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镇平菩提寺

王宏涛

镇平菩提寺是南阳名寺，关于其历史，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寺始建于唐代永徽二年（651年），创始人是唐代著名神异高僧智勤，其事迹曾入选《神僧传》。

根据民国16年（1927年）所修《菩提寺志》载：“菩提寺者乃唐高宗永徽年间，菩提祖师所创也。祖师讳智勤，俗姓朱，其事迹载在《神僧传》。记明时藏碑者甚详。”然而，笔者查访《神僧传》，并无智勤法师在镇平创建菩提寺的语句。《神僧传》只是提及，智勤曾一度回老家邓州建立寺庙，并未言及菩提寺，也未说及智勤是菩提祖师之事。最后一句“记明时藏碑者甚详”，意思是智勤创建菩提寺的说法，在明代碑刻中记录甚详。可是明成化年间的《菩提寺重修碑记》说：“其寺创始无考，元季僧德钦建。”可见，民国版《菩提寺志》所言并不可信，其结论只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关于菩提寺得名来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菩提寺得名的来历与早期历史

明成化年间的《菩提寺重修碑记》记载了菩提寺得名的来历，碑记讲：“菩提寺在杏花山阴，镇平县北二十里许，山明水秀。寺前有岩，岩穴深邃，道路崎岖，人迹罕至。岩中有菩提像，俗传须菩提证佛之所。”可见，菩提寺得名与释迦佛的弟子须菩提有关，是须菩提的得道之处，而不是《菩提寺志》所称的“菩提祖师”智勤。

须菩提在佛教中名气很大，俗称“菩提老祖”，须菩提中文的意思为“善业”。他是古印度舍卫国人，相传天性顽劣，为众人所不喜，但聪明异常。后来他出家为僧，最能理解空理，被称为“解空第一”。他在佛陀的说法会上，常常担任“当机众”（即代替大家向佛陀提问者），著名的《金刚经》也是以须菩提为发问者引出的。

知道了菩提寺得名的来历，那菩提寺是什么年代建立的呢？《菩提寺重修碑记》已经说：“其寺创始无考，元季僧德钦建。”则至迟到元朝末年菩提寺已经建立，但实际上菩提寺的建立可能更早。鉴于宋代罗汉信仰兴盛，须菩提罗汉成道之说，或形成于宋代。因此，笔者推测，菩提寺形成于宋代的可能性较大。

菩提寺可信的历史，是从元朝末年开始的。《菩提寺志》云：“迨元末年，僧德钦、崇新等相继住持，犹有残碣可考。元倾北渡，明天子龙兴时，山林放旷，法席无人，香田祖地属于民间者数年。至天顺五年，有大禅师定海者云游至此，乃诛茅结庵，修举废坠。香田祖地渐次恢复。”按碑文所记，菩提寺在元末有德钦与崇新两位法师住持，元末农民起义，寺僧逃散，寺庙倾覆。直到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才有定海禅师将寺庙恢复。

定海禅师恢复的层次不会很高，《菩提寺重修记》记载，十年后就呈现出“栋宇摧腐，傍风上雨，圣像不辉”的景象。明宪宗成化年間，住持善珍及其弟子惠明主持修缮了菩提寺。原因主要是“殿庑荒凉，僧舍寥落，不足以称梵修之典”。这次重修主要是靠信众的捐助，日积月累，随心喜舍。重修的内容，主要是在故殿之后添加新殿，称为“绀殿”，即红色的大殿。并在新殿内塑造神像，其他如祖师殿、伽蓝殿、天王殿、禅堂和方丈室也重新加固维修。重修后的菩提寺“规模宏敞，殿宇巍峨，丹青炫耀，金碧辉煌，柏竹苍翠，花果芳馨”。想到须菩提是佛教的大师，其道场的维修须勒石记功，遂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立碑石纪念。

