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语境还原与文意理解

2017-05-21 11:18郭睿康
北方文学·下旬 2017年4期
关键词:子路志向弟子

郭睿康

朱熹在《<论语><孟子>读法》中引程子话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句而求之。”又说:“学者需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是强调读《论语》时要全身心投入其中,将自己带入到孔门师生问答的情景之中,如此才能真正地修养身心、变化气质。这一段话既是传统儒者修身的重要方法,也可视为当代学者阅读和理解古代儒家文化典籍的不二法门。

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使得许多先秦的儒家文化典籍不可避免地出现语境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很容易造成读者对文意理解的歧义。比如《子路·第十三》中“樊迟请学稼”一章中说: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这里孔子面对樊迟想要学习种地的请求并没有当面指责,而仅是以“吾不如老农”这样近似冷言冷语的回答加以拒绝,等到樊迟离开才批评樊迟是的是“小人”。如此看来,孔子似乎有“背后说人坏话”之嫌。

汉代何晏的《论语集解》中对此章的注解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这仅仅是对孔子的话作出解释,说明一个君子不应该学种地,而应该注重“礼义与信”,却并没有说明孔子为什么不当面批评樊迟。而邢邴的《论语注疏》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也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也许是“汉学”一派偏重考据,而忽略此种义理方面的问题;或者就是他们认为孔子这种做法是理所应当的,更本不需要解释。而在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中,便有对于此问题的探讨。朱熹《论语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中对此章引杨时的话解释道:

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也就是说,孔子在与樊迟对话的时候,先是对于其学习种地的请求直接以言辞拒绝,其本意是认为君子应该有更高的志向。但等到樊迟出去之后,又怕他不明白自己的用意,真的去找老农老圃学种地,所以又加以解释,乃是怕樊迟误解自己的意思而误入歧途。与此类似的还有“宰我问三年之丧”一章,孔子没有当面指责宰我,也是在“宰我出”之后才对宰我的话加以详细的批评,而朱熹《集注》中的解释与“樊迟请学稼”一章近似:

初言女安则为之,绝之之辞。又发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则为之以深责之。

也是说孔子怕宰我误解自己的意思,而真的不遵守三年之丧的制度。应该说,宋儒对于《论语》中这一类记载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论语》中孔子“背后说人坏话”的现象,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就以“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为例,如果我们仔细玩味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段话的语境十分模糊,对于孔子与樊迟的对话,其中有许多细节是我们不清楚的。比如,对话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场人物,还有樊迟发问的起因等等,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作为语录体散文的论语《论语》,由于重视对言语内容的记录,而往往忽略对语境的描写。这是此类文体的普遍规律。而且通过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论语》中确实存在很多语境缺失的问题。如《论语·子罕第九》中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了这句话,前面却多出一段文字:“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我们由此便可知道,这孔子是因为目睹了卫灵公与夫人同车的行为,才说出了这句话。再如《论语·子路第十三》中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这段话时在前面也有额外的文字:“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我们由此才知道,孔子这句话是在出游卫国时说的。这两句话的语境缺失,虽然基本不影响我们对于文意的理解,但可以说明《论语》中确实存在语境缺失的现象。而回到“樊迟请学稼”这一章,笔者认为这一章也存在语境缺失的现象,因而让读者觉得孔子似乎是“在背后说人坏话”。所以我们在理解此章的文意时,应该尽量还原当时的语境。而还原语境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与书中其他章节的对比。

首先是对话的缘起,也就是樊迟为什么要学种庄稼。如果我们先从这一章的文字来分析,可以看出,樊迟是在向孔子诉说自己的志向。朱熹《集注》引杨时的之言也说:“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论语》中与此相同的章节还有“张学干禄”、“子路问政”等等,都是弟子在向孔子诉说自己的志向。而这些章节大多是没有语境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论语》中的其他章节来推测和补充这些语境。例如《雍也第六》中说: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再如《先进第十一》中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由于这两章语境比较清楚,都是孔子在与弟子们讲学时所说。孔子让弟子们分别说出各自的志向,并且孔子自己也会参与其中,说出自己的志向,而这些志向包括各个方面,如德行、人际、从政等等。由此可以推测,在孔门师生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诉说和讨论各自的志向是一項“常规教学项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樊迟学习种地的愿望,就是在这样的日常讨论中所提出的。

