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儒者中的“独行侠”

毛予菲

他自称是个“未来学家”，一张嘴一支笔惹来无数争议。

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有作品130余本，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为一名活跃的学者、思想家，龚鹏程就像一个常年处于备战状态下的士兵，张开每一个毛孔，敏锐地捕捉着外界各种信息，并及时作出回应反击。

前不久，徐晓冬以搏击术击倒太极宗师雷雷的新闻，成为热门话题，“对中华传统武术流派有过全面梳理”的龚鹏程当然要积极发声。他在微博转发了一篇自己的旧文《武林玄学》，两天后，又写了《中国传统武术应被视为一种哲学思想》，批判了打着“练武术速成神功”幌子的商家，又印证考据讲到了中国武术与搏击的差异——这看起来很符合他的风格，愤世嫉俗、放肆讥弹。

“别无所长，就会读书，我自谦，亦自负”

《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被安排在龚鹏程位于北京的工作室。两面墙的落地书柜上，紧紧凑凑竖立着各类书册，包括他所撰写的130余本作品。色彩缤纷的书脊，映衬着穿黑色长袍的龚鹏程，独成一道风景。

“别无所长，就会读书，我自谦，亦自负。”龚鹏程的这句开场白，也是他人生起航时的场景。从小不爱上学的龚鹏程，却喜欢啃书。他的小学老师黄灿如，常常把他召去宿舍做功课，教《论语》《千家诗》《唐诗三百首》。龚鹏程最喜读的是《孟子》。孟子善辩，拜见齐宣王，用因势利导的辩术，劝告他放弃到手的燕国，即物设譬，层层析理，尤耐咀嚼。夏风蝉鸣中，黄老师坐在藤椅上，执一把大蒲扇，取《孟子》一卷，读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龚鹏程想着：老吾老者，应当为孟子的父亲，幼吾幼，那就是孟子的母亲了。黄老师听了，笑得不行。回忆起来，这是龚鹏程对孔孟之道的最早接触。

但当时他并不崇拜孟子，因为“少年心性，喜恢张不喜安静”。他佩服李宗吾谋权弄术的《厚黑学》，熟读各种武侠小说，还研究了一番中国武术门派。“初高中的时候，读的书很有点邪气，之后的愤世嫉俗由此有了理论基础。‘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这话一点不错。”

1973年，龚鹏程考入淡江大学。中文系的数间大图书室，藏有商务印书馆四库珍本、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广文书局多部丛书。一个爱书之人，走进这样的殿堂，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他每天搜寻于其中，读完清末思想家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流连于书中激辩、崛奇文笔。“太炎先生早年以老庄反儒，认为孔子之学，玄远不及老庄，用世不如荀韩。他如此好论老庄，使我也对庄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因为学资尚浅，读不懂，龚鹏程便搜索了图书馆里所有的庄子注解，前后互证，一本不落。大一暑假，他托运了一大木箱子的《庄子》论释回台中，因为书太沉，送到台中时，木箱全烂了，足见其蛮劲不小。

奋斗了一年多，龚鹏程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正式出炉。庄周书共33篇，他为其中20篇校注释义，集成一册，命名为《庄子义例抉微》。这一趟研究，让龚鹏程定了读书的心性与路子——《老子正议》《孔门遗考说》《公羊学与晚清》，每做考证，都要先借齐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前人注解，逐字逐句地解读。

而接近新儒学，龚鹏程是“从后门闯进去的”。古人用佛理解庄，他就对佛学有了兴趣，加入了学校的佛学社团，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禅宗，还找来了熊十力研究“佛教唯识宗”的书来读。熊十力是著名的晚清思想家。他做学问，对胡适“全盘西化”的观点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圣贤经典。他认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于是以佛学、哲学重塑儒学，被称为“新儒家开山鼻祖”。如此观点，龚鹏程读来甘之如饴，不自觉地，就从老庄跨到儒学，开辟了一片阅读新天地，走到一条讲理学心性的近代新儒家路子上。