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礼部右侍郎、文学家、名士方九功退职还乡，于五月八日，偕同友人王玉山、朱双河、吴侨庵、王确齐、张少亭等到菩提寺游玩，发现菩提寺“风景奇绝，迥逾所闻，于是相与登高骋目，纵酒长歌，唱和砻桓，棋局笑谑，乐意所极，言不可状”。认为菩提寺风光比传说中的更好，在此饮酒作诗，镇平知县杨河山为了纪念此事，立碑石记之。

第二年，方九功去郧阳，路过镇平，镇平知县杨河山陪同再次光临菩提寺，并留下诗两首。《菩提寺》云：“看山遥在宛城西，道出安皋望欲迷；地接诸天开法界，峰悬绝顶见菩提。百泉飞雨迎花润，朵朵生烟拂树齐；乘兴振衣千仞壁，翛然揽胜醉如泥。”

《杏花山》云：“闻说名山自一方，杏花不断四时香；山中那复论开落，象外何须话短长。胜地却疑云是路，多情转觉玉为浆，渐予若被尘鞅缚，暂得奇探思欲狂。”

《菩提寺》，重在写实，描写菩提寺环境的美丽；《杏花山》则重在写意，禅意盎然，充满着哲理，显得更加深邃，令人回味无穷。碑记中讲：“无论往代，在国朝二百余年，此山寂寂无闻也。一经诗人品题，山隐隐含辉矣，昔坡公赋赤壁，而赤壁之名至今传之，地因人重，山之衰胜岂固有时耶？”杏花山默默无闻，方公两首诗一写，杏花山就有了为人传颂的文本。地方因人而重，杏花山的盛衰也固有其因缘。

但好景不长，明末李自成大起义，起义军和官军在河南鏖战，寺僧逃散，菩提寺再次衰败下去。

清代的菩提寺

《菩提寺创经楼功德碑》记载清初的菩提寺：“前住持弃此星散，遂致月掩禅关，荒凉无人，凡登临于兹者每有兴废之感焉。”清康熙年间，有号岫然的僧人，重新人住菩提寺：“国朝初，岫然长老云游至此，览其遗迹知为古禅林，但遗碑萎于草莱，阶砌湮于蓬蒿，茅屋数椽，仅蔽风雨，晨钟暮鼓之地，只足供樵采牧放已耳。”清初的菩提寺，已经是断壁残垣。

《菩提寺永禁分劈寺田碑》记载：“国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师岫然派衍次间，山场而外……置僧人地七顷有余。”岫然重新人住菩提寺，并置地七顷多。《菩提寺创经楼功德碑》记载，在岫然的带领下，“佛殿、方丈、寮房、僧舍渐次增修”，岫然可谓中兴菩提寺的功臣。

其后的几代住持、监院都为菩提寺的建设尽心尽力。《菩提寺永禁分劈寺田碑》记载：“及澄智主方丈，清谛为监院，续置三顷余；澄智后觉偏以监院辅清谛又信之，当觉偏主方丈时僧人常摄院监矣，置地一十六顷有余。”可见，岫然之后的方丈为澄智，澄智之后为清谛，清谛之后为觉偏，其后住持的情况不详。

嘉庆年间，住持悟焕等号召信众捐款捐物，对菩提寺进行过一次修缮。《重修菩提寺大雄殿碑序》介绍了这次修缮的原因：“第世远年，湮寺中之殿宇，每为风雨飘摇，俨乎有倾颓之势，为住持者安忍袖手旁观而漠然置之乎？”大殿久为风雨侵蚀，至嘉庆间已经摇摇欲坠，住持觉伦认为自己身为住持，有责任将之修缮。

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向信众的募捐：“然殿宇恢廓，需财孔多，工程浩大，独力难举，势不得不仰借乎施主，募化乎四方，凡善男信女各捐资财，勖勃其事，而完其功果焉。”

