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不是看人脸色写作的

谢有顺+魏微+张莉

好批评要实现与文学的真正对话

谢有顺：下面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在这样一个小型场地里，我们温馨地聚集在一起谈文学，谈一个批评家对作家的理解，是很有意思的活动。张莉教授是我打心里喜欢、敬重的批评家之一，她的文章写得好，影响大，有自己的观点。很多人都知道批评著作已经是非常小众的读物了，但很多作家都在我面前提张莉教授的《持微火者》。并不是说张莉表扬了他的缘故。因为有些作家，表扬不能让他高兴，批评也不能让他愤怒。曾经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和我说，某个人批评我，我感觉他像在批评别人，某个人表扬我也像在表扬别人。说得不准确，没有理解作家的作品，没有实现与作品真正的对话，你说好说坏作家都无所谓。但是，张莉教授的文字让很多人钦佩。这不是溢美之词。她的批评实现了与作家灵魂的交流，让作家觉得有一种遇见了知己的感觉，这是对批评家最高的褒奖。当然，批评家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被作家认可，但是能否实现和作家的对话还是很重要。《持微火者》是一本让作家觉得有知己般感受的书，也是一本能让读者对批评文体重燃热情的书。这本书现在很受关注，销量很好。但这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作者是如何理解作家作品的。

张莉：谢有顺老师虽是同龄人，但其实是前辈，我上学的时候就读他的文字，而在我最初写评论的时候，他偶然看到我写的东西后就写信鼓励我，还把我的评论推荐给很多同行。这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想想看，你以前阅读和尊敬的批评家，在你最初发表文字时就赞扬你，并且找许多机会让你的文章和更多人见面，这很难得的，我非常珍惜。魏微老师是很好的小说家，我很早就读她的小说。2009年我们认识，见面不多，但每年都会通几次电话，讨论文学问题，关于小说的，以及文学评论的，非常直接和坦荡，内心里很亲近。坦率说，我们是彼此见证，一起成长的。

《持微火者》这本书，像谢老师说的，是有一个契机。我读博士的时候做的是现代文学，博士之后做当代文学的时候，我在想应该用什么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应该从具体作家作品入手。那时候是2007年，我一边读一边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等我整理成文章想拿去发表时，发现很困难，因为不是很严格的学术论文，评的也不是最新作品。所以这些文字一直在抽屉里。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名作欣赏》的时任主编续小强先生说他们2013年要开一个专栏，系统地向《名作欣赏》的青年读者介绍中国当代作家，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于是，2013年的时候我开了一个专栏“张看”，这样就有了前12篇的系统发表，包括莫言、贾平凹、余华、铁凝、王安忆等这些已经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专栏发表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馈，他们都喜欢这种文体。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徐晨亮先生希望我能出版这些文字，但是我们也都觉得，当代文学的面貌不能只是这些成名作家。——当代文学现场既包括成名作家，也包括正在成长的作家。因而，批评家一方面要关注已经成名的作家，另一方面也要发掘没有成名、处于边缘的写作者。批评家评价的作家后来进入了文学史成为作家，这是工作的意义，但还有可能你选择的作家随着时间流逝没有了，那么，很可能证明你这个批评家的眼光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批评的风险，也是批评的挑战。我开始关注另一些作家，要跟时间博弈。我做的批评工作是否好，就再过几十年让时间来检验吧。因此，我用了三四年的时间，陆陆续续把其他十二位作家面孔勾勒完整。我希望这25张面孔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向。因此，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成名作家，第二部分我自己认为有潜力的作家。

之所以用“持微火者”做书名，缘于我对写作的理解。在我眼里，每一位作家手里都有个神奇的火把，它吸引读者一起闯进晦暗之地。最初，读者往往被那些最耀眼的火把吸引，但慢慢地，我们会发现它的刺目。我更喜欢微火，这是我的个人趣味使然。微火的姿态是恰切的，它的光线也更适宜。读者有机会观察被微光反射的作家面容，注意到他的脸上有隐隐不安划过。另外，名字还有另一个意思，大家知道，很多人認为当代文学是垃圾，我做当代文学批评的时候不免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有困扰。有句话给了我很大信心，是鲁迅先生在1919年写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中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这跟“微火”的意思很相近——虽然我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是希望自己的一点工作寻找到一些同路人，这是我对书名缘起的介绍。

