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的语言复兴与心理健康

诸葛漫 陈燕

提 要 主要通过文献法和个案研究探讨母语复兴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分析语言、认同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澳大利亚邦格拉语的复兴实践为中心，结合澳大利亚相关机构的报告和美国、加拿大等地的调查结果，说明母语的复兴有助于原住民群体提高自信，养成心理韧性，增强认同感，树立更明确的生活目标，提升幸福感，从而促进心理健康。为了系统评估语言复兴对心理健康的益处，语言复兴研究者还必须与具备心理健康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紧密合作，确定、检验、必要时改造现行的量化分析方法和工具。在对复兴成效的评估中，复兴的过程与复兴的目标同样重要。

关键词 语言灭绝；语言复兴；心理健康；评估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language revival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 On the basis of a delineation of how language，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mental health are interrelated， the study， with a focus on Barngarla reclamation， integrates the data from various reports of Austral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findings about minority groups in the U. S. and Canada， and demonstrates that language revival may enhance the mental health of minority groups like the Barngarla people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self-confidence， helping them develop resilience， and improving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sense of purpose and wellbeing. However， for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 language reclamation to mental health， revivalists need to cooperate with mental health research professionals so as to identify， review， and （when required） adapt exist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tools. In addition， we contend that， in the evaluation of language reclamation activities， the revival process is as important as the revival goals.

Key words linguicide； language revival；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一、导 言

语言、文化乃至健康是相互依存的关系（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 2009）。在人类生活中，语言具有核心作用，关乎一个群体的幸福和心理健康，这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公设。从语言系统的变化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群体的边缘化现象（Heinrich 2004）。此外，根據 Phinney（1990）的族群认同发展理论，语言是族群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传统语言作为群体身份和个人身份的构件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语言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学界已做过一些研究，比如 Hallett等（2007）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研究显示：青少年的自杀与母语口语能力的缺失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在为数较少、至少一半成员自陈具备母语口语能力的群体中，青少年的自杀率明显下降，甚至为零。在某些群体里，比如澳大利亚西北部的金伯利地区，青少年的自杀率是平均自杀率的7倍（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2；Tighe & McKay 2012）。在一些澳大利亚原住民区域中心，从那些母语正在消亡的孩子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承受着异文化的巨大压力（The Western Australia Aboriginal Child Health Survey 2005）。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强烈的认同感（King et al. 2009），然而对大多数澳大利亚原住民而言，心理健康是一种奢望，他们的健康数据尤其清楚地说明这是一种社会现实。过去200年来，由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虐待和文化失落，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生活贫困，受人歧视，人均寿命短，健康状况恶劣，心理疾病高发（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a；Purdie et al. 2010）。由于语言、文化、群体、家庭和认同感等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强化，因此，关注原住民健康的人士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若要全面了解原住民群体的健康状况，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1989）。

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于语言复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尚无系统的研究，原因之一是语言复兴活动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在澳大利亚广泛开展起来，学界很少关注语言复兴究竟会带来哪些心理效益。一些原住民群体虽然急切盼望恢复自己的原住民权益，却缺乏捍卫权益所必需的母语和母语知识，在这种背景下，语言复兴研究的焦点之一是复兴母语对于增进这些群体的心理健康有何作用。我们认为，通过语言复兴实践，可以系统评估语言复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包括语言复兴是否因增权益能（empowerment）而促使原住民群体减少自杀、增强认同感、树立更明确的生活目标。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以澳大利亚邦格拉语的复兴实践为中心，结合全球范围内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语言复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假设是：语言复兴具有一些可评估的益处，比如增权益能，提高自信心、自豪感、认同感和幸福感，因而有助于弥合原住民群体与非原住民群体之间健康上的差距。

二、语言、认同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一）语言对认同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原住民若想获得成功，哪些心理健康因素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影响心理健康的积极因素虽然不多，但是已有一些综合性研究揭示了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1997；Purdie et al. 2010；Trewin 2006；Zubrick et al. 2005），其中包括对传统语言的了解和使用、与土地的联系、家人间的联络、文化实力和精神境界。

