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航空制造业发展历程（三）

张颖

传承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命脉

战后台湾航空制造业的另一主要技术来源传承自海峡彼岸的中国大陆。

自中国近代以来，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救国”的主张。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推行洋务运动，引进大量西方先进技术。甲午战争满清政府战败后，由光绪帝为领导，康有为、梁启超规划的新政里，也有一部分希望藉助西方科学思想与制度来改变旧制。五四运动时期，胡适等人倡导“民主”与“科学”，希望实现民族独立、富国强民的远景等。这些历史经验显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技文明的认同与渴望。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大陆就曾出现私人进行的飞行表演。后来历经军阀割据、北伐乃至抗日战争，虽然一路走来战乱频仍，但发展先进航空工业一直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中国第一次出现动力飞机的年代是在1910年，当年北平上空首次有外籍飞行员应邀做飞行表演，同时在北平南苑五里店军咨府也成立飞机试造工厂。中国人第一次成功飞上蓝天的创记录者是来自广东的冯如。1911年2月，这位12岁时便跟随舅舅至美国，对读书不感兴趣、却对机械制造情有独钟的男孩，当获知美国莱特兄弟在1903年12月成功试飞动力飞机后，他也开始尝试自制飞机。1909年9月21日，冯如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在奥克兰市派特蒙山附近试飞成功。当时的飞行高度为4.6米，飞行距离约805米，孙中山先生也在现场观看表演。冯如后来在1911年2月带着3位助手及2架飞机从美国奥克兰市返回中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广东军政府成立，冯如被任命为飞机队飞行长，1912年8月25日，他驾驶自己制造的采用液冷式发动机的双翼飞机在广州燕塘进行第一次的飞行表演，可惜飞至百余米高空时因操纵系统失灵而坠落，身负重伤的冯如后来抢救无效而身亡。冯如当年携带飞机回国时希望能筹组广东飞行器公司，但当时广东军政府忙于革命建国，冯如生前没能实现他的梦想。

1910年8月，来自福建的刘佐成、李宝悛先后留学日本，学习制造飞机，回国后由北京军咨府资助，在南苑庑甸毅军操场内建立起中国第一座飞机试造工厂，先以法国麦式飞机为仿制对象，后来李宝悛又从日本购置飞机材料，自制了“飞机1号”，刘佐成随后也完成“飞机2号。虽然这两架飞机一架没能试飞，另一架失事，但他们也作为中国航空制造业的先锋而被后人所纪念，而南苑日后也成為中国航空史上重要的摇篮。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就坐落在这里，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且飞行成功的飞机也是在“南苑航空修理厂”生产的。之后即使经历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及北伐训政等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都不曾中断过。

推翻满清政府后，1918年担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指示在大元帅府里成立“航空处”这一新部门。虽然该机构后来随着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而解散，但1920年11月当孙中山在广州再度重组新政府时，另一更具规模的“航空局”在广州大沙头成立了。“航空局”当时下辖两个飞机队和一座飞机修理工厂，并且有计划地派遣一批爱国青年到美国学习航空制造技术，座飞机修理工厂在1920—1934年间共修造飞机60余架，曾在1923年仿制生产“乐士文”号双翼飞机。1922年，“航空局”集合各地的航空人员到福州，利用福建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的飞机和器材，重整北伐军里的航空队。

福州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里的几位主要教师就是1917年留美返国的4位航空系毕业生：巴玉藻、王助、曾诒经和王孝丰，他们是1915年从英国转往美国研读飞机系的中国留学生。除了教学外，“海军飞机工程处”还附有制造飞机的任务。当时，该处从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开发国产飞机材料两个重点着手。上课采用的教材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的，从1919年开始，师生共同参与水上飞机的试制工作，其鼎盛时期共有学生300余人。同年8月，该处首次完成“甲型一号”不等翼展的双翼机，试飞后性能良好。此后，该处转型以制造生产为主，并更名为“海军制造飞机处”，总计1919—1930年间共制造水上飞机11架，双翼飞船2架。

1924年，广州军政府在大沙头成立“军事飞机学校”，培养近500名的学员。该校是国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航空专业学府，后来因为1927年蒋中正先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心转移，于是当1931年成立的杭州笕桥军政部航空学校改名为“中央航空学校”后，“军事飞机学校”的地位开始下滑，直至1936年7月该校被纳入“中央航空学校”并成为它的广东分校。

“中央航空学校”就是如今位于台湾高雄冈山的“空军军官学校”的前身。由于该校以培训飞行员为主，相对地勤人员的专业教育不足，国民政府于1936年3月在江西南昌成立“航空机械学校”，1944年1月在四川成都成立“空军通信学校”，这两所学校后来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高雄冈山复校。

