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莫斯科的两年

茅文婷

1938年3月5日清晨，天空飘着小雪，春天还未真正到来。一辆卡车从延安南门驶出，任弼时化名陈林，坐在驾驶室里，思绪万千。这辆车行进的方向是西安，他将在那里转道兰州、新疆，最終到达苏联。

此时，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正在准备向西安和武汉进攻。在这急需总结经验，部署未来行动计划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内部却出现了意见分歧。几个月前，由莫斯科抵达延安的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新政策”为由，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颇多指责，并在武汉另搞一套，俨然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自居。这不仅影响了一些干部对原本正确的抗战基本方针的认识，而且严重危害了党内团结。任弼时赴苏，就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支持。

要圆满完成任务并不容易。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国的，行前还受到斯大林的召见。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的确作出过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判断。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处理好其间的微妙关系，将国内情况讲清、讲好，并让共产国际易于理解、容易接受？这是一个考验。

赴苏的任弼时觉得重任在肩，延安的中共中央却对这位使者很有信心。任弼时1921年即赴俄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一批学员，熟悉苏共理论，他俄语流利，与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比王明还早几年；任弼时经历了大革命、秋收起义、长征等各种重大考验，对毛泽东领导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有较为完整的认识；任弼时此前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在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的领导工作，对中共抗战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任弼时擅长组织、宣传工作，解释、说服能力十分出色。中央相信，任弼时正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延安等待着来自远方的捷报。

★巧妙的说服报告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柳克斯公寓。他不顾舟车劳顿，很快投入工作。

任弼时首先与之前在苏联治病并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进行了长谈。王稼祥是一名作风正派、革命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介绍了中共代表团的相关工作，任弼时也谈了近一年来国内的情况及王明回国后提出的主张。双方通过坦诚交换意见，在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取得了一致。

那么，如何向共产国际汇报？任弼时精心准备了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递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5月17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对这份书面报告大纲进行了口头补充说明。

任弼时心里清楚，毛泽东与王明的意见分歧主要有二：在统一战线中，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是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毛泽东坚持前者，王明却认为对独立自主的强调会影响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并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任弼时认可毛泽东的观点，但他没有在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说明中明确提出，更没有向共产国际“状告”王明，而是宕开一笔，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中共持久抗战的决心、巩固和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根据地军民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

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为了顾及共产国际的立场，任弼时在书面报告中汇报了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肯定了其中的积极内容，并没有提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的观点、会议未形成决议的情况。在口头汇报中，他详细列举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磨擦的事实：诬以汉奸名义拘捕共产党员；造谣八路军；捣毁《新华日报》；限制共产党员活动；在接受中共合作建议的决议中有“根绝赤祸”的字样。他还引用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班政治教材中“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共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它在抗战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一份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仇视、防范乃至欲消灭的态度。

提及军队战法时，任弼时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的模糊说法，但花费了大量力气论证游击战的重要性。他说，游击战是“在血的教训中”获得的“进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有其特殊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晋察冀边区，已经由游击队编成了几个独立师，每师有五六千人”。他指出，正是因为八路军采取了灵活的战术，所以敌军在山西被八路军打死打伤近3万人，而八路军伤亡只有敌人伤亡数三分之一。他引用了缴获到的日本军官日记的描述：“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

在汇报中，书面提纲和口头补充报告侧重不同。前者简练明晰，观点相对中规中矩；后者生动具体，态度倾向性更明显。在口头报告中，任弼时只淡淡地讲：有些村子的群众自动规定，别的军队到了，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事例简单却引人深思。再如，对蒋介石不给八路军补充新兵、武器，不增加军费的情况，任弼时说：中共自己扩大来的新兵，冬季没有棉衣，还是徒手或拿手榴弹参加战斗；士兵和干部每月零用钱与伙食费均不超过5元，而且常因经费困难少发或不发。而其他军队干部薪水在百元、千元。数据直观且能说明问题。

任弼时的报告，朴实而大气，坚持以理服人，处理敏感问题时有技巧，论述具体问题时很形象，给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实事求是地展现出一个坚持抗战、奋发有为、能够克服困难的共产党和军队形象。这样的党和军队，与摇摆不定，始终不忘内战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必将获得对统一战线与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