修缮的效果很不错：“自此殿宇之壮盛动人，瞻仰佛像之辉煌，悚人耳目，孰不谓其焕然一新也哉！”此次修缮主要是对大雄宝殿进行维修，并对佛像进行了装塑。

碑文由住持觉伦、监院新心立，时间是“嘉庆四年（1799年）岁次己未年菊月”。

在菩提寺天王殿东檐墙内，嵌着一块清嘉庆十八年所立的碑，碑文内容为《高王观音经》。《续高僧传》等多部文献记载了此经的缘起：

及高王经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孙敬德，于防所造观音像，及年满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所引，禁在京狱，不胜拷掠，遂妄承罪，并处极刑，明旦将决，心既切至，泪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当是过去曾枉他来，愿偿债毕了，又愿一切众生所有祸横，弟子代受。”言已，少时依稀如睡，梦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觉已，缘梦中经，了无谬误。比至平明，已满百遍。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折为三段，三换其刀，皮肉不损，怪以奏闻。承相高欢，表请免刑，仍敕传写，被之于世。今所谓高王观世音是也。德既放还，观在防时所造像项，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恸发乡邑。”（唐道宣《续高僧传》第29卷，《大正藏》第50册）

此经原名《观世音救生经》，因东魏权臣高欢奏请传写，而名之《高王观音经》。东魏时期，定州人孙敬德在从军驻防地造观音像，服役期满还乡后，仍常常礼敬观音像。后来为贼人所诬告，被有司抓到京师邺城，严刑逼供之下，被迫承认了罪行。第二天就要被处决，孙敬德非常害怕，就发誓说：“我这次被诬陷，当是前世曾诬陷过别人，现在遭到报应。但愿这次死后，偿还对方，并愿意代众生承受所有灾祸。”过了一会就恍恍惚惚睡着了，梦见一个和尚教他读诵《观世音救生经》，并告诉他，经里有佛名，念诵千遍，就能免除死厄。敬德醒来后，觉得僧人所教的经文，历历在耳，就不断背诵，到天明时就背诵了百遍，在押送刑场的路上，他仍不停地背诵，到行刑时，他刚好背诵一千遍。刽子手执刀砍下，刀却断为三段，又换了两把刀，刀都断了。大家都感到惊奇，就告诉了丞相高欢，高欢奏请皇上敕令颁行此经，因名《高王观音经》。

《高王观音经》内有诸多佛名、菩萨名，反映的正是高欢所在的北朝时期的崇佛思想，即不只崇拜某一个佛，而是崇拜所有的佛、菩萨，如过去七佛、贤劫千佛、六方六佛等。经文讲：“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伏于毒害。”诵读此经，能灭生死苦。刻碑人宛城邓克昌，或者家里遇到灾祸，或者为生死所困扰，刻寫此经的目的明白无疑地显露出来。

道光元年（1821年），菩提寺经历了一次风波。《菩提寺永禁分劈寺田碑》记载：“迩来主持僧众为之监者，海德也，复得十顷余，合先后计之香心地约四十顷。”随着田产和僧人的增加，矛盾也渐渐产生。有些僧人不服从住持的领导，分产分地，并将部分寺田卖给俗家。时任住持新心长老无奈，将之告到官府，当时的镇平县知县为佛门弟子，运用行政力量阻止了这次交易。

考虑到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新心长老请镇平县知县魏晋，写下了《菩提寺永禁分劈寺田碑记》，碑文说：“肖丛林替矣，积之历百余年，坏之只一二人，夫何敢哉！将穷治其狱，会绅士张口等呈请从前所分田契仍会新心一处，僧徒俱各归寺，寺规所训。”以前所分的田契都重新汇合到新心一处，僧徒也都回归寺庙，这说明在此之前，有些僧人是分出去另立别院的，而田产也是作了分割的，这可能是有人对新心住持的地位不服所致。

