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飞经》并非钟绍京所书

严文军

唐《灵飞经》是一部道教经卷，又名《灵飞六甲经》、《唐玉真公主灵飞六甲经》，在《道藏目录详注》卷一和卷四中分别注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和《上清琼宫灵飞六甲箓》。此经未见作者名款，只署“开元廿六年（738）二月，玉真长公主奉勅检校书”。因此，对该经书写者的考据是我们研究《灵飞经》的第一要务。

一、当今研究者将《灵飞经》冠名为钟绍京当属证据不足

历代对《灵飞经》书写者的讨论，基本集中于是否系锺绍京所书。持肯定观点的以袁桷、董其昌为代表，意見相左的以王澍、钱泳、启功为主。浙江美院2013届硕士生陆一的毕业论文《灵飞经和转轮圣王经研究》在考据《灵飞经》书写者时，借引郭清银先生的“家学渊源”一说，最后认定《灵飞经》为锺绍京所书，只能是建立在对名家崇拜基础上的牵强附会，不足为信，节录如下：

于近代书坛，小楷书法家郭清音先生在其《关于<灵飞经>的是是非非》一文中坚持的认定《灵飞经》是出锺绍京所书，并从锺绍京的书写生活环境、家世底蕴等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盛唐时期虽然写经抄经之风盛行，几乎不论百姓和官员都在进行着这一项行为。锺绍京以善书被武则天赏识，并为诸多皇室宗亲、王公大臣题字，他用小楷抄经，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郭清银先生认为只有锺绍京才有资秉和可能完成这件登峰造极、精妙无比的佳作，并且锺绍京由于小楷的的出众而在朝廷中题榜书、写鼎文的过程为他创作出《灵飞经》这样的作品打下了雄厚的书法基础。其三，郭清银先生在文中如此说道：“作为著名书法家锺繇的十七代世孙，书法艺术因子的‘非生理性遗传甚至是‘隔代遗传表现于耳濡目染，长期浸淫，精神激励诸多方面。……然而由于种种限制，笔者无法看到《灵飞经》的真迹，无法获知此作的纸质、用墨等更为直观与细致的依据，据前文从几方面对此经的分析，笔者在此赞成袁桷、赵孟頫、董其昌和郭清银的观点，认为《灵飞经》当属锺绍京所作无疑，并且是他的代表作。

二、历代书家对《灵飞经》的作者也多以钟绍京冠名

关于《灵飞经》作者的讨论，从笔者目前获得的资料来看，最早的当属元代书家袁桷。其《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云：

《 灵飞六甲经》一卷，唐开元间书。当时名能书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变习行体。独钟绍京守钟王旧法。余尝见《爱州刺史碑黄庭经》，无毫发违越，至开元间从贬所入朝，一时字画皆出其手，此卷沉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审定为绍京无疑。①

袁桷（1267—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以能文名，喜蓄典籍，继承祖业，广藏书卷，有藏书楼“清容居”，藏书之富，元朝以来甲于浙东。黄惇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虽然没有专门对袁桷生平作过具体叙述，但在介绍元代私家鉴藏《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一文中提到：袁桷曾奉大长公主教，记录各书画的诗跋目；延祐三年（1316），袁桷书《题赵佶圜丘季享敕卷》、赵孟頫也专门为其书写过《千字文》，这些或多或少折射出袁桷在当时鉴藏界和书画界的地位。作为元代藏书大家，学养丰厚，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以“审定为绍京无疑”这种极其肯定的说法来断定《灵飞经》系锺绍京所书，势必对后世造成影响。

稍后于他的郑元佑（1292-1364）就未对《灵飞经》系锺绍京所书问题提出质疑，并且作诗来赞美《灵飞经》，诗的首句就以锺绍京冠名：

藏得锺郎万字经，虹光夜夜射天星。使来海上持龙节，辇下云端拾凤翎，金母授书黄帝阙，玉真按笔紫霞扃。勤修苦炼资轻举，濯足明河上九青。②

明代万历年间，董其昌得到《灵飞经》，并题跋曰：

开元时经生皆倣褚河南，此独宗右军《黄庭经》，袁清容定为锺绍京亦以宋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而书家品韵可望而知耳！③

这里，董氏虽然还未完全肯定《灵飞经》系锺绍京所书，但从他对“袁清容定为锺绍京亦以宋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一语以及“书家品韵可望而知”来看，让人觉得其已默认了袁桷的观点。在另一题跋中，董其昌甚至直接以“《灵飞六甲经》锺绍京书”的说法对《灵飞经》进行评价，其云：

《灵飞六甲经》锺绍京书，为玉真公主写，进御明皇，有宋徽宗标题，后有倪云林、虞伯生跋，全仿《黄庭经》，赵子昂师之，十得其三耳。海宁陈太常次公所藏。④

袁桷和董其昌的说法使“《灵飞经》系锺绍京所书”这一观点似为定论。但是，两人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尤其是董氏以“书家品韵可望而知”来判定《灵飞经》系锺绍京所书，依笔者之见，这种观点过于偏颇，且董氏位高权重，容易对后人造成观念上的影响。王文治就持这种观念，其曰：