“随性读书，做学问，这才是自然生命。百家言論，我什么都看。就好像走到菜市场，要吃碗蚵仔米线；进了大饭店，便吃红焖蹄膀；若在寺庙，当然吃素；造访清真教区，便大啖牛羊肉。”

在淡江大学的这段经历，对龚鹏程来说，代表着与书本相伴的青春记忆。“入大学前后，台湾退出了联合国，保钓运动引起轩然大波、‘现代诗是否恶性西化发生激烈论战，我一概不知。读起书来，我真是个钝于嗅感时代文化气氛的呆子。”

以异端自居，还振振有词

龚鹏程一直很感念他的大学生涯。“获得的不单是某一门课上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知识，而是一种气氛、一种态度。”

淡江大学在台湾大学排行榜上并不属一流，但校风自由开放，“有着特殊的诱人魅力”。时任淡江大学校长的张建邦先生曾大搞时髦的“知识爆炸”，还宣称要把淡江大学办成东方哈佛。学生们笑言：以淡江的条件，恐怕只能成为“东方的哈哈”。但这样的校园氛围，启发了学生开阔的思路，让师生们处在热切的思辨之中。

中文系的老师就更恣意洒脱了。有位老师上课前，要在黑板上写两句诗：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海中鸥（改自杜甫《江村》，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说是上课从不点名，学生来去自由。在龚鹏程眼中，这样的学术氛围，“恐怕连号称‘最包容自由的台湾大学都比不上”。

“学校和老师都如此宽容，我也就真的狂诞起来。”大一时，他把庄子校注冒充成老师的讲义去印刷；大二文学史课上了一阵，他觉得自己也能教，要求这节课的老师让他穿着长袍上讲台；学校办社团活动，他又觉得来讲学的名人不过尔尔，便自己做大师状开讲，过过瘾头。“其实狂侠之人并非我一个。在这样的学校里，人人都可以尽情地燃烧。”

桀骜至此，龚鹏程的学术风格自然也起了变化。他最初写的《庄子注》，大体上还是综述性的，做研究生论文时，便开始了批判——先罗列前人学者的论点，再逐一驳斥；到了博士论文，干脆一开头就谈历来学者如何如何错误。此后的文章，也都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

热衷批判的龚鹏程，曾掀起一场“文学改革”。1983年，新成立的博士学会请他撰文一篇，以检讨文学博士的教育问题。在文中，他直言不讳：研究者重复格套，陈陈相因。《民生报》将这篇论文登了出来，高校师长们看到后怒不可遏。这个小萝卜头，凭什么来教他们怎样指导论文。到了论文发表那天，来讨伐的人更是挤满了整间屋子。

这一闹，登上了报纸头条，震动了整个学术界。不过即便如此，龚鹏程依然言辞争锋，“我批评者，皆有实据，指摘我的长辈弄不清方法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他们只能吹胡子瞪眼了。”

自此之后，龚鹏程干脆以异端自居，还振振有词，“此真意气之所激！”以至于只要有他在，文化界的会议、讨论就成了打擂台，杀气腾腾、磨刀霍霍。

他加入古典文学研究会后，在每年的研讨会上，对每篇论文几乎都有异见。会长黄永武提出“要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观点，龚鹏程却觉得，“结合”二字，意思就是两者本就为两件事，但人存在是历史性的，因其经验而有知，所以传统即现在，两者不可分割，于是公然反驳。关于国人人性问题，台湾学者杨国枢、文崇一认为要从文化根源处批判，龚鹏程却讽刺，这根本就是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洋人做出的判断。

