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典论·论文》看其文体观

张佳凤++++蒋玉兰

摘 要：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纯粹的文学批评理论文论。该文首对文体加以分类，并分析其特质，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学史家惯称魏晋文学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又开中国文体说之先，这其中的联系不言而喻。本文探析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体说”，并举例分析魏晋文学在该方面的体现。

关键词： 文体说 魏晋文学觉醒 曹丕 《典论·论文》

一、引言

魏晋南北朝又被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历经14个朝代，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更迭动荡并伴有多国并立的时代，共369年却仅有37年大一统。魏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极具自觉意识，富于创新。该时期文学集团的活跃、文学形式的沿袭革新、文学题材的开拓及文学观的进步发展无疑带来了文学的繁荣与新变，并深刻持续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二、魏晋文学觉醒

魏晋的“文学自觉”可分为“人的自觉”及“文的自觉”。《典论·论文》的出现正好为魏晋时期文学的新变繁荣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魏晋文人对个人特性的追求。

《典论·论文》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纯粹的文学批评理论文论，较前人而言，有几大创见：首次对文体加以分类，并分析其特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首次导入“气”的观点，说明作家的才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以气为主”；强调文学的价值——“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提出“审己以度人”，意欲导正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毛病。本文将对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体说”进行探析，并举例分析魏晋散文在该方面的体现。

（一）奏议宜雅

奏启即奏，臣下言事称奏事。“奏议”即臣子向皇帝上书言事、献言进策、条议是非的公文，包括疏、表、对策、议对、封事等。

中国奏议正式生成于秦，但未繁荣；汉代气盛言宜；及至魏晋，皇权式微，奏议开始转型。该时期奏议的发展与官僚政治制度同步，时时受到文学思潮及理论的冲击，在政治与审美两方面不断调适，可以说建安奏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章风貌。

汉末蔡邕的奏议创作呈现过渡时期风貌：极具典雅，质朴厚重而渊懿有光。其创作多受经典的行文用字——“虚实合用”的影响，例如《被收时上书自陈》中的“为万生自爱”中的“万”不是具体的人数而是黎民百姓的总指；又如《对诏问灾异八事》中直接引用《易经·损卦》中的上九爻辞“得臣无家”。其《荐皇甫规表》、《对诏问灾异八事》、《难夏育请伐鲜卑议》等奏议均具引经据典特征。其后曹植的奏议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蔡邕的风格。

“陈思（指曹植）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文心雕龙·章表》），究其原因，即曹植长于引经据典，文章淳厚深刻。其《求自试表》、《入觐谢表》、《求通亲亲表》惊采绝艳，均为奏议名篇。就个人风格而言，曹植可谓“篇制高华”，辞采华茂。如“蓬户茅牑，原宪之宅也；陋巷箪瓢，颜子之居也”（《上书请免发取诸士息》），其文章多与历史相贯穿，厚重蕴藉，典雅和缓。如曹植虽在《求存问亲戚疏》中引用了“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等《论语》、《尚书》、《左传》中的原文，又与其所要表达的骨肉之情、亲亲之义自然契合，情文相生。

魏明帝青龙年间大置殿舍，朝臣争相进谏，现存九人十篇进谏之文。如陈群《谏营治宫室疏》、毌丘俭《谏明帝治宫室疏》、杨阜《谏治宫室发美女疏》、辛毗《谏修殿舍疏》、高柔《谏大修殿舍广采众女疏》等奏议均较少使用偏僻晦涩典故，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平实晓畅。

李密《陈情表》堪称西晋奏议中的名篇，它情真意切，对仗工整，用典自然。如“生孩六月，慈父见背”等四字句对仗工整；“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等长句非常重视语句的构造和词性的对称；“结草衔环”、“日薄西山”、“皇天后土”等典故运用自如，富于华丽感。同时期刘毅的《上疏请罢中正除九品》为批判九品中正制的奏议名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堪称千古名句。但因其过于讲究文辞的繁复华丽，有冗杂闲赘之嫌。