并且,仔细玩味这段话,可以发现这段话并非出自樊迟自己的记录,而是由其他弟子记下来的。原因在于:首先,樊迟出去之后孔子所说的话,樊迟自己必定是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是后来经别人转述的;其次,这段话的内容是孔子在批评樊迟,而且批评得很严厉,樊迟不太可能把批评自己的话记下来传给后人。由此可知,这段对话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他人在场,且极有可能就是在与樊迟一起听孔子讲学。

总之,这段对话发生的场景应该就是在孔门师生“坐而论道”的时候。那么既然是坐而论道,面对樊迟的提问,为何孔子不直接对樊迟讲清楚,反而只以自己不如老农老圃来拒绝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孔子的教育理念使然。孔子虽然以“诲人不倦”为己任,但对于教学问答也有自己的尺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論语·述而第七》)也就是说,学生不是诚心有所求而自己无法解答的,孔子也不会迫切地去对他讲授。换言之,学生有何问题,老师便至做出相应的回答,学生若不追问,老师也不必自己说出来。在这里,樊迟只是问学种地的问题,孔子便直接回答自己不能,而樊迟没有继续追问,孔子也就不再深入解答。也正是《集注》中所说的:“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对此《论语·先进第十一》中的一章可以作为旁证: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这一章中,孔子也是仅仅告诉子路和冉有各自应该如何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并没有对他们说,而是等到公西华提问的时候才进行了详细解释。可见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教学理念。

接下来讨论“人前与人后”的问题。即便樊迟的提问和孔子的回答都是孔子课堂上的常规教学内容,但是在樊迟离开后又说他的“坏话”,依旧让人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但笔者认为,这也是孔子课堂教学的一部分。首先,上文已经说过,这段话的语境十分模糊,有许多细节不清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小人哉樊须”这段话是孔子自己主动说的,还是别人问孔子后孔子才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原文,“樊迟出”后面紧接着就是“子曰”,所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孔子主动说的。但当时的情况未必如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论语》的其他章节找到佐证。如上文提到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在几位弟子都说完了各自的志向后,文中写到: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曾晳在其他三位弟子离开后,又向孔子追问了孔子对于他们所说的志向的评价,而孔子也分别作出了回答。再如上文所举“子路问闻斯行诸”一章,显然也是在孔子与前两位弟子问答之后,公西华又向孔子追问其对于前两人的教诲内容。且这两段话显然都是发生在在孔子讲学的过程中。可见,类似情况在孔子讲学的过程中,也是常有的事。而“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中孔子的话,极有可能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出的,是孔子对于其他弟子追问的回答。

并且,对于门下弟子的评论,也是孔门教学的重要内容。比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一篇的内容,朱熹在《集注》中就说:“此篇多评弟子贤否。”。当然,还有许多孔子对于其弟子的评价散见于《论语》各篇之中。可见孔子在平时的教学中十分重视此项内容。他们讨论的角度十分多样,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中子贡就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其中涉及到子游和子夏两位同门师弟。《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子贡还问孔子对于自己的评价,说:“赐也何如?”,孔子回答说:“女器也。”。同一篇中,孔子还直接问弟子对于其他同门的看法,如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而孔门弟子之间也互相品评,如曾子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也。”(《论语·子张第十九》)总之,对于门下弟子的评论应该是孔子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常常直言不讳。如此则孔子对于樊迟的批评也属于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人前”与“人后”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称樊迟为“小人”的评语过于严厉,这种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对于弟子们的评价,向来是十分严厉的。如批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说子路“野哉”,说子贡是“胡琏”,对比之下,此处对于樊迟的批评完全是“常规范围”之内。并且身为老师,爱之深责之切,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即使孔子对弟子们批评得如此严厉,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师生关系。即使是被孔子批评得最狠的宰我,在评价孔子的时候依然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孔门师生之间完全不忌讳这种批评,又怎能说孔子说樊迟的“坏话”呢?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由于语境的模糊和一些细节记载的缺失,使得人们对“樊迟请学稼”这一章产生了一些误解,好像孔子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过《论语》全文,并还原当时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这不过是孔门师生之间一次再平常不过教学探讨。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在我们阅读古代典籍,尤其是阅读《论语》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还原和体认文中的语境。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回到对话发生的场景中去,但是通过反复诵读和体会,我们依然可以无限接近文本产生的原始语境,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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