讨论任弼时的报告时，王稼祥也发了言。他补充说明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与第一次合作的不同点，并说明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讨论后，在《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决议案》还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问题作了具体表态：“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这就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随后，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任弼时接替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临行前，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对他们二人说：“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在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精神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不点名地批評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重要地位，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将其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确实如此，如果关于抗战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党内团结事宜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得到解决，中共将很难承担起领导抗战的艰巨任务。而没有任弼时的努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成功也可能难以保证。这是任弼时为党和人民立下的重要功勋。

★来之不易的援助

毛泽东曾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共坚持自力更生，但中国抗战也需要来自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任弼时到莫斯科不久，就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给八路军以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表示理解：“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所以王稼祥回国时，带回的不仅仅有最新精神，还有援助物资。

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大地和缺少衣物食品弹药、艰苦战斗在一线的八路军战士来说，仅仅30万美元实在是杯水车薪。共产国际也承认：对中国的国际援助“还没有被充分的组织起来。它的规模远不能适应现有的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广大同情”。同情和援助首先源于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了解。然而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的丑化、封锁及通讯不便等原因，不少兄弟党和苏联人民对中共艰苦抗战的实际情况和一些口号方针都不太了解。他们曾经问中国同志：“你们提出‘又斗争又团结，既要斗争，还怎么能搞好团结呢？还提出‘从斗争中求团结，这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

任弼时到莫斯科之后，迅速展开对八路军和中国抗战的宣传。从1938年4月起，《共产国际》《真理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刊物，纷纷发表《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延安》《中国八路军》《八路军抗战六个月的经验和教训》《山西的保卫者》《英勇的人民》《奋飞的中国人》等专文，报道了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其中，《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就是出自任弼时之手。任弼时还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文章译成外文，在兄弟党中分发。这些报道和文章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战实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1938年9月初，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宣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之声明》：“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号召“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从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

任弼时的宣传和共产国际的号召引起了各国兄弟党、左派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烈关注。一时间，邀请中国同志的报告、演讲、会晤纷至沓来。中国同志以亲身经历讲述的中国革命故事，“得到兄弟党和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捷克、西班牙、德国、芬兰、意大利、法国等各国的共产党代表都与中共建立了广泛联系。

除了在兄弟党中宣传，任弼时还通过各种途径，向共产国际争取援助。比如，共产国际内有一个分析中国抗战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由中苏同志共同参加，任弼时是成员之一。他利用会议发言的机会指出，中国抗战的困难主要在于：财政问题、武器装备和由于海路阻断而难以与外部取得联系。前两条涉及需要援助的内容，第三条则是使海外援助到达中国的途径。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在中国问题小组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中，将“给予中共以相当大的资金支持”作为“怎样防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的重要内容，并强调“必须找到加强和完全武装八路军的途径”，“要争取使八路军组成人员武装到100%”，“必须尽快找到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可能性，还必须帮助八路军有效地组织弹药生产”。

此外，任弼时还多次致信季米特洛夫商谈援助问题。1939年9月8日，任弼时向季米特洛夫建议“在乌鲁木齐和兰州为中国军队的伤病战士组建红十字会医院，并组织像样的救护车和飞机运输”。10月3日，他又和赴苏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学校“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或把其中的一部分优秀学生送到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学习，等等。

很快，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热潮到来了。

翻阅尘封的共产国际档案我们能看到，在这一时期中苏往来的电报中，较为广泛地涉及了苏联对中共的各种援助。有的由苏联运到哈密、兰州，有的寄往西安，再由中共派人接收。从印刷需要的新闻纸等文化用品，到治疗八路军伤病、应对自然灾害的药品及医疗援助，再到军用物资、专家及各种用途的经费都有。

兄弟党派和各国群众也通过举行反对日本侵华集会、示威游行，抵制日货，迟滞日军物资运输，派遣医疗队、新闻记者和有声望的代表来中国，发动募捐等方式，积极援助中国抗日。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因此而相继来到中国战场的。

这些援助不仅解了中共的燃眉之急，而且从各方面声援了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表示诚挚谢意的同时指出，这些物资“寄来的正是时候”。