（二）书论宜理

《典论·论文》谈及文章四科，提出“书论宜理”。魏晋时期的书、论类散文不同于汉代以叙事、议论为主，抒情为次的散文，开始从早期的公文性质走向士人的日常生活，审美与实用相得益彰，言与文的矛盾关系处理得较为和谐。

曹丕有书三十七篇，题材丰富，事物面广，兼具文学艺术性，并对传统题材进行了继承与深化。《又與吴质书》一文具有极强的文学批评意味，这种直接在书信中品评批判当世文学的写法是极具创意并富于个性的。又如《九日与钟繇书》一文说明其开始尝试拓展书信题材，文人间交往赠答在此有所体现。《又报吴主孙权书》一文说理清晰、恩威并济，可谓有礼、有利、有理。

除曹丕外，该时期嵇康的散文亦见解精辟新颖，说理缜密透彻。《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其龙章凤姿、自然天成的典型，全文嬉笑怒骂、锋利洒脱。文中列出“七不堪、二不可”，表面上责骂山涛不该推荐自己出来做官，实际是其对司马昭阴谋篡位的不满和对司马氏腐朽统治的决绝态度；曹植《与杨德祖书》一文首先引列建安文坛上的著名文士，进而提出“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及“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文学批评见解，文笔犀利，简洁又情谊婉转、富于辞采；丘迟《与陈伯之书》一文说理透彻。虽为一封劝降信，却叙事生动，情深义重，写得委婉流转，明畅清丽；像《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这样的行旅、隐逸的骈体写景文在当时也占有一席之地，文笔简洁清丽，意境高远，悠然神往。

论的主题内容十分丰富：“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的论有论说政事、评介人物、反映流俗、品评文艺、修身立命等几类。

论说政事的有曹植《藉田论》、曹操《辨卫臻不同朱越谋反论》、应瑒《文质论》等。该类时事散文积极谈论人才政策，并提出治国方略，充分体现了士人渴望奉献国家、积极进取之心；评介人物的有曹丕《论太宗》、陈群《汝颍人物论》、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等。这些散文写法各异，观点新颖，在品评人物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文人对政治的思考；反映流俗、体现民生的有曹丕《论郤俭等事》、曹植《泰山梁甫行》等；建安时期品评文艺的论文仅有曹丕的《论文》，收在《典论》中，是我国首篇纯粹的文学批评理论文论；修身立命的主要有王粲《安身论》、曹丕《交友论》、曹植《仁孝论》等，可惜现今仅存王粲《安身论》，全文多用顶针、排比句式，气势磅礴，衔接紧密，文气斐然；当时还有一篇彰功述德之文，即曹植《魏德论》，该文所存几乎全为主答之辞，文辞华美，但溢美之余亦有阿谀之处。

（三）铭诔尚实

魏晋之际，天灾时至、世积乱离。于是“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诔文作为丧祭铭颂之文，魏晋以后趋于繁荣，主用颂扬笔调叙说死者生平，通过回忆抒发个体悲恸，别具一格。

曹丕强调“铭诔尚实”，这一观念似与我国传统诔文“彰功隐过”自相矛盾，但我们应该看到，两汉诔文虽有隐过言功之嫌，却并未言过其实。在求实反虚这一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魏晋建安文人更多开始转向抒发哀思，如曹植“奏斯文以写思兮，结翰墨以敷诚。呜呼哀哉”（《文帝诔》），而“若丧考妣，天下缟素……光垂罔极，以慰我情。乃作诔曰”（《卞太后诔》），则明言此诔意在哀思悼念。及至陆机，诔的述德彰功之能被不断削弱，渐成一种凄怆悱恻的文体。

