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山
“在依法治国大好形势下,各行各业能发挥最大潜力和优势,为国家改革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重庆市三届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开文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起当年为重庆法制建设所作出的点滴努力仍然显得兴奋。他说,如果没有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保障,改革和发展一切都是空话。
坚持立法回避制度
记者:提高立法质量,创新立法制度,是每个时期立法者永恒的追求。市三届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如何坚持“慎立多修、急用先立”思想,致力于“消除部门利益法制化”,努力提高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实用性的?
蔡开文:其中一个富有成效的立法方式就是坚持深化实施好立法回避制度,很好地改变了以往部门起草、部门得利的局面。
从2007年起,凡是试行立法回避的项目,经费均由市政府法制办直接负责,起草工作也由法制办直接主持。这一探索也开创了国内立法项目经费保障模式。
此前,立法项目经费直接下达给负责具体起草工作的部门,调研、咨询起草等一应费用都划归起草部门,人大立法被“边缘化”。
“部门起草”“部门立法”的弊端是,多一道程序,就多一个弄权的机会,立法回避制砍掉了部门起草权,减少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与部门起草相比,相对中立超脱的法制办显然在立法过程中会持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
回避制度,主要包括起草、评审和审查3个环节的回避。在最为关键的起草环节,条文规定:起草环节3种类型的立法项目应实施回避制度——主管部门有直接明显利益关系的,专业性很强需要借助专家智慧的,综合性跨部门立法项目,相关利益部门必须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