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重新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

彭波

[摘要]改革开放使中国以崭新的国际形象走上世界舞台，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这一成就的取得，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重塑中国国际形象的深入思考密不可分。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进行的理性反思，是对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更是对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重塑国际形象的新认识。“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中国逐渐将一个和平开放、一心一意谋发展、独立自主的积极形象展现于世界舞台。可以说，邓小平对中国国际形象的重塑，为此后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赢得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国家自身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方面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其全面建设的综合体现。改革开放这项规模宏大、胆魄惊人而又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世界舞台。

一、“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从封闭到开放，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与封锁，再加上“左”的思想干扰，对外交流都被视为“崇洋媚外”、“洋奴主义”而被抵制，中国由此进入封闭半封闭状态，减缓了我国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机遇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步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方媒体在实地考察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刚结束十年浩劫后的中国“肮脏、贫穷、落后，这与宣传的形象截然不同”。对此，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封闭已经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长此以往，中国的落后形象将无法得到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也将要花费更多时间、付出更大代价才能实现。要想弥补因为“左”倾思想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损失，改变综合国力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局面，我们就必须寻求一条好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打开国门，积极对外交流。1978年初，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一个真正聪明的政治家，应该懂得中国究竟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战略上，我们的观点明确得很。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

要开展对外交流，首先必须要了解这一时期的世界面貌，掌握世界发展的动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先后派出诸多代表团出国考察。这些代表团出访国虽有不同，但无一不肩负相同的使命，即了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态势，考察其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管理模式，寻找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以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邓小平本人也先后考察访问了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这些考察不仅让代表团眼界大开，更让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意识到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跃进速度，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带来严峻挑战，又带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这些考察令全党上下形成共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引进新技术，还要引进新的管理和思维方式，唯此才能真正使中国摆脱旧样貌。考察结束后，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在总结考察经验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在邓小平看来，只有认识落后，才能凝聚共识，共同改变落后，由此重塑国际形象。

在总结出国考察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越是经济科技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国际交往就越广泛。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重塑国际形象，就必须打开国门，加强同世界发达国家的交流。他对此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命题振聋发聩，它蕴含着三层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进行的理性反思。总结中国历史，近代中国因封闭导致落后挨打，国运也因此由盛转衰。邓小平强调：“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而当时，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历史也明白无误地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

其次，这是对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科技革命一日千里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决定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已经不能切断彼此间的联系。各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他国的长处，绝不可能自我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独善其身。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绝不能脱离时代的开放潮流。

最后，这是对中国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塑国际形象的重新认识。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要在这样的基本国情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重新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首要的任务就是以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交往，积极学习并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过去由于受到“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一味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导致中国的经濟发展与世界相脱离。而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明确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中国由此打破了“洋奴哲学”的思想禁锢，迈出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

二、“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强调：“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面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态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和平开放、独立自主、一心一意求发展的形象，是邓小平探索重塑中国国际形象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1.营造一个开放、和平的中国形象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外交环境开始朝着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方向变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态势变化的邓小平频繁会见国外著名政治家和友好人士，集中阐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和平和发展，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作出了全面、科学的概括。这一新的时代主题的提出，为中国打开国门、重塑国际形象提供了根本遵循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摒弃了传统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富有预见性地指出，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争取长时期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中国可利用这一和平机遇期，实现大跨步的发展。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而言，中国最希望和平；而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就越能巩固世界和平。邓小平对此强调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一阐释超越了如何看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传统思维模式，超越了关于战争与革命关系的传统思维模式，为中国打开国门，实现对外开放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性明显增加的大背景下，“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引领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的主旋律，因此“革命与战争”不宜也不应该再继续作为中国判断世界大势的出发点。其次，这一阐释突破了以往将经济、政治问题简单划等号的固有思维模式，而是将世界矛盾归结为东西和南北两大基本矛盾。这两大矛盾覆盖全球，又囊括了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事关世界形势的核心问题，这就突出了经济发展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最后，这一结论在超越“革命与战争”传统思维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即以经济、科技的竞争取代战争，并将此作为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的主要方式。伴随着这一时代主题的提出，中国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开始改变以往保守自闭的状态，对周边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释放善意，实现了对外开放，加强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使自己和平开放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2.营造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国形象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营造经济建设形象，是重塑国家形象中的重要环节。1978年9月，为加快经济建设，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三个转变”的经济发展理念。“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一转变的提出，为此后我国加强对外经贸交流，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邓小平相继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新思路，并以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由点到面，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使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国际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中国应该以怎样的体制发展经济，这是邓小平在营造中国经济建设形象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尽快建立起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基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这一体制掣肘生产力发展的弊端逐渐凸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年末，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邓小平在会见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麦克纳马拉时提出，中国的现代化通过与世行合作能发展得更快。此后，中国不断深入展开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在派遣经济学者出国访问的同时，也积极邀请世行专家深入中国建设一线考察，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问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把脉。在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不断加深的基础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建设思路。伴随着指令性计划经济规模的逐渐缩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作出新的阐述，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思路。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在这三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985年10月，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时，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并不存在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他讲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由此，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不再仅强调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将市场的作用范围扩大覆盖到全社会，将国家的经济建设进一步放开。针对一些人的困惑，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强调要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迈上了历史的新台阶。