Hunter 和 Harvey（2002）曾经对原住民自杀现象做过广泛的调查，其研究对象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加拿大原住民、因纽特人和美国原住民青少年。他们发现，就缺乏文化参与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而言，这些群体中存在着相似的模式。在对边缘化青少年的信心所做的研究中，Wexler等（2009）发现，那些自我报告具有较强幸福感的人与那些积极从事传统文化活动的人之间有着某种关联。当前，文化迁移的两个主要问题是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和殖民造成的遗留问题，而文化知识的迁移也称为文化传承（de Souza & Rymarz 2007）。每当面对不同文化、建立的认同感不稳定时，一代代新人由于未能成功地进行文化传承或迁移而倍感失落（Wexler 2006）。

据 King等（2009）研究，强烈的认同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条件。语言据说是影响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民族认同感的第三大因素，其影响力仅次于自我认同和家庭认同（Kickett-Tucker 2009）。然而，在澳大利亚，由于语言灭绝（linguicide）现象极端严重，仅有19%的原住民会讲流利的母语（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a）。语言灭绝使得许多原住民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比如，虽有60%的原住民认为自己属于某一语言社团，但其中35%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祖先属于哪一个原住民部落，而这正是由“被偷走的一代”和文化断层等不幸现象所导致（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Studies & Feder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Languages 2005）。

（二）失去母语对心理健康的危害

母语是原住民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关乎原住民的文化表达、文化保护和自主权，关乎其集体认同和个人认同，还关乎其精神主权和知识主权，因而对原住民的健康至关重要（Marmion et al. 2014）。然而，随着殖民化的不断发展，原住民的母语普遍衰微，许多原住民群体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母语。据预测，世界上至少一半语言将会在21世纪消失（Marmion et al. 2014；Global Language Hotspots Living Tongues Institut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7）。

就澳大利亚而言，在英国人定居澳大利亚之前，澳大利亚约有330种原住民语言，而现在仅剩13种还处于健康状态（即作为口语被各年龄段的大部分人广泛使用），亦即仅有4%的原住民语言被作为母语使用（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 & Feder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anguages 2005；Indigenous Remote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2013）。由于侵略、殖民化、全球化和同质化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原住民群体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举例来说，在澳大利亚南澳州的艾尔半岛，邦格拉语（Barngarla）曾经是一群原住民的母语，但是这个群体正在蒙受语言灭绝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与邦格拉群体同命运的还有其他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群体。总体而言，由于殖民统治，在澳大利亚沿岸地区（比如南澳州、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生活的原住民比中部旷野地区的原住民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语言灭绝。母语丧失、随之而来的文化自主权丧失、知识主权丧失、对殖民者语言的依赖等加重了原住民的无力感和自卑情绪，自杀现象也更为常见。

失去母语的现象遍及全世界，对原住民的健康与幸福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原住民被公认为心理疾病高发群体（Swan & Raphael 1995），与非原住民相比，他们心理痛苦、抑郁、自残和自杀的比率更高（Social Health Reference Group 2003），死于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概率更高（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5）。种族歧视、边缘化、家人分离、社区功能萎缩、社会地位低下等诸多因素给原住民造成巨大压力，并对个人心理健康和幸福产生持续的影响（Swan & Raphael 1995）。不过，失去母语的恶果远不止此。就“被偷走的一代”而言，孩子被从家人身边强行带离，不得再讲祖先的语言，被主流社会强行同化，这样造成的影响巨大而持久。这些孩子成年以后，因不会讲母语而无法与家人交流，也无法参加各项传统活动。“母语消失、文化遭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亲属结构断裂等因素与成瘾性疾病、社区暴力、家庭破裂、自杀等现象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些损失的代价难以估量，不仅涉及原住民个人，而且波及几代人”（Memmott et al. 2001）。在原住民看来，他们产生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失去土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失去认同感（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1989）。对原住民而言，保护、维护、赞美自己的文化不仅是一条核心原则，而且是自己主权的一种重要体现（United Nations 2009）。

