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共产党及红军的认识及评价

[摘要]从1934年2月到1936年12月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学良对共产党及红军的认识由不了解、看不起，到了解之后的由衷佩服，认为共产党太厉害了，有共产主义信仰，能够团结一心，不仅渗透、统战工作做得好，宣传工作深入人心，而且能够顺应民意，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进而提出抗日要联合共产党，并且主动提出要申请加入共产党。近三年时间他对共产党及红军的认识与评价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转变的同时带来行动的转变。由积极剿共变为联共抗日。

[关键词]张学良；共产党；红军；西安事变

[作者简介]张侃侃（1970-），女，张氏帅府博物馆研究馆员（沈阳 110011）。

张学良领导发动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当时共产党及红军的状况，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世界格局也为之改变。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5页。追根溯源，张学良之所以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敢于以下犯上、实行兵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高度认可。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着重论述他在不同时期对共产党及红军的认识与评价，从而揭示出共产党及红军在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下，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转败为胜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总结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今后的工作也将具有指导意义。

一、“共产党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因而能够团结一心”，“我们是一盘散沙”

张学良晚年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张之宇、张之柄的采访时表示，“共产党甚至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1），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共产党因为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因而能够团结一心。他认为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信仰”，“没有国家思想”，所谓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当兵。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散沙。”“中国军队（指国军）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中心思想。”

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4），第291页。

上述结论来自于张学良早年的自身经历。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电召回国，先后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负责围剿鄂豫皖苏区。当年东北军与苏区红25军交火，出乎意料地接连失利，竟然被歼灭几个连队。张学良意识到共产党红军并不简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张学良开始了解共产党及红军，思考失败原因。

张学良责成总部机关，搜集有关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政策、言论和用语，甚至连红军怎样开会、吃饭、睡觉，怎样为民众做事等等都很感兴趣。他还找到李大钊案叛变后仍留在东北军的黎天才、李鸿鸣、李金洲等人。接着又让曾留学苏联在共产党任过要职的潘文郁（冬舟）、吴志忠帮他收集资料，讲解理论，他经常同潘文郁长谈，了解共产党红军的基本状况及政治主张，这些对张学良的思想有一定的启示。

郭维城：《张学良将军半生事迹浅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辽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6页。在张学良的指导下，把当年凡是能搜集到的有关红军的情况汇编成《“匪情”辞通》，下发部队，张学良将这本书随身携带，经常翻阅，通过它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红军。

牟文海、李维法、孙德江、梁栋：《少帅风云录——侍卫副官赵维振跟随张学良将军十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

1935年9月张学良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发动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从10月到11月底不到2个月时间，东北军损失了近三个师的兵力，张学良深受震动，他在《自述》中写道：“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他感叹：“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劉家鸾口述，宁剑南整理。稿存全国政协。转引自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风云录》，1990年，第224页。身为东北军统帅，深知军队在战场上主动权的重要性，他迫切想知道红军的制胜之道。胡宗南曾对张学良说：“红军是打不完的，败而不溃，甚至还扩充了。红军打得不利就走，而我们被命令守在一个防区不能动，就像坐牢，跟红军打仗就像无期徒刑”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风云录》，1990年，第224页。。胡的话尽管是牢骚话，张学良深以为然。他认识到再与红军打下去将会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1935年11月，他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到上海找到爱国人士李杜及因《新生》杂志上《闲话皇帝》一文服刑的原辽宁商会会长杜重远，通过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情况，并希望通过他们与共产党取得联系。1936年受宋庆龄委托经张学良护送去陕北瓦窑堡联络国共谈判的董健吾牧师，得知张学良要联系共产党，将此事告知宋庆龄，于是宋庆龄将共产党员刘鼎介绍给张学良。

通过刘鼎张学良了解到红军是自愿参军，不像国民党招募游民，红军战士主要来自土地革命后的农民，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他们有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守纪律是任何旧军队无法比拟的，打败了也不垮。张学良还了解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官兵平等、民主，部队上下团结一心。红军以农民为主，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之上，是工农兵政权，苏区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各种制度首先为他们谋福利。苏维埃政权竭尽一切权力支援红军，红军与人民是鱼水和谐，因此红军在战争中有更多的自由。各个不同地区的红军能够团结一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帅和协调各个方面。共产党和红军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为团结教育的中心，是红军有别于旧军队的地方，也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

