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出海：不仅仅是复制

陈振华

出海背后，是不同的文化、法律、技术以及竞争对手的挑战

范汝2017年5月底刚从泰国曼谷度假回来。

这趟旅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美食美景，而是一个新发现：在泰国曼谷，也能像国内一样，用国内的移动支付App埋单了。

“一些便利店的收银台就摆着二维码，汇率比刷全币卡更优惠。”范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年来，像范汝这样出境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外消费的金额也越来越高。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全年旅游统计数据报告及2017年旅游经济形势预测》：2016年全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4.3%;出境旅游花费10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

随着中国游客去往全世界，中国人已习以为常的移动支付，也正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香港、台湾地区及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印度、美国等国家，都出现了中国移动支付的身影。

然而，出海背后，是不同的文化、法律、技术以及竞争对手的挑战。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仅靠复制国内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是泰国

范汝在境外商超买零食，与在国内的便利店一样，扫码付款、拿货走人，“好像体验跟国内刷二维码差不多。”

但这背后藏着与国内交易不同的玄机。

微信支付跨境业务运营负责人殷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游客支付的是人民币，商家收到的是泰铢。

“这涉及换汇和境外打款，都由我们合作的国内银行在交易发生后默默执行。”她告诉本刊记者，让用户体验“无差别”的交易，实际以合作银行汇率结算，并且在推广期还有折扣优惠，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早在2013年3月，国家外汇局就开展试点，允许23家持跨境支付牌照的支付机构，为电子商务客户办理跨境收付汇和结售汇业务。这其中就包括财付通、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

當时，第三方支付机构并没有花大力气出海。直到2016年，当国内移动支付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时，支付机构的出海节奏瞬间提速了。

而第一批参与支持的商户，来自中国游客热衷的免税店。

泰国KingPower王权免税市场部经理匡伟表示，在过去一年，移动支付在非现金支付中的比例增长至20%～30%。

“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引入微信支付后，其庞大的用户群也转化成我们的潜在顾客，不仅更新了支付手段，而且带来了客户管理和市场营销的渠道。”匡伟说。

微信支付提供的数据显示，泰国是中国游客无现金支付笔数增长最快的国家：2017年，泰国交易笔数的第一个显著高峰是春节，春节较节前上涨了104%;4月泼水节，单日笔数最高值比春节单日最高再涨38%，同比增长6倍。

“目前在泰国，大到曼谷的连锁免税店，小到清迈、普吉岛的街边小贩都已大规模支持微信支付。泰国全国的9414间711门店全面接入微信支付，也让无现金体验深入到泰国全境。”殷洁告诉本刊记者。

这与赴泰游客日益增长的趋势不谋而合。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1～4月，中国内地赴泰游客人数达318万人次，为泰国旅游创收1619亿泰铢（约合324亿元人民币），居赴泰外国游客首位。

“微信支付走出去，是紧跟着国内游客的步伐的。今后，在国内游客频繁造访的地方，也将出现更多的微信支付服务。”殷洁说。

香港争夺战

截至2017年5月，微信支付已覆盖超过13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0种外币直接交易;而支付宝也已登陆欧美、日韩、东南亚、港澳台等26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8种境外货币结算。

当两大巨头正紧锣密鼓地布局海外市场时，一个中国内地游客出行的重要目的地，又把大家的目光重新聚拢在一起：香港。

事实上，早在2015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储值支付工具（SVF）牌照中，就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家。也是从彼时起，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开始在香港看到熟悉的二维码支付标识。

2017年4月11日，微信支付团队在香港举办“微信智慧工坊·跨境版”讲座，是全球巡讲的首站，同时微信“支付+会员”的方案正式向香港市场发布。

殷洁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香港海洋公园、莎莎、卓悦、卡莱美、周大福等近20个品牌连锁店及香港第二大出租车康泰公司等均已支持微信支付。

在她看来，香港毗邻广东，不少内地游客都是香港商家的常客、回头客，因此，如何有效巩固、识别、激发这些顾客，是香港商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支付+会员方案，在每次支付时，帮助商家识别消费者，并在后台提供一系列精细化的商业营运服务，为下一单生意打下基础。我们也将不断加大香港跨境业务的投放力度，提升商业服务能力，协助香港商家更好地营运持续增多的内地访港游客。”殷洁说。

2017年5月24日，支付宝宣布推出香港版支付宝HK，香港本地用户也能用支付宝扫码付款、找优惠、缴水电煤费等，香港用户的无现金生活体验也将全面接轨大陆。

为了实现本地化，港版支付宝还提供了香港市民熟悉的“集印花”享受优惠的功能，还引入港版“大众点评”OpenRice服务，让用户一键购买优惠。

有业内人士认为，香港人惯用Line、Whats App等社交软件，对于基于微信平台的支付而言，本地市场拓展并不容易;而支付宝需重新下载App，也存在考验。

更何况这个市场的玩家，除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外，还有诸如八达通这样的本地巨头。在2015年8月颁布的SVF牌照中，也包括八达通。