如上所述，自被殖民以来，澳大利亚原住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参见Sutton 2009），在这些群体中，抑郁、药物滥用、自杀等心理疾病频发，比如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自杀是原住民的第六大杀手，原住民的自杀率几乎是非原住民的3倍（Purdie et al. 2010）。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心理问题十分严重，亟待社会各方加以关注和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成为澳大利亚健康专业人员、健康机构和政府机构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若要从根本上改变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在健康上的不平等状况，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些创新性的方法，树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原住民群体增权益能并融入主流社会。原住民的健康理念是整体性的，涉及“个人和群体的身体健康、社会幸福感、情感健康、文化健康”的方方面面，是推动原住民群体掌握主动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的基本前提（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Strategy Working Party 1989）。只有接受这种整体性健康理念，才能更好地认清有哪些因素能够保证和促进原住民的健康。

殖民化和压制性的法律法规致使原住民蒙受损失、悲恸和创伤（Purdie et al. 2010），但是在面对一种强加的、一向于自己不利的文化时，原住民文化和群体有一些独特的保护性因素成为原住民力量和自愈力的源泉。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个主张：语言始终是一个基础性的保护因素，能为我们支持群体的生存、发展与繁荣提供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解决方案。

三、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心理健康现状

曾被诊断为患有心理疾病的澳大利亚人中，3成以上的人在24岁之前表现出相关症状并得到确诊（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b；Headspace：National Youth Mental Health Foundation 2011）。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群体中，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口占比高达57%（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这样的人口分布加上各种不利的生活条件，使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中的青少年比澳大利亚其他群体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他们可能饱受各种社会问题和情感问题的折磨，因而无力保持积极的心态，无法应对生活中的逆境，比如挚爱之死、挚爱之人被强迫离开、歧视、贫困、暴力、虐待、赌博、监禁、教育竞争、创伤等（Purdie et al. 2010）。举例来说，三分之一的原住民青少年的祖父母或看护人属于“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s），那些长辈被政府强行带离自己的家人，使得长辈和后辈们的痛苦水平居高不下，负面的心理冲击至今显而易见（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s Advisory Council 2012；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Dodson et al. 2010）。这种文化断层、创伤和失落可能延续至后代并日益严重，这些群体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不合群、怨恨、易怒、暴力、滥用药物等，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强烈的绝望、抑郁、焦虑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精神苦闷（Dodson et al. 2010；Social Health Reference Group 2004）。

因失去身份、失去生活目标、失去自豪感、失去自尊而形成的集体危机感可能导致集体绝望和集体自杀（Hunter & Harvey 2002）。2001年至2011年，年龄在10岁至24岁的北领地青少年自杀者中，75%是原住民（Hanssens 2008、2012）。以Mowanjum群体为例，他们的人口总数为300，几个月之内就有5人自杀身亡（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2）。群发性自杀（即因一人自杀而引发多人效仿）现象在原住民群体中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高于非原住民群体，而且原住民往往没有办法摆脱悲伤（Hanssens 2008、2012）。

原住民的自杀率几乎是非原住民自杀率的3倍，而自杀率最高的群体是年轻人（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1）。2010年，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c）统计，与非原住民同龄人相比，年龄14岁至19岁、20岁至24岁的原住民男性发生自杀的概率分别是非原住民同龄人的4.4倍和3.9倍，而与此同时，这两个年龄段的原住民女性发生自杀的概率甚至更高，分别是非原住民的5.9倍和5.4倍。每5个原住民青少年中，就有2个曾经想过要自杀。这些数据无疑是触目惊心的。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分析哪些关键性的积极因素有助于改善这种严峻的形势。

