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批评的即时性

乔邦利

摘要：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各自以其独立的身份，既分工又合作，共同完成当代音乐研究的任务。音乐批评通过即时性的理性观照和价值评估，完成对音乐实践活动的第一次抽象，从而为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活动（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研究）奠定基础。音乐实践的现实性和社会性，决定了音乐批评的即时性。理解音乐批评的即时性，既有助于认识音乐批评的学科本质属性，也有助于确立音乐批评的学科对象和独立学科地位，对音乐批评学科的健康、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当代音乐研究；当代音乐史；音乐批评；即时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以来，音乐批评的学科发展史就是其学科辩难史。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音乐界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音乐理论界就开始针对当代音乐批评的观念、对象、属性和评价标准，以及音乐批评自身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过整体性的“回顾与反思”。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集中的“回顾与反思”告一段落，但此次讨论中所指出的关于音乐批评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却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前不久，在广西艺术学院举行的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六届年会上，有关音乐批评对象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及，已经渐趋平静的音乐批评学科边界和学科存在合理性问题也再度引起讨论。在发言中，有学者坦承，对音乐批评能否成为一门学科持谨慎和保留态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既有音乐批评学科曲折发展历史的因素，也和音乐批评外部环境不佳密切相关，而这一切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批评自身学科建设的不成熟，以至于大家在音乐批评的定义、功能、目的、对象、方法、标准及学科本质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长期难以达成共识。理论的薄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当前音乐批评实践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多都与此有关。厘清这些问题不仅事关音乐批评实践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也是音乐批评学科建设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以音乐批评即时性为论述对象，探讨音乐批评学科属性、学科对象和学科边界相关问题。

一、音乐批评即时性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事实上，在音乐学诸分支学科中，遭遇持续辩难的并非只是音乐批评。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之间因存在边界不清、时段重叠、对象交叉等现象，在学科地位上的境遇也大致相同。常有人以面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当代音乐无法做到冷静、客观的历史观照为由，否定当代音乐史学科的存在意义。同时，当代音乐研究和音乐批评之间又存在“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纽结”。这一切都给从事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的研究者带来许多困扰。包括长期从事当代音乐史研究并有多部史学专著问世的居其宏先生，在谈论此问题的时候，也不得不以“当代音乐研究”这一相对笼统的概念来加以概括。

“当代音乐研究”以当代的一切音乐现实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对象世界逻辑地包含了当代的音乐创作研究、音乐家研究、表演艺术研究、音乐教育及音乐出版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音乐思潮与学术研究以及不同时期社会音乐生活的研究等等，俨然是个包罗万象的世界。

这段文字中，居其宏先生用“当代音乐研究”来概括一切关于当代音乐的研究。认为其对象世界逻辑地包含了当代的音乐创作研究、音乐家研究、表演艺术研究、音乐教育及音乐出版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音乐思潮与学术研究以及不同时期社会音乐生活的研究等等，俨然是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作者据此认为，当代音樂研究应该同时具有实践品格、史学品格和批评品格。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史学品格主要指的是当代音乐研究中的当代音乐史部分，批评品格主要与当代音乐研究中的音乐批评相对应，而实践品格则为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所共有。

接着，在谈到当代音乐研究和音乐批评的相互关系时，作者认为：

在与音乐批评的相互关系中类似的交叉重叠更为突出——两者都把当代音乐创作、表演、教育、思潮、音乐学研究或社会音乐生活诸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具有对现实音乐实践近距离乃至零距离观照的亲缘性特点，因此，在“当代音乐研究”与音乐批评之间几乎没有清晰的边界划分。

可以看出，这段文字中，居其宏先生显然把当代音乐研究和当代音乐史合二为一了。因为，从逻辑上讲，当代音乐研究包含了音乐批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划界的问题。所以，就上面一段文字而言，与其说作者是在讨论当代音乐研究与音乐批评的区别，毋宁说是在探讨当代音乐史与音乐批评之间关系问题。当代音乐研究相关概念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从学科范畴上看，当代音乐研究与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之间存在的是属种关系。当代音乐研究是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的属概念或称上位概念，当代音乐研究合理地包含了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两个领域。当代音乐研究的史学品格集中体现在当代音乐史研究领域，而当代音乐研究的批评品格则蕴藏在音乐批评活动之中。在当下音乐学学科格局中，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各自以其独立的身份，既分工又合作，共同完成当代音乐研究的任务。可以断言，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学科发展的日渐成熟，学科地位的逐步彰显，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两个学科最终从对当代音乐研究的学科依附中摆脱出来，成为音乐学家族中合法的一员，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既然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批评都属于当代音乐研究的范畴，那么两者之间的高相似度和多交叉问题就在所难免。但是，两者的分工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代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是当代音乐中获得共同认可的、已经进入历史或即将进入历史的音乐活动及其成果。而音乐批评的对象则是那些刚刚产生，尚未进入历史，尚待接受审美检验和价值评估的一切即时性音乐活动及其成果。对象的不同，构成了当代音乐史与音乐批评的不同分工及学科特色。这一点也为我们理解音乐批评的即时性品格提供了较强的实践与学理依据。