通过种种努力尤其是刘鼎的介绍，张学良对红军及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对共产党及红军的主张、制度、做法深表赞同。

二、“共产党太厉害了”

张学良晚年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张之宇、张之柄的访谈时，曾说：“共产党太厉害了（指渗透工作）。……军队也渗透了好多。他政府，我跟你说，都渗透到陈诚那儿。这个人名字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大概）姓贺，贺耀组是蒋先生侍从室的主任，他太太也是共产党。”

贺耀组（1889.5.8—1961.7.16）湖南人。原名耀祖，号贵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历任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徐州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参谋次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上将主任、兰州行辕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军统局局长，及重庆市市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1938年末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思想受到影响。担任侍从室主任期间，未经请示，将苏联的一架军运飞机放飞至延安，因此被改调为重庆市长。1945年8月国共和谈期间，设家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因其夫人倪斐君追求进步，与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人来往，受到特务注意。家宴后被蒋介石责问而辞职。1949年通电拥护中共，随即返大陆定居。见搜狗百科：贺耀组http：//baike.sogou.com/h3748638.htm？sp=l85248722。“那共产党的渗透，周恩来不说句笑话吗。李宗仁时代了，已经不是蒋先生了，要议和吗。他笑了，也用不着议和了，我们已经早就过江了。他的话后来有所指啊，江阴炮台就是共产党的

江阴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江面宽仅1500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人称“锁航要塞”，素有“江上雄关”之称，既是由海入江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江阴要塞起义是指，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在吴铭、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率领下，于江苏省江阴附近举行反蒋战场起义。见百度百科：江阴要塞起义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先生当然也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但是所知道的，不是知道哪一件（具体）事情确实。戴雨农这个人，他还是没有他们厉害，戴雨农不过就是杀杀人，干什么的。他做特务工作，离共产党差得太远了。刘鼎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在我家住着给我当秘书，他还有电台什么的，那到哪查去？戴雨农跟我讲，我没想到你家会有共产党。所以说那共产党太厉害了。”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4），第1271页。

张学良所说的厉害主要是指共产党的渗透、统战工作做得好。郭汝瑰郭汝瑰（1907～1997），重庆人。黄埔军校五期，日本士官学校肄业。在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共产党。抗战时期，参加淞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期间秘密接受董必武领导。此后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作战厅长。1949年12月率领国民党72军起义。其间多次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报。 晚年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不幸遭遇车祸逝世。见百度百科：郭汝瑰https：//baike.baidu.com/item/ 郭汝瑰/5724923？fr=aladdin、熊向晖

熊向晖（1919-2005），安徽人，1936年在燕京大学时加入中共，抗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为我党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见百度百科：熊向晖，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6%8A%E5%90%91%E6%99%96，2017年10月15日等等都是潜伏在国民党高层中间为共产党工作的秘密党员。

其实早在1928年2月在奉天东北讲武堂先后有赵唯刚、刘伯刚等党员从事党的活动。1932年时任105师副师长的刘多荃族弟刘澜波以骑二师师长黄显声秘书身份在骑二师组建了党组织师工委，介绍共产党员孙志远、白坚到该师工作。骑二师党的工作分为上层军官和下层士兵两部分。上层工作由刘澜波、孙志远、马融负责，主要是做师长黃显声的工作，还争取了参谋长董道泉（董源章）和几位团长。下层工作由宋吉文负责，发展了一批党员。

1933年春，孙志远、刘澜波经黄显声介绍结识53军116师647团团长吕正操，他们经常议论抗日救国大事，利用开展体育活动的方式广交朋友，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53军党的地下组织率先在647团建立起来。易广居等党员负责647团一个营的地下党组织工作，在营属连队发展党员。

1935年底共产党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2页。派出东北籍共产党员邹大鹏、刘澜波、苗勃然以及宋黎、解方等在东北军内部在张学良身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11月26日张闻天致毛泽东电文中，提议：“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予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