如此一支锐笔一张利嘴，让龚鹏程惹来了无数争议。有人说他净是哗众取宠。《上海书评》曾炮轰：“一孔之见、一得之愚”，这些批评别人的话，也能用在龚鹏程自己身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却很赞扬他的学术精神：“批评很认真，能点中问题‘穴位，只不过我们学界还不太习惯这种真刀真枪的架势罢了。”但如此种种，他都不以为意，自称“批判者群体中的独行大侠”，还作诗叹曰：少小僻幽独，端居自含藏；偶然惊天下，负剑走八荒。

龚鹏程的路反而越走越宽了。1989年，古典文学研究会推选了龚鹏程任会长，理由是：他能用“更弹性的方式面对传统与现代、台湾与大陆、中國与世界之间的各种文化性问题”。许多团体也拉着他去说说讲讲。“我渐渐知道，所谓参与社会，不是说着好玩的，而是需要把整个生命搅和进去。”

如今，有网友找龚鹏程切磋探讨，见了一面， 感叹道：“他让我想起清末思想家王闿运，不做书呆子，一身而兼名士与纵横家的风采”。听到这个评价后，龚鹏程有点得意，“哦，是吗？”就如同《环球人物》记者再聊起那场“博士论文改革风波”时，他笑道：“博士论文之现状，不料被我一语成谶。”

用新儒学“治”现代病

龚鹏程写《四十自述》时，提到自己是“外省第二代”，童年充满了孤独感。他将在台湾的生活称为“异乡的漂泊生涯”。

龚鹏程的父亲是从江西，走广西，入海南，来到台湾的。幼年时，父亲生意失败，又不幸遭遇洪水，一家人辗转迁徙，住过废铁道边的违章建筑、戏院附近的“风化区（红灯区）”、铁工厂的楼梯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淡江大学任教，终于有了微薄收入，但因为女儿身患重病，生活仍然十分困苦。

但龚鹏程至今仍缅怀那些穷困潦倒的日子。“最初父亲在家门口支了个面摊子，他的老友、捡破烂的老乡、卖酒酿的邻居、退伍军人、流浪汉，常来闲坐，追忆乡里故人，感慨今遭变故。正是那种时代的痛感，唤起了我读孔孟时的记忆。”

后来，龚鹏程在淡江大学秘书处做行政，主持中文系务，开办研究院，任职文学院长，做书店总编辑，成为报社主笔，办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办道教学院，入政府机关，接触社会越来越多。见到乱象，他仍不吝批评，并开始寻找解决路径。“孔孟那一套真能治国吗？又如何治国呢？”成了他一直叩问的话题。

1987年，“不希望学术囿于台湾”的龚鹏程来到了大陆，回归教育圈。当时的儒学文化界，有人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政治挂钩，有人说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龚鹏程批评这些大陆学者是“草包”。他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就是重新改造我们的现代社会。

“这些年来，人们总说我是一个传统国学家。但我不是国学家，而是未来学家。我的学问不只有过去和历史，还研究当下与未来。”龚鹏程说。

《环球人物》：新儒学流派纷争，您曾对此有过一些批判。

龚鹏程：其实新儒学流派并不多。熊十力、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牟宗三、张君劢，他们是长辈，我们是晚辈，前辈的东西给我很大启发。

我们这个时代讲的儒学、国学，有说书式的，电视节目聊《三国》《清史》《三字经》；鸡汤玄谈式的，将儒道佛三教混在一起，讲修行；世俗化的，结合国学与企业管理、心理治疗，开班卖大价钱；还有风水术，消灾祈福，保平安发大财。这当然都不是儒学、国学。

《环球人物》：您主张儒学经世致用之说。有反对者认为，儒学的影响局限在政治领域。

龚鹏程：我并不这样认为。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每天忙忙碌碌，却一事无成。这是个社会问题，也能用儒学来剖析。

我们的城市规划，将商业区与住宅区分开，是个笨方法。在北京，核心区上班的人约有一千万，绝大部分都住在核心区外，每天上下班花两三个小时，疲惫、焦虑，很容易出现负面情绪。碌碌无为感是个城市病。