抗战前的中国飞机制造业

1937年之前国民政府所辖规模较大的飞机修理工厂共有9座。抗战期间，增加至11座，名称分别为“第一修理工厂”至“第十一修理工厂”，另有较小的5个修理所，主要负责飞机的维修工作。飞机制造任务主要还是在广州“大沙头飞机修理厂”和福建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进行。此外，国民政府还采取与外国飞机公司合资建厂的方式，先后成立“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中国航空器材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大沙头飞机修理厂”在1935年广州“韶关飞机修理厂”成立时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员分配到“韶关飞机修理厂”，另一部分人员和器材留在原地改组成立“第五修理厂”。1939年，“韶关飞机修理厂”因抗战期间遭到日军轰炸，毁损达80%，后迁至四川昆明并更名为“第一飞机制造厂”直属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国民党当局败退至台湾时，该厂先迁移至宜兰，后到冈山落脚，并成为台湾空军的修理维护部门——“空军第一供应处”，不再制造飞机。

“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原先与意大利四家飞机制造公司菲亚特（Fiat）、卡卜罗尼（Caproni）、伯瑞达（Breda）及萨佛亚·玛基蒂（SavoiaMar-Chetti）等合作，抗战爆发后意大利人被召回国，该厂也遭到日军的轰炸，后来迁移到四川重庆复厂，并于1938年8月更名为“第二飞机制造厂”。1946年9月，配合空军改组，更名为“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隶属于国民政府“航空工业局”，并迁回江西南昌。1948年12月因国共内战，物资原材料筹补困难而撤销，解放后在该厂基础上成立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现名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是现代中国七大飞机制造公司之一）。

福建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为了工厂更好发展，1931年迁往上海的高昌庙，抗战期间迁到湖南衡阳，并改名为“第八修理工厂”。1939年“第三飞机制造厂”在四川成都成立时，吸收了该厂的飞机制造人员和设备。二战结束后，“第三飞机制造厂”于1946年10月迁至台湾省台中市水湳镇，当时该厂人员并未携带多少原厂的机械器具，而是接收日军在台的相关设施和器材，后来历经几次机构变革，1954年11月被合并编入台湾空军“第二供应区部”，负责飞机的维修及配件制造，从此不再制造飞机。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端

尽管中国航空事业的最早出现主要是为军事目的，但此时期民间航运业也在积极开展。1929年7月，国民政府购置4架美国小型客机并聘请外籍驾驶员、机械师连同中国的飞行员、机械师一起开辟了上海至南京航线，但是因为首次营运经验不足，开航第一年仅运送旅客1477人次，邮件20余公斤，结果一年后被并入中美合资设立的“中国航空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等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的空运航线，无论在客货营运、经营管理、技术设施等方面都是当时中国航空业界的领先者。

德国在1931年2月也与中方合资设立“欧亚航空公司”，主要经营以上海、南京为起点，向西北、华北分布的空运业务。原本该公司希望能开辟经苏联到欧洲横跨亚欧内陆的航线，但当时中国已开始受到日本不断的挑衅，加上所规划的航路地形险恶，高原、沙漠地区气候恶劣，经营上问题不断。二战期间，中德断交，国民政府停止与德方合作，解雇“欧亚公司”里所有的德籍人员并冻结德方资产，将该公司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国民政府拥有55%的股权，其余由民简认购，除加强西北空运业务外，还与空军协调，配齐器材、培训飞航人员。此后，“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成为中国抗战时期两个最大的民航公司。此外，当时中国还有数家规模较小的航空公司，如专门飞行国内线的“两广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边疆航空公司”，以及涉足国外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等。

国民政府下辖航空管理机构

自从北伐大致完成后，国民政府开始进行10年的“训政时期”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教、外交与国防五大方向，其中国防建设部份重点工作有：整编国军，裁弱留强，缩减员额；确立以国防为中心的军事教育制度；制定国防计划，发展陆海空三军；废除募兵制，实施征兵制；建设新空军；建设新海军；设立专科学校，提高军事干部水准；培养国民御武精神等。

1937年7月发生“芦沟桥事变”，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在全国人民的一致抗日的声浪中，蒋介石被迫在庐山发布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此后8年，抗日战争成为全国各阶层的共同行动。而积极达到飞机自制与量产能力成为国民政府下辖航空主管机构最重要的任务。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在接收各地军阀所屬航空部门的基础上，首次在“军政部”下设立“航空署”，最初位于浙江杭州，后迁至江西南昌，负责统一掌管全国航空事务。根据编制，其中“机械科”负责关于航空器的发明、改良、设计、制图、制造、修理事项，以及航空器通航及航空材料的检验、航空军械保管事项等两大任务。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淞沪事变”，进攻上海。国民党立即成立“军事委员会”，执掌国防绥靖的统帅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决策、军费支配、军事重要补充的最高审核、军事建设、军队编遣最高决定等事项。隔年8月，“航空署”改隶属“军事委员会”。

1934年，“航空署”扩大编制改组为“航空委员会”，实际负责国民政府辖下军、民航空业务。1946年6月，“航空委员会”又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

扩编后的“航空委员会”是抗战期间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主管机构，设有5处17科，所属航空队共有8支，第1、2队为轰炸机队，第3、4、5队为侦察、轰炸机队，第6队为侦察机队，第7、8队为驱逐机队。1935年10月以后再增编4队，航空部队所需军机装备和物资大半依靠苏联、美国等供应。1936年“航空委员会”从南昌迁至南京，其业务包括负责向国外购买飞机及器材等事宜。