只有当它（笔者注：即音乐批评）将目光投注于自身历史之外、面对更为广阔的当下音乐图景时，其三大本质属性之一——即时性特点才得到全面彰显。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音乐批评即时性的内涵：

1.音乐批评的对象是当下的、正在发生着的音乐活动及其成果。“当下”时段的延展性和动态性，决定了音乐批评的即时性。

2.作为对当下音乐活动及其成果进行价值评估和理性观照的音乐批评，即时性是彰显其独立价值的三大本质属性之一（另两个本质属性是价值评估以及科学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3.即时性是当代性的当下时态，当代性逻辑地包含了即时性。由于当代在时段下限界定上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当下的（即时的）音乐活动及其成果逻辑地包含在当代音乐研究的对象世界之中。

当然，承认音乐批评的即时性，并不意味着音乐批评就可以将那些历史上出现的音乐作品、音乐人物和音乐现象完全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相反，在具有鲜明即时性品格的音乐批评实践中，特别是在那些与当下音乐现象和音乐思潮有关的音乐批评实践中，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史学的视角。但是，这种运用史学视角开展的音乐批评在对那些已成为历史的音乐人物、音乐作品、音乐思想的分析和判断之后，还必须回归到对当下音乐实践（包括艺术的和学术的）活动进行即时性关照的轨道上来，集中精力探讨、反思和解决当下音乐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给当下音乐实践活动以积极的启示作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還是当下的、即时性的音乐实践。离开这一点，那只能是音乐史学研究，而不是音乐批评。

二、从实践论观点看音乐批评的即时性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在这两段论述中，以下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实践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二，科学活动和艺术活动也是一种实践。其三，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以上三点为本文论题——音乐批评的即时性提供了相对清晰的逻辑起点和有力的哲学支撑。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点，如果我们理解了实践活动的现实性和社会性，就等于理论上承认了实践的当下意义和即时性特点。音乐批评的主要对象是音乐实践，其即时性品格自不待言。

总地来看，音乐的实践可以分为音乐艺术实践和音乐学术实践两个大的领域。因此，针对音乐实践的批评就可以相应地分为音乐艺术批评和音乐学术批评两个大的门类。按照不同音乐实践活动的性质和特点，音乐艺术实践又可以分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传播、音乐教育、音乐现象、音乐思潮及其他音乐活动等。与此相对应，音乐批评就包括音乐创作批评、音乐表演批评、音乐传播批评、音乐教育批评、音乐现象批评、音乐思潮批评及其他音乐批评等等。音乐学术活动大致可以分为音乐史学、音乐理论和音乐批评三个部分，所以，音乐学术批评又包含了音乐史学批评、音乐理论批评和音乐批评的批评三个领域。为了避免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在此还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即音乐学术活动作为对音乐艺术实践的理性把握和抽象认知方式，其活动的结果虽然主要以理论的形态呈现，但这种活动本身仍然是一种实践。

各种不同音乐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当然，与一切人类认识活动一样，作为音乐艺术理性认识阶段的音乐学术研究，既来源于音乐实践，也要反过来作用于音乐实践，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接受音乐实践的检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术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即便抽象程度最高的音乐美学、时间距离最远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空间距离最远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意义；但它们对当代中国音乐实践的影响，毕竟是间接的、隐性的，往往需要通过某种学术介质的转化过程才能实现。”这里的“某种学术介质”，我认为主要指的是音乐批评。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有必要对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分工、作用及相互关系进行一些比较。

三、从学科比较中看音乐批评的即时性

如前所述，音乐学术是对丰富的，充满感性色彩的音乐实践的理性认识，是我们认识、理解、掌握音乐艺术的重要途径之一。而那些关于音乐艺术的理性认识及其成果的总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的主要内容。由于音乐实践的不同性质和特点，音乐学又可以分成若干不同的领域或分支。总地来看，我们对音乐实践的认识主要通过历史、理论和批评三种途径来完成，相应地，音乐学就可以分为音乐史学、音乐理论和音乐批评三个分支学科。

在音乐学三个互相独立的学科——音乐史学、音乐理论和音乐批评之中，音乐批评所占据的位置非常特殊。这三个分支学科及其与音乐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上图中，音乐实践始终处于最低的层次。在音乐实践之上，分别有音乐批评、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三种理l生认识方式。这三种方式的共同对象都是音乐实践。其中，音乐批评是对音乐实践的第一次抽象，其主要目的是，面对音乐实践，在文本分析中，提炼出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的审美内涵；在现象分析中，挖掘各类音乐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在“问题研究”中，探讨、反思和解决当代音乐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并形成系统化、理性化的认识，给当下音乐实践以积极的启示和思考。作为第一次抽象的结果，音乐批评一方面可以反过来作用于音乐实践，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更高层次的抽象活动（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提供素材和基础。而更高层次的抽象活动（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的结果对音乐实践的反作用（再实践）也需要经由音乐批评这个中间环节来完成。