同治七年（1868年），菩提寺新建了藏经楼。《菩提寺创经楼功德碑》记载：“迄今一百余载，其规模已云备矣，然经楼未建，终觉缺如。道光甲辰（1844年）之秋，有分发南阳候补潘公，公余之暇，来谒菩提，游览之余，因为僧众日：斯地山明水秀，峰环岭抱，形势之胜询，足为山林之佳景，宛南之巨观，若筑建经楼，不惟足壮观瞻，且于清阳之文明大有裨益。”可见，修建藏经楼早在1844年就已经列入计划，但由于资金困境，无法实现。直到同治七年，省真大和尚荣升住持，才请人卜选良地，在禅院祖堂殿的遗址上建立藏经楼。工程始于同治八年，建成于同治十年。建成后的藏经楼“刻桶丹楹，金碧辉煌”。省真长老也不胜心力，于同治十一年将住持之位让于晴霞长老，“盖知其能募化善缘，勃厥成功也”。省真所建的大殿，可能只是雏形，晴霞长老游历南阳各个地方几遍，募捐了些资金，供大殿完全建成。大殿刚建成，还没有立碑，晴霞长老就于光绪初年（1875年）圆寂。这次修建藏经阁，费时颇久，从1869年到1875年，长达七年。继任者玉成和尚为了让后人记住省真与晴霞的功劳，立碑于光绪二年。

玉成长老担任住持期间，经常在灾荒之年赈济灾民，但仍需应付种种苛捐杂税。退居镇平的乡绅乔玉庭出面向当时的镇平县知县延为请示，不要向寺庙摊派各种捐税，得到了镇平县的支持，光绪四年的《告示碑》记载，延为知县所下的告示讲：“职等窃思，此寺为名胜之区，山川秀美，有关一邑胜衰，凡在镇邑绅民富户，皆宜布施培植，若无施于寺而反求寺之施，足为一邑羞。”因此，“赐文永免捐项”。

人走茶凉，二十年后这个禁令就不起作用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永免捐项杂派碑》记载，又出现了“无知棍徒，任意滋扰”的局面。“有盗伐寺之树木矣，有毁伤寺之苗禾矣，有移尸于寺地矣，有侵占于寺田矣。”“讼端叠兴，杂派丛出，入不敌出。以致田产失半，香火之资难以敷衍。”于是，由镇平举人王金相等向南阳府提出免捐的议案：“从前有邑绅乔玉庭等同僧安口师祖静林，请邑侯延公出示优免杂派捐助各项，虽准行于县，未得闻于大府绅等。谊属寺邻，不忍坐视，恭恳大人赏准，出示饬县，优免杂派，严禁外侮各情，及寺中有不守清规者，准方丈送官究治。”

知府周钺欣然同意：“据此，查菩提寺为一方名刹，风化文教系焉，凡在官绅，亟应一体维持，以免颓废……邑绅商士庶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务当公体大义，不得再向该寺生事讹索。至该僧等亦应恪守清规，供奉神灵，以免藉口。倘有无知之辈仍不悛改，准其寺僧指名呈控，以凭从重究处，决不宽贷，各宜禀遵勿违。”可知菩提寺中有顽僧不守清规，与俗民产生矛盾也是寺产被强占的原因之一。

周钺出示了禁令以后，还写了一篇小文，讲述这样做的理由：“寺为神灵栖身之所，产为佛圣香火之地，以律而论，本不宜与民同视，况仁浆义粟，僧俗共餐，是又大公无私。体西佛慈悲之念而出者也，乌可欺其懦而侮之。嗣后县司绅民一体保护，使慈航永渡风尘之苦，名景常留，山川之色岂不幸甚。业已出示严禁，复作文以载诸贞珉，庶永垂不朽。”周钺认为菩提寺为南阳著名景观，官绅庶民都有责任维持其存在。周钺为何对菩提寺如此友好？除了其本人可能对佛教有所敬畏，还另有原因。当时天主教河南教区总部就驻在南阳市区西北郊的靳岗，天主教徒人数众多，建有大规模的武装村寨，主教安西满骄横跋扈，僭越官府礼制，滥用督抚威仪，教案频发，频频引起外交纠纷。与此同时，南方的革命党频频发难，地方大员人心惶惶。在这个背景下，周钺越发觉得传统的佛教是多么的可爱与顺从，欣然提笔维护菩提寺的心理也可得一窥。

