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说必须对“文革”深刻反思

姚全兴

“文革”小说必须对“文革”深刻反思

姚全兴

近年来，上海“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各有其面目。例如金宇澄的《繁花》富有上海地方语言特色，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刻画了一代人的心灵成长，王承志的《同和里》突出体面是上海的精神，胡廷楣的《生逢1966》描写了“老三届”少年的艰难成长，吴亮的《朝霞》是典型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艺青年的自画像。它们涉及上海“文革”期间平民生活，但存在内容不真不美和碎片化等严重问题，和文学作品应有的思想品质、审美要求有很大距离，并由此衍生为之辩解和开脱的故弄玄虚的托词。《繁花》尤其如此。

一、无可置疑的不真不美

首先指出，关于“文革”早有彻底否定的历史决议，反映“文革”的小说决不能违反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正确态度，小说创作决不能例外。彻底否定和深刻反思“文革”，是“文革”小说创作的前提，也是它必须具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它的历史意义永远不会过时，它对当下现实的积极影响更毋庸置疑。上海“文革”题材小说（以下简称上海“文革”小说）离此甚远，不能不令人深深遗憾。

还要说明，《繁花》等上海“文革”小说，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革”小说，但它们和“文革”题材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小说中对“文革”的叙述和描写，基本上体现了作者对“文革”的观点和倾向，因此可以称为“文革”小说。近年来上海“文革”小说有一种方兴未艾的景象，这当然是好事，总比对“文革”题材讳莫如深、不敢问津好。而且，许多评论家对它们的赞美声不绝于耳，让人有繁花似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