这家从公交卡起家的公司，根据其公布的2016年度业绩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共流通3280万张八达通卡（而香港人口仅737万人），日平均交易1410万笔，采用八达通的香港商户逾7000家，涵盖约2万家商店。这样的数据充分说明了其在香港市场根基之深厚。

某种程度上，开拓香港市场也可算是开拓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前哨战役。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才刚刚开始。

护照盖满戳

范汝在许多便利店看到的二维码都有两个，除了微信支付之外，就是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一样，支付宝出海的其中一条路径也是为了服务中国游客。

“让中国游客在海外也能使用支付宝支付是蚂蚁金服国际化的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技术出海。”蚂蚁金服商学院副院长朱红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实现金融技术出海的方法，则是通过与当地相关企业合作，实现技术的本地化。2015年2月，蚂蚁金服与印度当地电子钱包Paytm展开战略合作。

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资深专家吴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合作之初，Paytm的用户数不足3000万，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技术上的薄弱。

“Paytm的应用架构、扩展性和稳定性都很脆弱，由于缺乏技术积累，产品和功能升级往往容易遇到瓶颈。”他说。

于是，从蚂蚁金服内部派人过去，便成为一件常事。吴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两年，他们分批驻扎印度，而他每两周都会去一次。两年下来，每个人护照上几乎每页纸都盖满了戳。

这样的技术输出并不容易。除了要面对文化差异、语言差异，在技术和流程方面，也需要磨合沟通。吴晖举了个例子：在最初接触时，印度团队还不习惯做资料存档，沟通产品需求往往靠口头描述和邮件。

“时间长了，需求很多，整个产品需求就没法系统性地说清楚了。我们只好从最基础的产品经历描述产品文档格式开始，手把手教他们的产品经理，怎么做资料存档。”他说。

这种“手把手幫教”的方法，据蚂蚁金服内部测算，能为当地企业节省5～8年的研发成本和发展时间。如今，Paytm用户数从不到3000万升至2.2亿，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

“印度经验也印证了蚂蚁金服技术出海模式的有效性。我们最希望的，还是合作伙伴要具备独立开发能力。产品只有本地化，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朱红军说。

蚂蚁金服的这种技术出海的模式，已经可以复制。

2016年11月，蚂蚁金服与泰国支付企业Ascend Money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蚂蚁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到泰国;2017年2月，蚂蚁金服注资菲律宾最大数字金融公司Mynt，其拥有菲律宾最大电子钱包GCash;2017年4月，蚂蚁和印尼Emtek集团宣布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开发移动支付产品。

出海之难

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越来越成为移动支付出海的典型区域。

2017年4月，联合国的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优于现金联盟）发布题为《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以及中国数字支付生态系统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的报告。

该报告认为：基于现有平台和网络的数字支付方式，不仅让人们充分享受更广泛的数字金融服务，更扩大了中国乃至周边国家的普惠金融，带来更多经济发展机会。

此前发布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也预测，到2025年，支付方式的转变会使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6%，增加3.7万亿美元和9500万个就业机会。

对于中国的支付机构而言，这自然蕴藏了不小的商机。更何况，跨境支付的手续费率为1%～3%，这比国内第三方支付普遍0.6%的费率高出不少。

在朱红军看来，发展中国家市场易进，而进军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则遇到更大挑战：“东南亚国家信用卡普及率较低，比较容易跨越到移动支付阶段;而发达经济体原有的金融体系非常完整，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不易更改。”

根据咨询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及艾瑞咨询数据统计：2016年，美国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增长了39%，至1120亿美元，远低于中国3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5万亿美元）的规模。

在2017年5月，微信支付和支付宝都相继放出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消息。

微信支付携手CITCON正式进入美国市场，与酒店、餐厅、住宿公寓等机构达成合作协议;支付宝则称正在加速推进与美国最大的商户收单机构First Data合作，准备向其所覆盖的400万美国商铺全面推广支付宝。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鹞看来，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电子支付方面的法律，法律体系很成熟，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想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还面临着成熟法规的强约束。

“中国移动支付出海，在大规模客户备付金、风险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会面临极其严格的法律挑战。如果按照当地规则，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业务、商业模式都得进行大调整，挑战不小。”赵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也认可赵鹞的这种看法，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可能会有所影响的因素：

“汇率因素会影响跨境支付业务。此外，不同国家在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步调并不一致，跨境支付有可能涉及要用别的通道配合。当然，我国现在也在加强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