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
自2013年起,持续爆发、不断蔓延的雾霾污染,已演变成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头号环境公害。尽管治霾行动不断升级,但局势并未根本扭转。
去年入冬以来,“雾霾围城”、指数爆表的景观再度反复上演,一场“跨年霾”更是令新年蒙上重重阴影。此起彼伏的黄色、红色预警声中,多地纷纷启动应急响应措施。
与之相伴的,则是社会争议的不断累积,限行措施造成的出行不便,限产停产导致的经济损失等等,无不引发吐槽和抱怨之声,而防霾显性效果与公众切身感受的巨大反差,也引发了对应急机制的重重质疑。
雾霾来袭之时,抗霾固然是第一要务,但提供公共服务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政府职责。因而在推出种种应急措施时,决不能仅仅止步于“限制”,而是必须跟进相应的替代保障措施,將对日常生活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比如,限行措施的目标是减少污染排放,但由此带来的出行困难,需要更高效的公交能力、更灵活的错峰方案加以弥补。
再比如,学校停课的宗旨是保护学生身心健康,但因此对一些无法请假的家长所造成的负担,也需要提供多元化、选择性的帮助。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应急措施之所以引发坊间不满,正在于公共服务的保障性与应急措施的限制性不相匹配,将责任更多地推向社会、家庭和公民个体,政府职责却只在“限”字上打转转。
一“限”了之的懒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隐藏着应付上级检查、漠视民生权益的功利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