四、邦格拉语语言复兴个案研究

（一）邦格拉語语言复兴概述

澳大利亚原住民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于40 000多年前定居澳大利亚大陆。他们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完全隔绝，以打猎和采摘为生。在欧洲人占领澳大利亚之前，原住民部落共有 500 多个，人数达75万之多。18世纪时，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强迫原住民离开他们的家园。19世纪早期，一些捕鲸人和海豹捕猎者到达邦格拉部落活动的区域，邦格拉人从此开始与殖民者接触。在南澳州的林肯港殖民地周围地区，邦格拉原住民与殖民者爆发过激烈冲突（Brock & Kartinyeri 1989）。林肯港和周边地区在1840年路德教会传教士Clamor Wilhelm Schürmann到达之前，仍是暴力频发地区（Schurmann 1987）。林肯港附近的Poonindie 传道所从1860年一直运行到19世纪90年代。现在的邦格拉人群体中，老一代的人属于“被偷走的一代”，他们小时候被政府机构带走，去接受文化教化，而这种教化过程意味着与家人、故土、文化和母语分离开来，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不仅让他们本人刻骨难忘，也成为其他未被偷走的家庭成员的心灵创伤。随着对土地、母语、文化等权益的认识的提高，邦格拉人希望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重新建立起与祖先的联系。邦格拉群体自2011年决定复兴自己如“睡美人”一般沉睡的母语以来，一直与诸葛漫教授紧密合作，希望能拯救、重新学习、记录邦格拉语并将它传给后代。

实际上，在复兴活动开始之前，已经没有任何人讲邦格拉语。澳大利亚的记录语言学家Luise Hercus 在20世纪60年代记录下来的零星资料非常有限，而这些记录正是邦格拉语复兴活动必不可少的文字资料。目前，邦格拉人主要居住在艾尔半岛的三大区域：林肯港、怀阿拉和奥古斯塔港。这里的邦格拉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原住民英语（有时称为West Coast Talk，即西岸话），词汇中混合了其他原住民语言中的一些词和短语，但是似乎没有源于邦格拉语的词汇，这说明邦格拉语早已消亡。

2011年9月，邦格拉人代表和诸葛漫等人召开第一次会议，探讨复兴邦格拉语的有关问题，此后又在阿德莱德、林肯港、怀阿拉和奥古斯塔港多次召开会议。2012年5月，第一届邦格拉语言复兴讲习班在林肯港开办，两天内共有25人参加，主要讨论了邦格拉语词汇的发音和现有词典（Schürmann 1844）的问题。从那以后，参与复兴活动的各方开始密切合作，而当前的工作重点包括核对现有的邦格拉语词汇、核对文献资料、设计与文化相契合的地名和建筑物名、拟定“欢迎来到故土”礼仪、解决邦格拉语教师及讲习班学生和大众有关邦格拉语词汇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工作，包括建立一套更为用户友好的拼写体系以方便教学、传播和会话，修改1844年的邦格拉语原版词典等。这些初步工作促成了10个讲习班在艾尔半岛开办。

到目前为止，邦格拉语的复兴试验一直运行良好。诸葛漫积累的一些资料可以作为定性数据，供我们分析语言复兴与原住民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对参与复兴活动的邦格拉原住民的访谈中，已有数位原住民表示，学习邦格拉语让他们找到了认同感、获得了自由、认清了生活的目的，因而对他们具有增权益能的作用（诸葛漫、姚春林 2014）。从邦格拉人民的表述中，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对语言复兴的益处进行评估时，仅对被复兴的语言作为口语使用的状况做出评估是不够的；从原住民的权益和幸福来看，复兴语言的过程与结果同等重要，也就是说，最后能否完成对被复兴语言的记录、分类和频繁使用虽然很重要，但是复兴该语言的过程本身是同样重要的。总之，复兴过程与复兴目标一样重要。