诔辞主要分为述德和叙哀：“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文心雕龙》）。建安时期诔文主要有曹丕《曹苍舒诔》、刘韵《文帝诔》、崔琰《大将军夫人寇氏诔》、王粲《阮元瑜诔》、曹植《武帝诔》《光禄大夫荀侯诔》《文帝诔》《平原赘公主诔》《大司马曹休诔》《王仲宣诔》《卞太后诔》《任城王诔》等12篇，其中曹植独作8篇，所以曹植的诔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建安诔文的新变创见。

相比其他一般彰功述德的诔文，曹植的诔文内容较为丰实且注重细节。如《武帝诔》中写到“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此四句精到概括了曹公的丰功伟绩，名副其实。叙述重于质朴，叹咏富于辞采，钦慕之情溢于言表。“虔奉本朝，德美周文”则明确表明了曹公对汉的态度。“兆民号啕，仰诉上穹”阐明曹操逝世，举国皆哀。曹操法令虽严，但文中提及“惟善是嘉，靡疏靡昵”。这说明曹公不但能文能武，而且能治国安邦。“圣上临穴，哀号靡及”。此句为重点，这表明当时汉献帝也亲自为曹操凭吊。“群臣陪临，仁立以泣”说明曹操政权内部团结。统观全文，曹操上敬天子，下得民心，百官臣服，堪称天下归心。

（四）诗赋欲丽

《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自此“丽”渐成魏晋文学的审美总追求。

“丽”看似只是诗歌形式的表象，但丰富的词汇、娴熟的语言技巧無疑有助于作者更好地表达其诗意的情感。“诗赋欲丽”的确带有形式主义倾向，但它是中国诗赋形象论的开端。从建安“诗赋欲丽”到齐梁“诗歌声律”，再到盛唐“诗歌兴象”，这无疑是不断进步发展着的。

总的来说，此时诗歌对句种类相当丰富，骈偶化较为明显。曹植、陆机开赋骈偶化之先，均追求文学形式的华巧，钟嵘《诗品》言陆机“举体华美”，曹植“词采华茂”。谢灵运、颜延之等南朝诗人的诗歌也大多“错彩镂金”。赋的骈偶化堪称质变，鲍照及颜延之的赋中均有体现。颜延之为骈文大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文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鲍照骈文的文辞天然去雕饰，有“骈文圣手”之称。鲍照和颜延之的赋中对句占比分别为88%和92%，表明该时期的对句在数量增加的同时，种类更丰富多样。与前人相比，对句遣词更工丽，且“兮”字大量减少。对句主为六言对，还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对，偶有四六隔句对。如：

舍堂宇之密亲，坐江潭而为客。（鲍照《游思赋》）

鉴武穆，宪文光。振民隐，修国章。（颜延之《赭白马赋》）

露团秋槿，风卷寒萝。（鲍照《伤逝赋》）

朝戏乎芝田，夕饮乎仙境。（鲍照《舞鹤赋》）

鱼深沉而鸟高飞，孰知美色之为正。（鲍照《园葵赋》）

于是穷阴杀节，急景凋年…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鲍照《舞鹤赋》）

综上表明赋家在追求骈偶化、形式丰富多变的同时，还注重意蕴的深远悠长。这些在谢灵运、谢庄及傅亮等人的赋中均有体现。如傅亮“羡归飞之能矫，乐湍流之自东”（《征思赋》）情景交融；谢灵运“飞急声之瑟汨，散轻文之涟罗”（《长溪赋》）形神俱佳；谢庄“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月赋》）意境悠远。其余如《登龙罔赋》《芙蓉赋》《孝感赋》《归途赋》《感时赋并序》等，或为骚体六言，或为四六杂出，亦不乏属对精彩并富于韵味之例。

由此，骈偶化渐成魏晋文人对文学语言形式内外均衡美的自觉追求。

三、结语

宗白华先生有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其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为后世文学的繁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影响深远，地位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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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6年邵阳学院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从《典论·论文》看魏晋文学觉醒”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