魏微：很高兴今天作为嘉宾与大家分享我读《持微火者》的感受。张莉老师是近十年来当代文学一个非常活跃的批评家，她的文章我很喜欢，首先是好读，一般我读学院派的文章读不下去；当然，我也是谢有顺老师热烈的读者。他们虽然是做批评的，但是他们的文章可以当散文来读，张莉在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她追求生动亲切的文字。因此，她的写作是有点靠近随笔的。我是写小说的人，读他们的文字，一个总的感觉是很贴，与文学、文本都很贴近，就是我们惯常讲的说人话，有常情，而不是那种很概念化的、大而化之的文字。我和张莉一年里总有几次通话，聊创作，聊批评。她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八股腔其实是有不满的，因此《持微火者》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对当今流行的“学院派”批评的一个纠正。我是不久前才知道，张莉早年写过小说，也发表过，直到现在，说到文学的时候，她都怀有赤子之心，她是我很喜欢又觉得很亲切的一个批评家。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是个很懂的人，懂人、懂生活、懂世情。而这些，无论是对于写小说还是做批评都是很重要的。一代批评家有一代批评家的责任

谢有顺：作为同行，我觉得张莉的努力很难得，对那些经典的作家或者体量大的作家，要在五千字左右篇幅，以个人感悟的方式说出对他们精准的感受，并且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是很有难度的。好比现在大学里面要做关于鲁迅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是很难的，因为鲁迅的作品都被人充分研究过了，像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人，他们的研究文章无数，相关研究论著也有数十本之多。这种情况下，张莉依然有自己的角度，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新见，非常难得。说实话，一篇短的文章要有概括性，要精准地把一个作家的整体特征，包括作品中表现出来很特质的东西说清楚，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另外，要将更年轻的，还在上升通道中的年轻作家写好也难度很大。要为一个新的作家塑型，或者把潜藏的、正在萌芽的艺术品质以恰当的定位，这是有风险有难度的，这方面我觉得张莉也做得很好。她能够以一个同时代人的角度，甚至抱着与作家一起成长的态度来理解这些作家。我个人觉得这更见才华，也更有意义。我的老师陈思和教授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他愿意选择和一代作家一起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批评家。要求批评家评论、关注所有作家是有难度的，但是选择和一代作家一起成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以及彼此的援助，是很重要的文学生态。

坦率来讲，今天很多批评不受尊重的原因是批评家什么都敢评，什么都能评，他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那时的批评家，比如一些年轻批评家，只选择年轻的先锋作家来研究，传统的作家作品他肯定是不评的。他有选择。但现在的批评家不是这样，不太选择，只要是熟人，出版社找到了他，他就写批评，这是文学批评的另外一种危机。现在电视上的嘉宾很多是无所不知的人，无论讨论什么话题都是那个专家，什么都可以讨论，什么问题都敢发表意见，这种无所不知其实是很可笑的。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有限是非常好的品质。所以我欣赏张莉对同代人的关注，我鼓励她多写同代人，多评年轻的作家和正在成长中的作家。

张莉：关于前面十三位作家，难度在于写作之前要翻阅大量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虑自己怎么写。五千字内怎么写莫言和贾平凹这样级别的作家，这的确是挑战。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时候，我和陈思和先生有个对谈，他说，他注意到我写的50后的作家时使用了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他们的节点作品、从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入手，他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我说是的，就是这样。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是承前启后的作品，我就谈它，由此连接作家的前面和后面的创作，莫言的我选择了《生死疲劳》。我不可能在短的篇幅内囊括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品，那么，我就选择一个视角谈我的看法，找到属于我的路径。

刚才谢老师说“塑形”这个词语，我很喜欢。面对新锐作家的困难是，没有人谈论过他，没有人给他评论的时候，你要“塑形”。这要求批评家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学敏感性，好在我有一些文学创作经验。但是，我写的时候，心里也是有压力的。我怕自己把握不准确。我现在做批评家时间长了，很担心自己的尺度有问题。比如，当我给作家一个评价，——这个作家到底好在哪儿，特点是什么，我更多要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批评家的虚荣心。作为批评家，我要时刻与我的虚荣心进行搏斗。比如，所有人都夸奖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个人会站出来说这个作品不好，这很容易博得掌声和喝彩，这些人被称为勇敢的人，我敬畏这样的同行。反过来，当别人都说不好的时候，你说它好，这也是一种勇敢。问题是，你的评价是出自对这个作品的真实判断，还是为了显示和别人的不同？如果真的是出自本心的判断，那么非常值得尊敬；如果只是为了与众不同，为了刷存在感，那么，你对得住这部作品吗？所以，我写新作家、新作品的评价时，常常要问自己，这个作品是否配得上这个赞扬，或者你对这个作品的批评是否言过其实？我常常要这样问自己。