《洛浦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6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6页。按照上述提议，共产党对于战败被俘的109师官兵进行了苏维埃似的宣传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并申明如果他们愿意回去就可以释放他们。周恩来花费几天时间使他们确信共产党是真心要求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然后周恩来护送官兵们返回自己的防线。

埃德加·斯诺：《北京游历》（JourneytotheBeijing），美国纽约：1958年，第151页。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页。1936年元旦红军在瓦窑堡为被俘的“白军”官兵们举行了盛大宴会，令人惊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出席了庆祝大会。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漫评：1936-1945》，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50页。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先后毕业于北大、东北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做过张学良卫队长，他骁勇善战深受张学良喜爱。他被俘后，张学良很痛心。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红军给他治伤，生活上倍加照顾。彭德怀总司令亲自把他安排在自己驻地附近，耐心向他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经过多次交谈，高福源思想有很大变化，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

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延安谈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风云录》，1990年，第23页。

张学良亲自驾机去见高福源，高福源带给张学良一封周恩来的密信，信中说：“应调转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自己的兄弟以饱狼腹，这非人类所为。”

刘长春、赵杰：《张学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张学良听完高的陈述看过周恩来的信后，当即指示高福源请红军派正式代表商谈。可以说高福源、张学良等人的转变是共产党红军统战工作卓有成效的体现。

三、“共产党非常会宣传”，“共产党会抓人心”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首次公开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的采访时，面对日本记者“对共产党，先生当时是如何评价的呢？”他回答说：“那时，共产党会抓人心。当时中国的抗日情绪是非常之高，政府是不想立刻就抗日。可是共产党利用这个地方把人民的心抓住了。共产党非常会宣传，而且会利用人心。”

管宁、张友坤译：《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关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止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军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求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1956年12月5日峻笔），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573页“论到研讨共产党之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是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渗透，将内部的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1956年12月5日峻笔），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581，582页。

红军为加强对白军官兵和白区的宣传，制定专门的白区宣传大纲，并且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80多年过去，在鄂豫皖川等地的一些建筑物、山崖石壁上，红军当年的一些宣传标语至今依稀可辨。在当地红军遗址类博物馆内，收藏有大量红军标语。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革命理想高于天》，香港：中国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第2页。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曾将宣传标语镌刻在当时居民房屋的墙壁上，该墙壁至今保存依旧。上书“白色官兵们：红军中官兵都分得有田地，有人代耕，生活待遇一律平等，一切自由，自己为自己干，欢迎你们来参加红军！红军绝不杀一个投诚的官兵——红卅一军政治部”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革命理想高于天》，第48页。西安事变前夕，共产党为了劝阻围剿红军的东北军，曾印制大量传单，以宣传红军对国民党官兵的政策。共产党及红军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使东北军将士尤其是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友军和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共产党顺应民心”，“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動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1），第299页。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1），第300页。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然只到36岁，时间不长，但他不仅和日本关东军打过仗，跟苏联红军打过仗，与北洋军阀交过手，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1），第207页。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呀，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北方的土话说：抖起来是你好运气，倒霉是你自己找的。”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五、“我就是共产党”

张学良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访谈时坦诚地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里。我简单地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的内心……”

刘长春、赵杰：《张学良》，第120、121页。

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文献最早见于刘鼎1936年6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由于发电和译电的技术原因，译文上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错误。可读懂的内容中第四条写道：“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这里的“日”是当时张学良的代号。这句电文的意思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21页。

关于这封电报的真实性，杨奎松先生在其著作《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中明确写道：“关于张学良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情况，在1986年前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文件汇编里就已经被披露出来了。里面公布了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就提到这件事，电报明确提出共产国际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要求准备发展其入党的提议。该文件在1988年《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因此也为中国许多学者所知。”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21页。

张学良要求入党，主要是出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服与信任，也有争取共产国际及苏联同情与支持，实现西北大联合的现实目的。

早在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期间，曾打算访问苏联，但苏联方面因其父子在1928年查抄苏联大使馆、杀害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以及1929年东北当局单方面挑起中东路战争而心存芥蒂，没有批准他的访苏要求。