要重塑中国开放的经济形象，除了在体制建设思路上作出重大转变外，还需要在实践上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邓小平认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需要完成传统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又需要迎头赶上第二次现代化发展势头。在双重任务的考验下，如何解决现代化發展这一历史性课题，邓小平给出了他的回答，即创办经济特区，以经济特区的示范作用，带动全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为此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1980年经济特区在我国正式试点成立，开始为中国的全面对外开放探路。在邓小平看来，特区的设立，绝非单纯地立足于试点地区的发展前景，而是作为对外展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窗口而存在，以此对内彰显改革的意志，对外表明开放的决心。特区的作用，不应仅限于盘活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它的辐射和带动功能要影响全中国，进而影响整个世界。毫无疑问，经济特区的设立，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后中国投入到经济全球化潮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信号。正如邓小平所言：“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针对国外政商人士对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持续稳定性的疑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是没有问题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如果这个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连续的必要。此外，我们还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了，国际上也可以放心一点。”“我们准备搞一个投资法。这个立法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政策没有变。有关的专利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关系法，以后都要逐步搞出来。没有这些法，今后如果打官司，我们总会输，而且还有一个国际信用问题。”伴随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中国的对外开放窗口逐渐打开。由于党中央政策的大力扶持，经济特区所引进的外资规模越来越大、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相关的对外经贸法律也陆续出台，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开始获得长足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也由沿海渗入到内地，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新格局。1987年在考察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时，邓小平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总而言之，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为世界了解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窗口。

3.营造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形象

重塑中国形象，除了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积极改革、拥抱世界发展潮流的形象外，更要在世界各国中树立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外交思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对我国的外交方针作出了相应调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的新时期和平外交风格。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基本国策和战略方针。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就向世界庄严宣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一方针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既不照搬照抄经典作家语录，也不整套搬用他国模式，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集中体现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所要坚持的必要原则，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治前提和保障。放弃这一原则，中国就没有自己的独立、安定和团结，过去被动挨打的悲剧就会重演。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为出发点和归宿。在1980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访问时，针对法拉奇对于改革开放是否会使中国走向小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第二是绝不做别人的附庸，即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办，自力更生。我国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据在国内，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依赖外援发展起来。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更决定了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去剥削和掠夺他国。当然，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更不是盲目排外。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将学习国外先进发展管理经验同自我创新结合起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发展潮流中占据主动。

第三是将国家主权和安全置于首位，不允许其他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始终将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置于国家战略问题的首要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并且有着新的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步伐，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日益突出的挑战。因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至关重要。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邓小平重塑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1982年，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会谈时，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霸权主义则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虽然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趋于平稳，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世界仍然有不安定因素存在。在1989年时，邓小平就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因此，邓小平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欺侮和凌辱，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他号召发展中国家要联合起来，共同为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而共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事业中，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在战争与和平的天平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分量：“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西方舆论在改革开放后不断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国力的提升，将会给亚太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中国不会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而是在发展中维护本国利益，确保本国的领土与其他权益不受侵害。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将始终如一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既定国策。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而且在经济上也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三、“我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邓小平对重塑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贯彻于其指引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过程的始终。在邓小平的不懈努力下，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怀疑、犹豫，逐渐变为热情、欢迎。改革开放后，在大规模开展科技经贸交往的同时，中国也刷新了世界各国对它的认识：一日千里的经济建设步伐、日益开放的对外交往平台、不断上升的人民生活水准。这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和分析家认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将引来一大批追随者，尤其在第三世界。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竭尽所能开放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希望以此尽快地占据一个拥有数十亿人口的潜在的巨大市场。1978年，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在1979年第1期的序言中，《时代》周刊这样指出，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对于中国形象的不断改善，邓小平在1984年10月时指出：“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此后，尽管遇到了一些波折，但是改革開放仍被党中央视为基本国策并被坚决贯彻。退休前夕，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我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今天，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在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欢欣鼓舞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重新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与贡献。正是在他的深入思考下，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一个真实、独立自主、和平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中国展现于世界各国面前，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迅速腾飞赢得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