今天的批评家和前辈相比，面临的障碍和困难越来越多了。这个障碍首先是如何给作品一个准确的定位，比如，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把这本书放在文学史框架里面怎么判断。另外，随着传媒的发达，国外作品很容易传到国内，几乎是同步。那么，一位当代小说家写了部很好的作品，你作为批评家禁不住赞叹，——那有没可能是他受了国外电影或者小说影响？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国外小说和电影，你很容易就把他夸得天花乱坠的。我觉得，今天对批评家的知识储备要求越来越高了，不仅要关注当代文学，还要尽可能把阅读范围扩大，包括影视艺术的观看经验，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之内才能给作家准确定位。这很难，坦率说，这是我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文学批评说到底是一个披沙拣金的工作，不断淘汰沙子，最后才能捡金子，我们一般是这样理解的。可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以为捡到的是金子，但有可能50年后依然是沙子……但是，50年、100年后很可能你撿到全是沙子你就不做这个工作吗？也不是。我有个看法，一代批评家有一代批评家的责任。每一代批评家都有自己理解的角度，我写的只是我作为同时代人的理解。未来，再年轻的一代怎么评价莫言和贾平凹，那是他们的事情。人类文学的进程，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是一个一个台阶组成的，不是说一开始的人就是登上顶峰的人，不是的。每个人都是台阶之一，我的目标就是争取成为台阶之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魏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批评，这话我喜欢。我和有顺、张莉算是同龄人，今天一块聊天，很美好，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自己人的意思，就是刚才有顺讲的，是看着彼此在成长，在变化，可能这些变化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因为懂得，所以有体谅，有包容。自己人坐在一起，常常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因为成长背景是一样的，在这个背景下长成的人、形成的文字，无论多么千差万别，内里还是能找到一个总的解释的。可能我们之间也会有批评，甚至这种批评比对隔代人的批评来得更苛刻、更挑剔，可能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吧？就是自己做不到的事，希望身边人能做到，批评到最后，其实身边人也做不到。到了这时候，大家就会坐下来找原因，聊根源，我觉得这是好的。我记得张莉对同代作家就多有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不满于我们这代人普遍地回避社会生活，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致，当然更谈不上责任心。我们多是日常视角、个人视角，说得好听一点，文字是向内走，看上去很“内向”，自然就少了点恢宏气象。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可能要牵扯到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青少年时期所感受到的时代审美、所接受到的精神风向标等。我的一个总的感觉是，张莉是一边批评，一边体谅，她批评得越严厉，她体谅得也就越温柔，因为她是我们的同代人。

张莉：在上海和陈思和老师谈到50后作家的时候，气氛很融洽，因为有很多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作家，但一旦说到70后、80后作家就比较严肃了。他说社会问题那么多，为什么50后作家看到了，而70后作家没有看到。这是不是70后作家的问题？我说文学环境发生了变化，大家对好的文学标准不一样，50后作家认为你不关注社会问题就不是一个好作家，而70后作家可能不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陈思和老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之后我一直想。我们经常说题材不分高下，不论写贵人还是穷人，好作品就是好作品。这是对的。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关注当下社会重大问题或者精神疑难的问题更应该受到关注。《红高粱》《白鹿原》《活着》，之所以被我们念念不忘，不仅仅是因为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形式，也和作品关注的社会问题有关。我们讨论国外作家，如果他关注的是种族主义、纳粹、殖民主义等等问题，也更受我们的关注。这是事实。我和魏微也讨论过，新一代作家的写作确实是有问题的。当然，现在有一些作家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社会问题了，他们每个人都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70后作家也不是都不关注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很可能有一本重要著作正在写作之中，一代一代作家在成长，我们要给他们时间。

当代文学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概念，是不断生长着的。作为批评家，一方面要给同时代人提意见，但也要对他们抱有一个热烈的期待，要愿意和同时代人一起关注问题，并试图解决它。别林斯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当一个街道失火的时候，一些人应该迎着火跑，而不是背着火跑”。作家都得面对自己的时代，不一定是赞歌或者批评，但是要对所在时代心存悲哀，心存警惕，心有思考，每个时代都要有这样的写作者，写作者中是要有这样的人在的，我用这句话与我的同时代人共勉。