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愿望同样因为上述原因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而受阻，但他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履行着党员的职责。他在共产党红军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曾给予大量援助。据东北军军需账目显示，从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秘密举行会谈直至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押，张学良资助红军款项高达76万元。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当日，送给周恩来一本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中国地图册。会谈后，他向红军赠送私款2万银元，后赠送法币20万元并拨给红军步枪2500支，子弹6万发。1936年张学良受董健吾委托派李杜将毛泽东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送往苏联。并慷慨支助行程费10万元。尽管心知肚明的张学良并未询问董健吾所護送的两个孩子具体是谁家的，但董健吾的身份他很清楚，特别是听董说“孩子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多少也能明白孩子一定与共产党有关。

1936年隆冬时节，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感染了伤寒，持续高烧不退。由于国民党的持续围剿与封锁，根据地军需尤其是药品奇缺，邓小平不能得到及时的医治，病情愈发严重，命悬一线。万般无奈之下周恩来想到了张学良，指示身在西安的叶剑英去找张学良解决红军的药品和冬装。张学良知道后以把棉衣和药品、食品等军需送往兰州为名，将行程时间路线告知叶剑英，让红军在途中秘密截留。满载军需的一队卡车浩浩荡荡地被劫至延安，这批物资中有一批炼乳，率队的聂荣臻当即决定将炼乳全部送给邓小平。如今看似平常的炼乳，送到邓小平的口中真是雪中送炭，加上药物的配合、及时治疗，邓小平转危为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详细地提到了这件事。1994年7月20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参观大帅府后说：“张学良将军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给红军以巨大的支持，他是抗战的最大功臣，也是我党的最好朋友。”张氏帅府博物馆：《走进大帅府走近张学良》，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张学良领导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献给共产党红军最好的礼物。

六、“要抗日就要联合共产党”

1936年7月初，住在王曲镇的张学良突然把刘鼎请去。对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当时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刘鼎愕然，追问之下，张学良说：“我在这里翻来覆去的考虑了几天，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蒋军，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胆怯而危险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大有可为。”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风云录》，1990年，第238页。

据刘鼎追记西安事变的札记上记载，他从苏区回来后，张学良推心置腹地和他谈了许多问题，检讨和总结了东北军的历史和张学良坎坷不平的历史。札记中记载张学良谈到“在前线自发停战的情况下，官兵心情忐忑，面对红军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善意合作，而上面却硬逼着去送死。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一个总司令碰到这种事情就不敢强下命令，这可以激起兵变。次于统帅的将领与部下深有同感。因此就不能禁止前线双方联欢，对上只能敷衍塞责，实际是顶牛。敷衍一时尚可，顶牛久了不行。迄今‘西北不稳、‘暗通红军的风声传遍全国”。

张学良还谈到他主动易帜后，备受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他说：“全国各党派各部队，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从跟着蒋介石‘剿共的惨痛经验中，‘攘外必先安内是祸国殃民的大错。原来我想力争蒋介石，抗日不靠他不行，现在我认识到要抗日，收复华北，不能死靠蒋介石了，只能联合共产党。”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风云录》，1990年，第240页。

从刘鼎的记述中不难看出，当时张学良处于上级命令剿共而官兵们不愿意剿共的两难之中，他极度苦闷，经过再三思考，决定与共产党红军合作，联合抗日。此时张学良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共产党红军充分信任与认可。

张学良提出联合红军的具体时间在1936年7月。此时他已明确表态希望加入共产党，在他看来只有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在1936年6月22日对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学员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欲拥护统一，也唯有对日抗战”。

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315页

1936年11月底，张学良对红军代表叶剑英说：“内战我是绝对不打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实在不行，我跟你们上山打游击去。”

刘长春、赵杰：《张学良》，第129页。文中所说的“苦跌打”是法语“政变”的意思。此时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共产党红军的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从1934年2月张学良奉命围剿红军开始，到1936年6月张学良準备加入共产党，在2年零4个月时间里，张学良对共产党及红军的认识由不了解、看不起到了解之后的由衷敬佩，认为共产党太厉害了，官兵团结一心，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仅会抓人心，善于宣传利用，而且顺应民心、民意，进而主动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抗日要联合共产党。他的思想行为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而也就有了“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454页。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