正是在2011年，诸葛漫（Zuckermann & Walsh 2011）提出了复兴语言研究（Revivalistics）这一概念。复兴语言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包括复兴语言学（Revival Linguistics）和复兴组学（Revivalomics，即语言复兴的大数据分析），旨在通过对全球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语言复兴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和比较，探索语言复兴的普遍制约条件和全球机制（Zuckermann 2009）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特异性（Zuckermann & Walsh 2011）。复兴语言研究的范围大大超过复兴语言学，其研究角度多种多样，涉及法律（Zuckermann et al. 2014）、心理健康、社会学、人类学、政治、教育、殖民地开发、传教研究、音乐、建筑等。邦格拉语复兴活动自2011年开展至今，急需完成的一项工作是：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全面系统地评价语言复兴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的假设是：在语言复兴过程中，原住民的心理健康将得到显著改善，自杀意念降低，自我伤害减少，自杀率下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一些一手材料，但是还缺乏相关的具体数据作为定量分析的根据。所幸的是，2016年年底，诸葛漫率领的研究团队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NHMRC）101万澳元的资助，将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邦格拉语语言复兴对邦格拉人心理健康之影响的量化研究。据我们对公开信息的研究，这种类别和力度的研究资助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二）语言复兴的目标

语言复兴的目标必须切合实际。如果将语言复兴视为一个连续体，那么根据待复兴的语言的特点和对语言复兴的需要，我们可以将复兴活动分为收复（reclamation，像Kaurna语）、更新（renewal，像Ngarrindjeri语）和复兴（revitalization，像Walmajarri语）三大类别。2014年，澳大利亚第二次原住民语言调查报告出炉，其中列出了语言复兴活动的目标及排序，该调查数据得到了参与邦格拉语复兴实践的原住民的认同，详情如下所示：

澳大利亚第二次原住民语言调查报告说明，澳大利亚当下开展的大部分语言复兴活动的目标不仅仅是增加语言使用者数量，而且要帮助原住民与自己的文化建立联系、构建认同感并提升幸福感（Marmion et al. 2014）。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复兴活动是否会带来预期的效益？邦格拉语的复兴实践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我们可以从中验证语言复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摸索出一些技巧和方法去帮助有心理疾患的原住民，并为其他原住民群体的母语复兴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三）邦格拉语复兴实践对语言复兴研究的启示

通过学习祖先的語言，原住民能够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增强自己的认同感，因而他们愿意付出努力，去复兴自己“沉睡的”母语（Zuckermann & Monaghan 2012）。为了支持原住民的语言活动，帮助他们重拾认同感，我们急需开发一些语言工具，从跨学科角度（包括从进化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语言复兴。邦格拉语的复兴实践有助于确立语言复兴研究这一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与复兴语言学相比，记录语言学旨在在濒危语言陷入沉睡之前对其进行记录和描写，而语言复兴研究可以有效弥补记录语言学之不足。此外，语言复兴研究一反以西方语言学家为中心的做法，将那些文化处于濒危状态的群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对语法的编写和词典编纂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语法和词典都必须满足语言复兴的需求，以用户友好的方式呈现给相关语言群体，而不仅仅是给语言学家使用。举例来说，我们必须避免使用那些华而不实、基于拉丁语的语法术语，提供便于使用的拼写形式。以表示“恢复”之义的词为例，路德教会传教士Clamor Wilhelm Schürmann 给邦格拉人提供的拼写形式为nunyara，这种拼写会被念为nanyara（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且第一个元音的发音类似于cup中的发音），而正确的发音为Noonyara，因此他的拼写不符合用户友好原则。熟悉德语和国际音标的语言学家会觉得nunyara更合适，但是从语言复兴研究的角度来看，邦格拉人现行的母语是一种英语，因此Noonyara这种拼写更可取。

语言复兴可能涉及原住民、少数民族或文化濒危群体，在语言复兴的初期阶段，语言学家必须进行长期观察、倾听和学习，了解这些群体的需求、愿望和潜能，才能激励并帮助他们。即便如此，一切语言复兴活动都存在语言学上的制约条件，比如希伯来语、邦格拉语、毛利语、夏威夷语、Kaurna语、Ngarrindjeri语、Wampanoag语、Manx语和Cornish语。掌握这些待复兴的语言有助于复兴者和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现今加拿大境内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子孙，但不包括因纽特人和梅提斯人）领导人有效开展工作，比如更多地关注基础词汇和动词变位而不是发音和词序。