作为更高层次抽象活动的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其主要任务是，着眼于音乐实践，以音乐批评（对音乐实践的第一次抽象）的结果为参照，对音乐实践和音乐批评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通过纵向研究（主要是音乐史学）和横向研究（主要是音乐理论），提出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规律性认识，再反过来作用于音乐实践和音乐批评。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直至完成音乐艺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在所有音乐认识活动中，音乐批评居于中间层次，与音乐实践的距离（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最近。它的一端联结着音乐实践，音乐实践经由音乐批评而初步形成系统性的认识，作为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进行更高层次抽象的材料和基础；它的另一端联结着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活动在第一次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再度抽象，然后将所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经由音乐批评而在音乐实践中发挥即时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音乐批评具有了相较于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更为突出的应用性、实践性品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研究者关于“音乐批评是音乐美学的应用学科”的说法，笔者表示不敢苟同。作为音乐学群落中应用性、实践性品格最为突出的音乐批评，非但需要将音乐美学的相关学术成果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评价依据，而且，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诸学科在研究中所得出的一切规律性认识，音乐批评都有必要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并积极为我所用。

结语：即时性规约下音乐批评的属性、对象与学科边界问题

音乐批评是关于当下音乐实践的理性评说和即时性观照，是对音乐实践的第一次抽象和近距离（时间的和空间的）观察。根据音乐实践的特点，音乐批评可以分为音乐艺术批评和音乐学术批评两个部类。音乐批评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向下，即通过对音乐实践的即时性观照和价值评估，对音乐实践和普通音乐受众施以积极的影响，帮助他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音乐实践时，能做出尽可能正确的选择，以少走或不走弯路；一是向上，即通过即时性的理性观照和价值评估，完成对音乐实践活动的第一次抽象，并为更高层次的抽象活动（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研究）奠定基础。音乐实践的现实性和社会性，决定了音乐批评的即时性。

承认音乐批评的即时性，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承认音乐批评的即时性，有助于认识音乐批评的学科本质属性。

关于音乐批评的学科属性，有主观说，有客观说，有主客观统一说；有感性说，有理性说，有综合说；有科学说，有艺术说，等等，不一而足。以上诸说，都在某个层面或某个侧面反映了音乐批评的某些特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作为面对音乐实践的第一次抽象活动，即时性的音乐批评仍难以摆脱个别性、主观性和具体性的认识局限，尚不能完成揭示音乐实践普遍规律的任务。但是，健康的音乐批评必须遵循音乐实践的普遍规律（历史的和逻辑的）。前者决定了音乐批评的感性色彩和主观性特征，后者彰显了音乐批评的理性品格和客观性要求。但是，以上诸说又都不足以概括音乐批评的学科本质。唯有即时性，才是音乐批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学科属性。

其次，承认音乐批评的即时性，有助于确立音乐批评的学科对象和独立学科地位。

对于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言，除了明确的学科属性之外，相对稳定的学科对象可谓至关重要。如果一门科学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把握不清，那么，该学科能否产生并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是大可怀疑的。在这一点上，音乐批评也不例外。就音乐批评而言，承认其即时性，就意味着认可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当下的，刚刚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各类音乐实践，以此避免与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诸学科在对象上产生过多重叠与交叉，从而与这些学科之间保持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

正是音乐批评的即时性特征，构成了音乐批评不同于其它学科的质的规定性。承认这一点，才能避免将音乐批评混同于音乐学其它分支学科，将音乐批评的对象与已成为历史的人物、事件、作品、思潮等等的研究区别开来。比如，当代人对孔子、嵇康等人音乐思想的研究和评论，可以归入音乐史学研究或音乐美学研究领域；当代中国人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人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和评价，可以归入西方音乐史研究或音乐创作研究领域；当代人对新疆木卡姆、侗族大歌等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及其传承与保护的研究，可以归人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

当然，承认音乐批评的即时性，并不等于否认在音乐批评实践中运用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诸学科的视野和方法，相反，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诸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还是音乐批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基础和保障。但是，在学科边界上，音乐批评与上述诸学科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同理，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诸学科不但不应该排斥，而且也应该开展批评性的研究，这是音乐史学和音乐理论诸学科研究中，主体意识彰显的内在动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凡是具有批评性的研究都是音乐批评。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对音乐批评即时性学科属性认识的不充分，当前音乐批评实践和相关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学科对象不清、学科边界模糊、学科范围过度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由于概念不一致、对象不统一，造成学术研究中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难以展开深入的讨论。更为严重的是，学科对象模糊和学科界域扩张，使人们在关于音乐批评学科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导致质疑声不绝于耳，最终对音乐批评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

无独有偶，俞人豪先生发表于《人民音乐》2015年第11期上的文章，在谈到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界定不清的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话，“当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无所不包、研究目的漫无边际时，那么它独立存在的意义就需要打个问号。”虽然俞人豪先生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民族音乐学相关问题，但他所指出的学科对象不清和边界扩张的问题，在音乐批评的学科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其实早已出現。因此，这段话对音乐批评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