“文章千古事”

谢有顺：所评论的对象如何，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评论本身的生命力，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蒙田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你选择和一代作家一起成长，如果他成了重要的作家，你可能就是这个作家的早期阐释者；如果这个作家消失了，你的批评也可能随之消失。这基本是批评的宿命。但是，即使如此，我也并不悲观，因我觉得批评本身和文章本身也有它独立的价值。

刚才我为什么强调张莉的写作角度和她的文体意识，包括她写作的探索，其实都是对当代批评范式的出逃和偏离。她在她的文章里面保持了自己特有的文章风格和文体意识。当代批评家很多，学者也很多，但有文体意识、有自己感悟的批评家并不是很多，“持微火者”这个题目包含了她对文学和世界的个人感受。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不是这样写的，题目也不是这样起的。比如她写贾平凹的题目是“难以转译的中国性”，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贾平凹小说中的中国性是很难言说的，她把握到了这个东西。如果她的题目用“浅谈贾平凹的小说特色”，语言上给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这表明批评语言本身有独立的价值，文体本身有独立价值。

我读张莉《持微火者》，会想起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批评家李健吾。李健吾的批评文字并不多。他评论的作家或作品，有的可能我们没有读过，有的作家甚至都没听说过，但李健吾的批评文章依然可读，读了有启发，有意思，好看。这就表明，批评有时候也不完全附着于作家身上，它有它独立的价值。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人经常说的“文章千古事”。我跟学生说过，文章写得好，文章本身有文辞之美，文体有创新，同样可以千古。为什么现在太少的人有文章意识，因为他没有想到文章本身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比如，我们都熟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事实上，苏东坡的“赤壁”，并不是当年赤壁之战的原址，苏东坡在那里抒怀感慨，他把赤壁这个地方都搞错了，但并不影响苏东坡的词千古流传。他的情怀，他的诗心，你依然可以体会到，这就是“文章千古事”。

所以，批评家不要太焦虑你所评的这个作家是否重要，如果都在想谁重要，那最初时又是谁使他重要的？当年鲁迅刚写小说时，谁会说他重要？鲁迅当时什么事情做，朋友说你写一点小说吧，他就写了一篇《狂人日记》，谁知道那么重要？如果没有人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作品，鲁迅可能要写更多年才为人所知。所以批评家需要一种胆识，新作品刚出现的时候，一种艺术刚萌芽的时候，他就敢下判断，这既需要有自己见地，也要有这种胆识。某种角度说，这比做纯资料性的学术研究更难。很多人认为文学批评没有学问，但是，写好文学批评其难度不亚于做鲁迅研究。找100本鲁迅研究的著作，读它半年，你怎么样也可以写出一篇研究文章来；但是你读一本魏微的新作，你可能很久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如果此前没有人研究她的作品，没其他人的观点做参考，很多人第一时间是没法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的。曾有人问格非，你觉得写小说难还是做研究来，他说写小说难，做研究有资料参考，但是写小说只能面对墙壁，完全靠想象和虚构，他觉得写小说更难。我理解他的说法。

刚才，我鼓励张莉关注更多的成长作家，其实是把难题给她。做莫言研究、贾平凹研究难度没那么大，因为很多人写过，大致不会差。但新锐作家的批评一般人是做不好的，要有很好的艺术直觉，要有文章和文体意识，这是张莉有别于其他批评家的特点。目前年轻一代的女性批评家里面她可能是写得最好的一个，准确、清晰、有力、宽广，很不容易，这是我对张莉另一方面的感受。

魏微：我想问张莉老师一个问题，你学生时代曾在《青年文学》上发表过小说，你觉得是什么让你成为批评家而不是作家，你的“文青”经历对你从事文学批评有着怎样的影响？假设时间可以重来，你会选择当作家还是批评家？

张莉：还是会做批评家。我18岁就开始发表小说，当时用的是笔名。2000年的时候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慢慢开始了解什么是好小说和好作家，好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我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小说家是有天赋的，而我天赋不够。所以我选择放弃。但我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中获得乐趣。后来进入北师大跟随王富仁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做的是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论文。我做了非常细致的资料梳理工作。但2007年博士毕业时，每一位答辩老师都对我论文中的文本分析很欣赏。有个老师说，你既然有写作经验和分析作品的能力，你为什么不做当代文学批评？他说，当代文学批评虽然受人诟病，但也的确值得做。因为文学史研究有赖于现场批评，这是最基础的工作。直到现在，我都感谢老师的建议。