随着二战后期美国援华的战机数量不断增加，极大提升了中国国内的飞机维修和制造技术水准，“航空委员会”1944年9月在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航空工业计划室”的机构，开始制定发展国内航空工业的庞大计划，内容包括：（一）培养年产1，000架飞机的能力，涉及教练机400架、驱逐机350架、轰炸机150架、运输机100架，以为将来航空工业扩展基础；（二）计划拟于4年内完成；（三）设立各专业工厂32家；（四）培养基本干部，含技术人员3，000人、技工44，530人；（五）经费预算1.亿美元，包括建厂所用预算3，500万美元，以及首批制机费用4，500余万美元。此计划成为国民政府首次绘制航空工业发展的蓝图。

抗战胜利后，“航空工业计划室”于1946年9月改制为“航空工业局”，内部编制有5处2室，另外还管辖第一至第三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航空研究院、降落伞制造厂、麂皮厂、第一至第七气体制造所、气体制造厂、层板厂、配件厂、第一至第三器材库、空军东北工业管理处、锻铸厂等。从这些编制可以看出当时中国航空人对未来发展航空工业的雄心。但此蓝图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而难以实现。从1944年至1948年间，除了完成国外培训227位工程师（一部分后来到了台湾）和仿制104架PT-17初级教练机外，其余均无任何进展。

设立航空研究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企图霸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以陈立夫、张道藩等人为首的政、学界人士组织“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提出“科学救国”的主张，并且拟定下列三项工作来推动：一、透过演讲、刊载科普文章或编印科学小画册来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二、组织农、工、商业的科研机构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三、注重对国防科学的研究；其中要求该会会员每人至少认定一项与国防有关的问题来研究，并于必要时参加实际工作……唤起政府及社会的注意，确立国防计划，集中专门人才，开发资源及自制国防器械及设备。因为这个运动的推行者多为国民党要员或学界名流，所以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决策多少有些影响力。193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邀请当时中国科技、实业、文教各界人士参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科技政策也由此发轫。

当时所有的科技发展政策都以“国防第一、军事第一”为前提，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来鼓励规范战时政策所需，如《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专利法》、《航空工业提倡奖励办法》、《战时国防军需工矿业技术员工服兵役暂行办法》、《军用技术人员暂行条例》等。由于中国当时面临强敌，外援又无法稳定持续，要维持大后方军需民用唯有自力更生一途，所以国民政府开始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展，特别是以从事实用性科学、应用性技术及能够迅速推广成果等的研究为主，“航空研究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抗战时期，为了有效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急需拥有大量的军用飞机。以往十余个人手拿着铁锤、螺丝起子、焊枪，或在厂棚的机身旁，或在硕大的发动机下，敲敲打打拆拆焊焊地生产出一架架军用飞机的方式显然不可取，必须动员年轻知识分子研究航空科技，学习如何设计飞机，让更多的人投身用现代化生产方式制造飞机的行列。为此，国民政府于1939年7月7日在四川成都成立了“航空研究所”，开始培训自制飞机的人才。

“航空研究所”成立之初，更迫切要达到的目标是在物力维艰的战争时期，研究如何利用中国境内的资源解决制造飞机所需原物料及器材的问题。首任所长由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黄光锐兼任，副所长则为原福州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教师王助。当时他刚从苏联考察回国，原本希望能促成中苏合作組建飞机制造厂的计划，但未成功。

王助实际负责所务，最初有研究人员16名，下设第一（器材）组、第二（飞机）组、第三（气动）组。历经两年的运作，任务日渐繁重，原有建置已不敷使用，故于1941年8月1日扩编改制为“航空研究院”，黄、王二人任正、副院长，下设器材、理工两系，此时该院有研究人员70余名，分研究员、副研究员、佐理员三种，专长包括航空、机械、电机、造船、化学、化工、矿冶、森林和物理等，所有人都具备大学毕业以上学历，甚至高级专职研究员中有不少是留学英美等国获得硕士以上学位者。1945年该院人员最多时达到101人，加上相关军官、技术士兵和普通士兵，编制共349名。

除了汇聚当时中国国内最优秀的科研人才外，该院还从国外聘请了12位相关领域的外籍专家学者作为“委托研究员”，其中就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也是撰写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作者李约瑟，以及后来中国“两弹一星”功臣的华裔美籍教授钱学森。

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是抗战时期该院最重要的任务。当时国内使用的军机仍以木制为主，该院器材组为此花了7年的时间，调查实验中国西南地区101种木材生长供应及其力学性质的状况，最后挑选出川产云杉、铁杉、法化冷杉、光皮桦木和青皮白杨等，经过加工处理后变成飞机制层板、螺旋桨及其他机身结构的制作材料。又如关于飞机油箱涂料的研究，飞机油箱要适应气压供油法所要求，在指定内压下必须保持不透气性能，并且防护层要能长期承载高辛烷汽油，这样的涂料当时中国没有。研究人员从对比多种材料，从中发现中国的生漆值得一试。经过多次试验，他们终于制成可用的油箱涂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