曾告诉我，正在搜集聂绀弩资料，聂绀弩也把一些资料交给他整理，他準备为此写一本书。此时的刘再复，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倡导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

这一年，刘再复出版散文诗集《太阳·土地·人》，找出来重新阅读，仍能强烈感受一个诗人的历史激情。他写《王国维之死》，以精粹的诗句勾勒一个人的悲剧：

学术上的启蒙家，政治上的蒙昧者；新的先驱，旧的忠臣；一半朝前向往，一半向后顾恋；在书本上驳斥着陈旧，在现实中恐惧着新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凝成了大苦闷，终于撕碎了你的心，涨裂了你的灵魂，并酿成了昆明湖这一节严酷的悲剧。

生于福建泉州南安的刘再复，对故乡先贤林则徐、严复、李贽、林琴南、辜鸿铭等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写李贽的散文诗，读后难忘。他写道：

我曾谴责我的故乡，徒有那么柔美的青山绿水，徒有名声那么响亮的江南秀地，竟不能收埋自己天才的儿子，竟不能收埋勇敢的心、抹去孔夫子与道学家神圣之光的手、不顾自己的弱小去顶撞大黑暗的肩膀，竟不能收埋直声撒满天下的思想解放的先驱……

但我仿佛听到墓坟里的灵魂在辩护：请不要怪罪故乡，请理解故乡不能收埋遗骨的悲哀。那时的文字狱株连得那样广，任何带有真理的文字都难以幸免，黑暗沉重得可以把高山压弯，就是三个故乡的怀抱，也保护不了我的生，阻挡不了我的死。

我该用什么来安慰这正直的灵魂？我只有告诉他：思想家死了，但思想并未同死。……这郊外坟前的小径上，不是依然走来踏着小草的一代又一代人吗……

（《坟前的小径依旧常有人来

—访李贽墓，怀李贽》）

我曾几度前往泉州，曾寻访李贽故居，也曾在通县拜谒李贽墓。现在再读此文，对刘再复的故乡情结与历史忧思，有了更深的理解。

难忘一九八五年胡风去世之际引发的风风雨雨。眼见熟悉的前辈相继辞世，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不抓紧时间请胡风的朋友们回忆往事，很可能诸多历史场景与细节就会随之消失。我请教恩师贾植芳先生、曾卓先生等，得到他们的支持，就在这一年，我开始四处寻访胡风的朋友们。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写一本书，只是觉得，以口述历史的形式予以留存。一九八七年，走进三十岁的我，才意识到有必要将之写出来，梳理盘根错节的历史冤案。历时一年多，数易其稿，终于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完成《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率先发表于第四期的《百花洲》杂志。

此时，我正与刘再复做一次笔谈访问，寄回清样时，他对《文坛悲歌》予以鼓励：

李辉兄：

呈上清样，有些地方不得不改，请您再克服一下困难，真抱歉。这种对话影响太大，不得不如此。

《历史悲歌》，我读后深为感动。您以正直的心灵唱出了一曲历史的悲歌，这是您人生的一次重要完成的重要塑造，一切经历过苦难的知识分子都会感谢您的。您的作品资料很丰富，分寸感掌握得很好，对历史事件的驾驭是成功的。您的作品还有一点长处，就是通过胡风，您把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展示出来了。我希望今后会有出版社出版一套历史文献的纪实文学大系。

六十五题答问，我匆忙赶写了一个初稿，请您再斧正，我还要加工。敬颂

撰安

刘再复 一九八八年十月

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出版拙著《文坛悲歌》。谁来写序？首先想到刘再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他研究鲁迅，而胡风曾是鲁迅晚年最信赖的年轻朋友。他对历史有透彻的理解，对文坛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岁末，他寄来序言，题为《历史悲歌歌一曲》。序言中，他对我厚爱有加，令人感激。“这与其说是驾驭历史的能力，不如说是履行历史责任的正义感”，他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也是这些年促使我继续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动力。

在序言中，刘再复用大量篇幅谈胡风与鲁迅的传承关系：

我翻阅了这部书稿后，心情一直沉重。尽管我与胡风毫无瓜葛。胡风在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追随鲁迅（他对鲁迅的追随又是非常自觉的）。他作为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最早发现机械决定论将导致革命文学走入死胡同。照理，他走入新社会后是会很愉快的，但是他却遭到空前的痛苦。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太认真、太执着、太热切了。他对革命文学总是那么关注，那么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竟然写出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且不说内容如何，能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而且是充满着建设性的意见，这要花费多少心思呵。既有敏锐的“革命文学”危机感，又有切实的建设革命文学的责任感，这是多么可贵呵。但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却使他遭到不幸。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无论是从知还是从情，还是从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辉。从“知”上说，他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的问题，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与某些闹腾了一辈子文学而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文学理论家”相比，实在是高明很多。从“情”来看，他确信，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命题，包含着最深挚的爱和同情。从“意”来讲，他的坚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正是一种意志力量所激发的韧性精神。他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理构成显得比我们正常、健康、成熟。

（《历史悲歌歌一曲》）

将近三十年过去，这些论述，依然显出其智慧，充满对人的深刻同情，对历史的透彻理解。

拙著于一九八九年春天出版，书名改为《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特意请黄永玉先生题签。拙著出版后，三月曾在中国社科院大楼的一间大会议室举办研讨会，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姜德明、刘再復等不少人与会发言。这次见面，他赠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前不久出版的新著《刘再复集》，分别为如下几辑：文学理论、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可见他的领域之广，视野之宽。从事理论研究之人，却能让人读出诗人情怀。多年之后，再读他写的师友杂忆，可见他的情怀依旧。

刘再复为拙著写序，题为《历史悲歌歌一曲》，“历史悲歌”显然比“文坛悲歌”更有分量，故在香港、台湾分别出版时，更名为《历史悲歌》。几年后，日本岩波书店将之翻译，分为上、下两册出版。在我而言，终于完成一段颇为艰难的历史叙述，对所有帮助我的人，深为感激。

三年之后，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在瑞典将近两个月时间，一边在大学讲课，一边云游北欧，对瑞典汉学状况大致有一印象。正是从马悦然和盖玛亚等几位汉学家那里，知道刘再复的漂泊情形。刘再复早在一九八八年应邀访问瑞典，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归国后，我曾与他有过一次瑞典之行的对谈。没有想到，我的第一次出国，就是瑞典。我在瑞典期间，刘再复不久前刚刚离开，未能谋面，好在通了一次电话，了解他的大致状况。

同年年底，盖玛亚访问北京，告诉我刘再复又回到瑞典了。返回瑞典时，我请她带去一封信和一盒茶叶。很快，刘再复寄来自己印制的新年贺卡。照片上，背后一片金黄色树叶，映衬刚刚五十出头的刘再复，看上去他仍如过去一样沉着而淡定。好在有文化相伴，有乡愁相伴，有引为知己的学者、作家与之相伴。如他在《两度人生》中与吴小攀兄的对话所言，与李泽厚先生的深入交往与对话，《红楼四书》的写作……他从来没有寂寞。二十多年虽然没有见面，他出版的书我搜集了若干册，《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作）、《鲁迅论》、《人论二十种》……读书如读人，曾有的友情依旧温暖于心。

没有想到，漫读《两度人生》，蔓延出这些零零星星的往事记忆。

三十年时间，就这样流走了。

完稿于二○一七年二月二日

丁酉年初六，北京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