从语言复兴研究的角度看，邦格拉语的复兴活动可视为一个运行良好的试验项目（Zuckermann & Monaghan 2012）。该项目的开展可能会给历史语言学带来显著的变化，比如会削弱“谱系树模型”，對其“一种语言只有一个祖先”的论点提出质疑。我们相信，沉睡的语言一旦成功复兴，必将呈现混合的特性，它不仅将包含该语言本身的成分，而且会吸收语言复兴者和记录者的母语成分（诸葛漫 2008；诸葛漫、姚春林 2012；诸葛漫、徐佳 2013；诸葛漫等 2015）。

五、语言复兴效益的初步观察

如前所述，语言是社区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构件之一，因而母语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复兴实践既稀少又独特，虽然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原住民争取恢复文化自治、获得精神主权和知识主权、提升幸福感的过程中，母语的复兴变得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的报告显示，与不会讲母语的人相比，会讲母语的年轻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过度饮酒和滥用药物的概率更低，成为暴力受害者或受暴力威胁的概率更低。

2007年，Hallett等（2007）曾对文化传承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做过一项基础性研究，他们从自主自理、土地权、教育、健康护理、文化设施、警察/消防服务、语言等7个文化传承影响因素入手，分析评估了150个因纽特原住民群体约14 000人中曾有过记录的自杀现象。他们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调查所涉及的所有群体中，母语熟悉度较高（50%以上的成员熟悉）的群体自杀率低于母语熟悉度较低的群体；在母语语言技能较高的16个群体中，每10万人中有13人自杀身亡，而母语语言技能较差的群体中，每10万人中有97人自杀身亡。除了母语技能之外，若有其他文化保护因素（即上述7种因素）同时存在，那么就可以更有效地预防自杀。这种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是文化保护因素之一，母语有助于提高文化认同感，降低原住民群体的自杀率。澳大利亚的情形或许与此类似，因为已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说法。比如，一项研究显示，童年时母语较为流利的人较少出现情感问题和社会问题（Zubrick et al. 2005），这可能意味着早期干预有助于青少年和成年时期的心理健康。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些母语讲得流利或者至少具备足够的母语知识的人，其文化认同感更为稳定。

澳大利亚原住民既难以融入白人社会，又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可谓生活在文化裂缝之中，而语言复兴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认识，提升幸福感和自豪感，因而具有增权益能的作用。美国语言复兴领域的杰出人物Fishman（1990）曾经指出：

现代生活真正的问题，同时也是逆向语言转换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我们仍然可以号称属于自己的“家”，又如何通过建设这个家而构建社区认同、得到安慰、找到陪伴、发现生活的意义？这些本是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主流社会却越来越无力提供。

诸葛漫注意到，一些投入Kaurna语和邦格拉语语言复兴实践活动的原住民不仅自信心得到增强，而且更有可能继续学习下去。有的人因受自杀事件的刺激而开始投身于语言复兴。比如，Jack Buckskin的姐姐自杀，促使他投身于Kaurna语的复兴；Geoff Anderson先前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后来开始听课学习母语Wiradjuri语，他说，学习母语救了他的命。这两位原住民现在都担任母语教师，在语言复兴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可见，教育的成功可以提高就业能力，消除差距，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正因为语言复兴具有一些可感知的或潜在的益处，一些原住民群体把复兴母语当作群体要务，越来越多的群体希望恢复文化自主权，获得精神主权和智力主权，提升幸福感。已有一些零星证据表明，少数群体与传统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会给社会、情感、就业、认知、健康等方面带来好处。例如，与不会讲传统语言的原住民青少年相比，会讲母语的青少年有害使用酒精、滥用药物、接触暴力的概率更低（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 2009）。一项针对美国少数群体的研究发现了一些证据，说明流利掌握传统语言、熟悉传统文化与后来养成心理韧性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对高危城市群体而言，“传统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心理韧性的预测指标”（即生活品质的正面指标）（Utsey et al. 2007）。这些研究结果得到了原住民群体的高度认可。人们感到，语言复兴的益处可能会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增强认同感和对“传统、文化、家庭、土地、群体”的归属感；第二，因提升自尊和自豪感而使原住民增权益能；第三，增进群体、家庭和代际之间的交流。