董文敏尝谓书家品韵可望而知……余最服膺其言，盖所谓真鉴者，不籍史书杂录之考据，专求品韵，自得于意言之外。⑤

试想，若将字形笔法与《灵飞经》十分接近的唐人写经作品摆在董其昌面前，难道他们真能准确辨识吗？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大量写经，有许多精品亦为经生所写，王文治和董其昌也许都未曾见过，如果这些经卷一一展现于他们面前，或许就不会这样认为了。现以几例唐经生写经（图1、2、3）与《灵飞经》（图4）齐观，以证笔者之疑。

以上几种唐人写经堪称精品，它们无论从笔法、结体，都与《灵飞经》不相上下，启功先生云：“即在今天，拿敦煌所出、日本平安朝所遗的写本来与《灵飞》比较，《灵飞》仍然可以敢当那一比，而不轻易出现逊色。那么这四十三行经得起多方比较的杰出艺术品，在今天印出，我都替那位无名英雄的书手，感觉自豪。”⑥刘墉跋唐人写经云：“按元明以来所见唐人写经，如《西升经》号称褚遂良，《灵飞经》号称锺绍京，绫本《道德经》上卷号称徐浩，实皆经升书也。” ⑦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灵飞经》很可能并非锺绍京所书。

三、王澍、钱泳和启功的看法最令人确信

明代周锡珪首先就指以《灵飞经》所记录的内容与历史不符，对其书写着是否为锺绍京产生了质疑，其云：

辨锺绍京《灵飞六甲经》，为玉眞公主奉敕检校写。公主于天宝元年卒，天宝三年始改年为载，卷中所说与史不符，亦颇见考证。 ⑧

清代书家王澍（1668-1743）就大胆地反驳了董氏的观点，其说法有理有据：

《灵飞经》自宋元以来不著，至有明万历中，始有名于时。董思白深爱此书，目为锺可大，每欲写《法华经》，必凝观许时，而后书之。余按后款称：‘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号，则知非可大书。余得唐经生书《三弥底部论》于淮阴，与此经字形笔法无毫发异，其非锺可大书无疑。又，锺书《杨历碑》称：‘义男锺绍京铭并书。历，中官杨思勖父也。可大身为宰相，取媚阉人，至以义父事其父，可谓陋矣。虽果出可大，吾犹削之。况决非是乎？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题署，百余年来，无敢有异论，余故特正其讹。⑨

王澍首先从后款所记载的“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得出“可大生平未有斯号，则知非可大书。”其次以《三弥底部论》与《灵飞经》作比較，发现“字形笔法无毫发异”，进一步认为“其非锺可大书无疑”。最后又以“可大身为宰相，取媚阉人，至以义父事其父，可谓陋矣”来反驳董氏，直言不讳。他以客观、具体的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认定《灵飞经》非锺绍京所书，纠正了董其昌“目为锺可大，妄以已意题署”的错误观点，也突破了袁桷“始定为锺绍京书”之观点的笼罩，对后世影响深远。

清代学者、书法家钱泳认为宋思陵（宋高宗）规定经生字不收入秘府，虽然《灵飞经》被收入北宋秘府，但不能断定其为锺绍京所书，对袁桷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按《灵飞经》为唐开元廿六年玉真长公主奉敕写，袁清容始定为锺绍京书，其说盖本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一语，然亦未能断定为锺书也。⑩当代学者启功先生也云：“自袁清容误题《灵飞经》为锺绍京，后世悉以经生为可大，虽精鉴如董香光，尚未能误。夫绍京书家也，经生之笔，竟足以当之，然则经生之俗处何在？其兴书家之别又何在？固非又真凭实据也。”11

综上，《灵飞经》是否系锺绍京所书，历史上诸多书家都各执己见。但袁桷以“此卷沉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董其昌以“书家品韵可望而知耳”来判定《灵飞经》非经生辈所能及，而系“唯独守旧王法”的锺绍京书，实在略有偏颇。王澍通过对《灵飞经》和《三弥底部论》的对比推翻了袁氏的“锺绍京”论，此后学者钱泳和启功又对此论进行了阐释。我们知道，《灵飞经》不仅没有署名，史料也无确切记载，但通过分析，笔者认同王澍、钱泳和启功先生的观点：《灵飞经》非锺绍京所书。

注释：

①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1页。

② [元]郑元佑.《侨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赵氏铁网珊瑚，卷八。

③ 献唐.《小楷灵飞经五种》，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6月，第78、79、80页。

④[明]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4月，第632页。

⑤[清]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卷三。参见《收藏家》，1997年6月刊，第21页。

⑥启功.《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艺苑掇英》第34期，1987年，第47页。

⑦刘墉跋唐人写经，参见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244页。

⑧[明]周锡珪.《唐碑帖跋·卷一》，浙江巡抚采进本，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七八册，齐鲁书社，第 202页。

⑨参见《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研究丛书·王澍书论》，徐利明主编，吴胜注评，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⑩[清]钱泳撰.张伟点校，《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5页。

11 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298页。

（宁波市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浙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