民国及当代的菩提寺

民国时期菩提寺有一位非常能干的方丈安玺。《印参和尚德寿碑》记载了他的事迹。安玺，字印参，俗姓陈，是镇平西关陈耀宗的第五子，八岁出家于菩提寺，二十八歲被静居和尚擢升为监院，四十岁成为方丈。民国肇兴，当局掀起一股“庙产兴学”运动，菩提寺面临危机，于是他带着徒弟然壁，与禅友智圆一起到开封，筹办佛教协会，维护寺产，成功地保护了菩提寺。

在印参长老的经营下，菩提寺有了很大发展。民国9年（1920年），南阳发生饥荒，印参长老施舍粥饭，救人很多，被誉为“活佛”。1922年，太虚法师在武昌办佛学院，印参长老命弟子然华到武昌佛学院，依太虚法师学习。命徒侄孙道申到洪山宝通寺，依阿阁黎研究密宗。民国14年（1925年），命然华与道申到开封办全省佛教联合会、河南佛学社，并在寺内办小学，回报乡民。据民国16年（1927年）的材料，菩提寺有房舍183间，地产3500亩，僧众81人。

1928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再次提出了“废寺兴学”的主张，并策动学生拆除佛像，没收寺产。为了保护寺产，印参大师派弟子释玉普联络淅川香严寺方丈润斋、玄妙观道长李翰三等去南京请愿，成功地保住了菩提寺。

印参大师和彭禹廷关系很好。彭禹廷在南阳搞自治近三年，剿匪成效卓著。彭生前曾向印参法师表示愿意归隐在菩提寺旁，彭禹廷后被刺杀，最终葬在菩提寺东南侧的虎山沟。

1928年，国民党掀起了搜捕共产党员的白色恐怖，正在京津地区进行秘密工作的彭雪枫被迫还乡镇平，其间曾到访菩提寺，会见了安玺大师，参访了藏经楼等处。

1930年河南大旱，豫西和豫南灾情尤为严重，梁建章奉命到南阳检查工作，在往洛阳去的路上因匪患而滞留在南阳二十多天，其间访泉水而住宿菩提寺一夜。夜里听到泉水叮咚，“静极偶闻泉奏响……是夜梦见西子湖”，醒来后感叹“惜无湖波灌粳稻，三百万人来同醣”。（《登镇平杏花山宿菩提寺有序碑》）

民国24年（1935年），印度友人向国民政府献《贝叶经》一部，政府交南京毗卢寺保存，释玉普刚好在南京，经过多方交涉，将《贝叶经》的十分之一带回菩提寺，成为镇寺之宝。“文革”期间，转交镇平文管所，从而保护了下来。

1935年，印参长老圆寂，释兰芬接任住持。1939年，国民政府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喜爱菩提寺清净，在寺后建官邸居住，并借用五间房制造兵器。日军于1945年3月占领镇平，杀害菩提寺僧人道悟，抢走住持兰芬的马匹。

抗战胜利后，菩提寺在寺内创办菩提佛学苑，初级班开设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五科，招收学生除僧人外，也有不少村民子弟。高级班都是和尚，开设佛学、佛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八科。校歌云：“五垛之阳，杏山之阴，为吾菩苑，屹立长存，济济多士，发菩提心……”学校办了三年，1947年镇平解放，学校停办。

新中国成立后，释玉普担任住持，1954年，玉普担任河南省政协委员，1960年圆寂，享年77岁。随后菩提寺由曹洞宗第五十三世释明道接掌。“文革”中寺庙停办，僧人接受改造，1979年才由僧人清浩再次入住。现在的住持为释仁立法师，俗名张仁立，河南南召人，2007年住持菩提寺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