遗憾的是，在澳大利亚的语言复兴研究中，迄今无人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些潜在益处进行系统评估。不过，已有支撑性数据显示，语言复兴可以为新的健康干预活动提供机会。例如，一些研究者对澳大利亚中部群体做了一项为期10年、由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简称CIA）监督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原住民群体与其语言、土地和文化的紧密联系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效益，这一点从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上得到证明。非常重要的是，这些健康效益是在社会经济状况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取得的。对原住民而言，语言、文化和相互关联的感觉是不可分割且至关重要的心理韧性因素，可以抵御身处弱势、难享健康服务、缺少就业机会、基础设施不足等各种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Rowley et al. 2008）。Biddle 和 Swee（2012）研究发现，参与语言复兴的原住民提升了自信，更容易继续学习其他知识，这可以作为一种初步证据，说明语言与原住民健康之间存在联系。此外，还有证据表明，一些促进教育成功的干预活动可能会提高原住民的教育水平，增加其就业机会，减少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er 2009）。

六、語言复兴成效的评估问题

为了评估语言复兴的成效，我们在持续进行语言复兴干预的同时，还需要进行纵向的队列研究，对复兴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在对语言复兴的成败进行评估时，我们参照的标准既要包含语言标准，比如日常会话、拼写、翻译、口语等方面是否流利，也要从原住民群体的增权益能和幸福感等方面加以评判。语言复兴过程结束时，即使被复兴语言的群体中并非所有成员都以该语言为母语，并非在所有场合使用该母语进行会话，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该复兴项目已经失败，因为复兴的过程与复兴的目标同等重要。

邦格拉语复兴活动开展至今，我们除了需要继续设计并实施行之有效的复兴活动之外，还需要着手研究如何进行复兴成效评估。从事复兴工作的人员需要掌握各种沟通策略和手段，编写语法和词典，开办语言讲习班，与学校和社区联手推进母语教学，培训母语教师。除此以外，他们需要应对随时出现的各种状况。从提高原住民的权益和幸福感这一角度来看，是否会出现全体成员在各种场合使用被复兴的母语进行会话这种现象，在许多时候都属于次要的事情。从根本上说，正如前文反复强调的那样，复兴的过程与目标同样重要。因此，我们不仅要根据一些语言标准去评估个人和群体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水平上的变化，而且要评估复兴过程对参与者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为此，我们需要了解并记录语言复兴活动的积极影响，摸索出一些方法，用于检测语言复兴在个人和群体层面所产生的效益。研究者必须系统记录语言干预对个人和群体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以及可感知的影响，深入分析调查结果，以便确定、检验或在必要时改造现行的评估工具。这就需要语言工作者与具备心理健康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紧密合作，仔细研究那些聚焦于原住民或少数群体流行病学研究或临床研究的相关文献，确定或必要时改造各种潜在的分析工具，或者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分析工具。所有这些工具都必须根据一些预先确定的标准进行考察，其中的关键标准包括表面效度、所设问题的文化契合性、可以理解的反应分类、简洁性、受试的完成（或经协助完成）能力、先前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使用情况、心理测量学特性（如果已知的话）等。确定分析工具之后，再根据一些方法（如Vogt et al. 2004；Brislin 1980；Van de Vijver & Hambleton 1996）加以使用，以增强心理学工具的内容效度，确保实验工具、项目、反应分类等的文化契合性，促进对各种构件的整体性理解（Manson et al. 1985；Kirmayer et al. 1997）。

七、结 语

我们先前的假设是：语言复兴与一些可评估的益处（如增权益能、提高认同感、增进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因而有助于弥合原住民群体与非原住民群体之间健康上的差距。这一假设还需要经过充分、独立的评估才能验证。只有准确评估语言复兴过程对参与者以及更广大群体的心理健康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才能从语言之外的标准去判断语言复兴是否成功。我们相信，语言复兴会对心理健康、社会幸福和情感健康的各项指标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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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姜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