批评家很喜欢告诉作家应该怎么写，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但是，有创作经验的人会意识到，每一个题材或者每个写作者都有其局限性，文學批评家首先要站在写作者立场上考虑。批评家可以轻易地质问一位作家为什么不写宏大的史诗题材，但是，如果这个作家就擅长写日常生活呢？那关于他的批评就应该变成，放在写日常生活的谱系里，你写得怎么样。要看作家的能力范围，得要求作家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人尽其才。伍尔夫说，一个好的读者，他要趴在写作者的肩膀上一同看世界，而不是站在对面看，很有道理。好的批评家要就“梨子”谈“梨子”，不能吃着“梨子”挑剔它为什么没有“芒果”的味道。

我想，我的创作经验拓展了我的理解力。比如，一位著名作家的新作品出来，很多人都会说写得太差，对你太失望了，干脆你别写了。我觉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认为，写作者终生都在为最好的那一部而努力，这个代表作是40岁出来或者50岁出来没有人不知道，只能不断地写下去。所以，最优秀的写作者就是要不断地写作。失败一次哪有那么可怕？写下一部就好了。但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不能粗制滥造。

谢老师刚才的话非常感动我。我的确非常重视文体。写的作家不存在了，批评就不存在了，一般都是这样认为。但是，世界上最好的批评家一定是文体家，好的批评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它不依附作家和作品。李健吾那个时代的人是深知这一点的，而现在，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被文学体制造就，很少有人有文章意识。谢老师自己也很有文体意识，他的文章、讲演、作家论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当然，还有一些批评家也致力于这样的工作，比如孙郁先生、李敬泽先生，我很尊敬他们，视他们为榜样。现场文学批评不仅要关注异质力量、边缘的写作者和尚未发现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要写成文章，让自己的文字既在现场，又要有脱离当下语境的气质。这是我的努力方向，但是，坦白说，我做得还不够，我对自己并不满意。

“不得罪人的批评家，不是好批评家”

读者提问：《持微火者》里面评论了贾平凹，我中学的时候很喜欢贾平凹的小说，他的早期散文感觉很美，但是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岁以后那些散文感觉唠叨，而且都是废话的感觉。可贾平凹本人认为他后期的散文成就更高，认为早期的散文比较造作，你怎么看贾平凹前后散文风格的变化。

张莉：首先，我不同意你说的贾平凹后期散文废话、啰嗦的评价，我的看法与你相反。我认为他后期的散文比早期的好。在某一个层面说他早期的散文好，我能理解，因为那种美是舒服的、能够被大众接受的美。但是，一代大师级作家就要有冲破大众审美的能力，有冒犯读者审美的力量。我最钦佩贾平凹的地方是，他四十岁的时候在旁人眼里就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了，名满全国。他完全可以这样写下去。但是，他却突然把自己的审美体系打散了，他在四十岁的时候把以前所有的美学建构、把他对世界的理解，全部打散，推倒重建。《废都》的出现，表明他要做另外的事情，建构另外的美学世界。他做到了，做得非常好。从而，他成为更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个更优秀的作家。这个小说家最厉害的是把前面建立的美学全部推倒，重新建立了一种属于他的美学系统。这个美学具有冒犯性，但是，他也借此扩充了自己，重新建立了自己，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提问：张老师你好，我前阵子在香港看到曹文轩老师说当代文学的批评越来越大，不讨论文学而讨论别的，你怎么看待当代文学的现象？

张莉：我同意营文轩老师的看法。90年代以来，学科建制越来越严格，大学教授为了生存要写学术论文，要么为某个理论做背书，要么陷入庞大的文学资料里面做收集，文学变成了一种学科，而不是艺术。某种程度上，90年代以来文学的地位也是下降的，它似乎变成了社会学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看来，文学和社会学具有同样价值，具有同样地位。事实上，很多社会学不能涵盖的东西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才能看到。近年来，很多同行注意到这其中的问题，包括谢有顺老师这次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会议，“重识文学批评和作家论的意义”，也是在致力于从文学内部讨论问题，使文学成为文学。这本《持微火者》其实是回到文学内部讨论文学的尝试，我希望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提问：你提到关于社会学的批评，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有陷入里面的倾向，我在《新京报》看到你发表的《北鸢》书评，惊讶地发现文学批评原来可以这样做。您是怎么进入小说文本的？怎么用文学的方式去理解葛亮和他的小说，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用文学的路子找回最本真的东西。