“来的正是时候”的物资，却来得不容易。根据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主要援助对象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是作为国民政府辖下的特区运行的。季米特洛夫曾表示：“在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言外之意是担心苏联援助会使中国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弼时为中共争取到的援助就更显珍贵了。

★出色的驻外“参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莫斯科，虽然没有今天繁华，但交通已相当发达，人员物资往来频繁，信息流通很是迅捷。任弼时把这里当作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前哨阵地，秘密将各类资讯送往几千公里之外的延安，为中共中央提供决策参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要把信息安全送往延安，秘密交通渠道必不可少。共产国际同中共的电讯联系线路原本有两条：一是从海参崴到上海，一是从赤塔到哈尔滨。然而，1932年日军占领了哈尔滨，1934年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电讯联络基本中断。早在湘赣苏区就有电讯与情报工作经验的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建立了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并进一步完善了乌鲁木齐到延安的交通线。

找到“回家”的路，剩下的就是对信息的挑选、整理和组织翻译。这类工作任弼时大多亲自经手。1939年六七月间，“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就英法美姑息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东方慕尼黑”问题进行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英国的投降政策是倾向于媾和的原因之一”，但他们也不希望中国投降，“如果中国像以前一样继续抗战，那么英国和美国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政策”。还有的同志认为，从英国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看，“英国既不希望中国失败，也不希望日本帝国主义被消灭”“完全意义上的慕尼黑，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任弼时认为：英国有向日本让步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对我们来说将是危险的”，因为“英国人的投降可能对蒋介石产生影响”，我们“要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抗战，并让蒋介石意识到，即使英国、法国和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中国自己还是能够将这场自卫战争进行到底的”。

这些讨论意见送达延安后，中央认为很有益处，很快作出了反映。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根据各方材料（参考三十号军政通讯），证明英日谈判英国对日已有了重大的原则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严重局势。”我党必须“在舆论、行动上，表示：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据时任任弼时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这种研究模式评价很高，希望等他们回到延安以后，也成立一个类似的研究组。

“东方慕尼黑”讨论后不久，国际局势更加波诡云谲。英法的妥协退让并不能满足德意日法西斯的野心。苏联为保自身安全，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而，条约签订后仅一周，德军就进攻其邻国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国际舆论界包括一些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很不理解。任弼时立即把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在一个月内接连发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两篇文章，阐述了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英美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批驳了战争爆发是苏联“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错误观点，告诫人们不要上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国的投降派借机煽动反苏的当。任弼时立即将这两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分发给兄弟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澄清了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

除了时政动态，任弼时还组织翻译校订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等人的报告，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并很快送达中共中央。

既有深厚俄文功底，又是党内理论家的任弼时，对译文要求很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译出初稿后，他立即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试读，并听取意见认真修改。一次，有同志问：译稿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鞋子搁在草席底下”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苏联谚语的直译，苏联读者觉得生动幽默，但中国读者却不能理解。任弼时把中文和俄文反复读了好几遍，又琢磨了一下说：这就是中文的“束之高阁”嘛。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句话后来就意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同志们反映：“由于翻译的水平很高，我们读起来不感到很吃力。”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国内寄出后，任弼时专门致电给中共中央，仔细询问数量是否缺少，发行如何，采取了哪些学习措施，大家有什么评论等。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回电表示，书销售得很快，已经成为延安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大家还专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对于苏联版译本很满意”。

收到回电后，任弼時感到很安慰，毛泽东也对任弼时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在苏联期间，任弼时还做了一些其他工作，比如将国内派往苏联养病的蔡畅、张子意、贺子珍、刘亚楼、方志纯等组织起来，为他们制定教学方针和教学大纲，让他们一边治病、休养，一边学习；帮助因为坚持正确路线而遭到王明打击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等昭雪平反，安排工作等。

1940年2月24日，任弼时和赴苏治伤的周恩来携夫人一起参加了季米特洛夫举行的送别家宴。惜字如金的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郑重写下“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这是他当天日记的全部内容。第二天，周恩来、任弼时离开莫斯科回国。对任弼时来说，这是他除了少年留学外，在苏联时间最长的一次，整整两年。这两年里，他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一名优秀中共党员的形象。任弼时是我党派出的最后一任驻共产国际代表。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但那些在莫斯科发生过的故事，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