儒学讲“天人合一”，追求人与物质之间和谐统一。但这样的城市规划是“反人类的”。未来如何改造，人与城市的相处必然是核心课题。

《环球人物》：在其他领域，新儒学如何影响我们？

龚鹏程：100多年前，康有为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这是新儒家在经济领域的讨论。

从汉朝开始，儒者坚持“重义而轻言利”，不谈个人的经济效益。董仲舒就说过，君子应“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但其实，儒家并非轻义重利。孔夫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表明如不失义，亦求其利。所以我认为，儒学本就是义利并重的。《大学》也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意思是，发财有两种，一种以财发身，利用财来发显自己；另一种以身发财，拼命赚钱，结果把自己殉给了财。可见，儒学还教我们发财之道。

《环球人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这也是您曾指出的现代病。

龚鹏程：有一段时间，我们老骂儒家“以礼杀人”。其实“礼”从不杀人，反而能救人。它让人存在于与世界的连接中：祭祖先之礼，让人与历史相连；三纲五常之礼，让人与亲友相连；祭天地之礼，让人与未来相连。没有“礼”，人就成了一座座孤岛，社会越来越冷冰冰。

可以说，“礼教文化”强化了人类的精神层面，是治疗现代病的药方之一。

“希望汉文化能弥漫于整个生活空间”

有人说，如今的龚鹏程好像变得温和了。他自己认为，是因为“办学、推广必须接地气”的缘故。这两年，考证批判研究他做得越来越少，反而开始写随笔游记。他最近正在准备出版《四海游思录（下）》，记录旅途感悟，普及生活儒学。

回归教育界后，龚鹏程致力于兴办书院。最近，他正与相关机构配合，建设汉中儒学新城。“医院用汉方看病，服装产业生产汉服，我们希望汉文化能弥漫于整个生活空间。”

《环球人物》：您当年在淡江大学当老师，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龚鹏程：遇到顽固不化的学生时，我想起古笑话书上有这样一则故事：甲与乙谈，读太行（航音）山应为太行（型音）山，乙纠正他，甲却坚持。两人招来另一人评判，错的人罚10元钱。丙来了，说道：“当然是太行（型音）山”。甲得意地要了10元钱，扬长而去。丙安慰生气的乙：不过花了10元钱，却要他一生不識太行山！

后来我碰上喜欢谈太行（型音）山的朋友，也总让他一生不识太行山。

《环球人物》：如今做大的国学推广，您推崇古人的书院制，常对当下的国学教育表达忧虑。主要担忧的是什么？

龚鹏程：我不赞同少儿读经、背经。经典意蕴深远，几岁的小孩不可能一下就读懂。

阅读永远比背诵重要。有位朋友听力受损，植入了人工耳蜗，跟我聊感受：好像所有的声音都能不经选择进了自己耳朵。从前走在马路上，嘈杂的汽车鸣笛声、细碎的路人聊天声，都被自动过滤。但后来，即使路过一对在耳边细语的男女，也能听见他们的谈话。耳朵是有选择的，记忆也是。你能记得住，是因为你从阅读中发现了它的意义。

古人的书院从不设课堂，弟子诵之默之，再由先生答疑，才能融会贯通。可惜，如今无之矣！

《环球人物》：现代人读书越来越少。关于阅读，您有什么建议吗？

龚鹏程：有人说：“书那么多，怎么读得完？”由此感到惶恐沮丧、没希望。但如果某一天，你走进糖果店中，看见那么多糖果，难道会说：“糖果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所以我们不要吃了”？又或者会说：“糖果那么多，从何处吃起？我好困惑”？你喜欢吃糖，当然不会如此发问，读书、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

《环球人物》：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儒者？

龚鹏程：做个儒者蛮简单的。宽泛地说，儒者就是读书人。假如我们能好学不倦、乐在其中，当然就是儒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