张莉：葛亮是一位有发展潜力的70后作家，也是《持微火者》的二十五张面孔之一，这本书里有我对他的整体理解。因为是我持续关注的作家，所以《北鸢》出版后，我要在我的脉络里去理解他。具体要怎么在文学内部理解呢？比如很多人觉得《北鸢》的意义写民国生活，民国的个体生活，有作家对历史的理解。当然，这是对的，我也写到了。但更重要的是，《北鸢》使一种被我们久违的语言重回我们的文学世界。葛亮很早就试图用民国语言书写，但是对语言的掌握方面或许还有不成熟的方面。而这一次，他用了七年的时间，慢慢打磨，逐渐找到了属于他的腔调和方向。我非常欣赏他在语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读《北鸢》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语言系统里有慷慨激昂抑扬顿挫，也有内敛雅正平和冲淡，正像我在书评里所说的，《北鸢》是从古诗古画意境中走出来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异质力量，特别珍贵。

提问：我觉得你的朋友肯定很多，各种朋友把他写的书放在你这儿，你会怎样选择这些书评论？畅销书和纯文学的书，因为你写的都是有实力的作家，还有畅销书作家你也会读吗？

张莉：那么多的书放在面前，没有什么谁是朋友或者谁不是朋友。批评家不是看人脸色写作的，我写过一篇文字，叫《要有所评有所不评》，谈过这个问题。批评家面对的只有作品本身。对我来说，摆在眼前的书分为两类，好的，或没那么好的；或者说，我感兴趣的，或我不感兴趣的。如果是我感兴趣的作品类型，同时我又心有感触，有写作的欲望，那么，不管是不是朋友我都会写；反过来，如果不是我感兴趣的，即便是好朋友我也写不了。当然，我几乎不写讨厌的作品，因为已经够讨厌的了，写评论还要把作品看一遍，再告诉别人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多么痛苦啊。对我来说，写评论是快乐的，作品本身要对我有意义，因为文学批评是我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教养的途径，我希望从我喜欢的作品里面获得内心成长的力量，也喜欢把这样的力量和读者分享。所以，如果我对作品没有感触，我就不写，一个字也不写。——我不喜欢，怎么写？

关于读畅销书的问题，谢老师前面说到一个人的有限性，我很赞同，一个批评家不可能对所有的门类感兴趣，如果有人让我谈谈网络文学，我会说我不懂。大部分畅销书我也不看的。但是，我读了《蜗居》《琅琊榜》《杜拉拉升职记》，因为它们参与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这个我会看。我限定了自己关注的作家和作品类型。人的精力有限，我只能做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魏微：我来补充一点。很多年前，张莉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要跟作家保持距离，尽量少和作家交朋友。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少受人情之累，尽量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可是我作为作家，当时听了还是蛮别扭的，作家怎么了，作家就不是人？而且也不是所有作家都爱巴着批评家，作家也有独立性的好不好？但是撇开我的作家身份，张莉这话我是很爱听的，也是让人尊重的。这么些年来，我想张莉不可避免地还是交了一些作家朋友，但是她也确实做到了少受人情之累，尽量保持批评的独立和公正。

谢有顺：现在很多人不理解批评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张莉算得上是勤奋的批评家了，读了很多书，但是她再勤奋，阅读也是有限的。按我自己的速度，一周读一本书，一年也只能读52本，不可能全部是小说，肯定还有理论书，翻译书，再勤奋的人一年也只能读几十本作品，所以，很多作家根本理解不了，时间对一个批评家意味着什么。他说你给我写一個评论，我说写不了；然后他说你写短一点，我说也写不了。他不明白，我写几百字也要把这个作品读完。写得好的，我读起来有快乐；写得不好的，读得人憔悴。为了写这几百字，付出太多。这种困境，一般人理解不了。批评家固然面临智慧、胆识的问题，但今天批评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出版3000部长篇，送到我案头的估计200部，张莉应该更多。如果没有强大的遴选能力和拒绝能力，这个批评家没法做。所以，批评家做到后面，一定是会得罪人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得罪人的批评家，不是好批评家。我用这话与张莉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