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五十岁， 看到的就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发自香港

马家辉的父亲给他起的名字里有个“家”，预示着他要做个负责人的人，养一个大家庭。

但他是个既负责，又放肆的人。他一辈子做事没有计划，很随意。从来没有找过工作，都是工作找他。

2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考上了香港的大学，却因为迷上李敖，去台湾一边读书，一边做李敖研究。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出版了《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自认为迄今仍是李敖研究最好的书。连李敖自己也对他说：“家辉，以前胡适说我比胡适更了解胡适。我今天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

三十岁，马家辉已经拿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没有耐心做学问，回到香港到明报做了副社长，转了一大圈，后来才到大学教书。

马家辉给报纸写专栏，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当嘉宾，似乎什么武艺都能拿起来。但到快50岁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得坐下来，写他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这是他一辈子似乎唯一有计划想做的事。因为再不写，就来不及了。“写长篇小说，对于一个爱文学、爱写作的人，是一个永恒的挑战。”马家辉说：“可能我比较悲观，觉得一过五十岁，看到的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五十岁以前，眼睛看着前面，还觉得我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一过了五十，眼睛是往后看的，好像觉得前面的时间不多了。”

他的长篇不是一部，而是“香港三部曲”。第一部写日占时期的香港；第二部写1950、1960年代右派、左派暴动的香港；第三部写1970、1980年代的香港，一直写到香港回归。

第一部叫《龙头凤尾》，写的是一个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黑社会老大陆南才和英国警察张迪臣之间的暧昧故事。出版后，接连拿了包括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香港红楼梦奖以及南方周末年度好书等18个奖。

写的时候，马家辉的妻子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写得太“黄”，他说他不管，由着性子写。令他意外的是，台湾新经典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繁体字和简体字版，都没做一个字的删节。目前他正在写的香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书还没写完，导演杜琪峰已经买下了这一部的电影改编权。

“我们今天所有觉得应该是香港的东西，大都是七八十年代建立的。”马家辉说。完成第三部之后，他才回过头写第二部。这又是他计划中随意的部分，拿他的话说，是“命运”。

2017年4月，南方周末记者在香港专访了马家辉。

写同性恋有什么意思？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把故事的时间，放在日占香港时期？

马家辉：可能跟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有关系。我在学术上面对一个研究主题感兴趣，就是汉奸，比如汪精卫、南京政府，以及香港的汉奸、中国内地抗战时期的汉奸，等等。为此，我看过好多材料，觉得里面的故事，还有他们的心态，很好玩。所以，当我写小说的时候，难免就会把时间放回战争年代。

当然，说远一点深一点，可能也跟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有关系。因为香港一直是一个很暧昧的地方。你看香港所有的电影，都有这种暧昧的性格，每个人都好像很严肃，又很幽默。所以香港最流行的主题是《无间道》。中国台湾、大陆，甚至美国好莱坞，拍《无间道》这种电影，说都拍不出那种味道。因为那种暧昧，是黑白不分的。根本不需要去分成黑白，这种观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就抓住了这种感觉，一方面我有研究，看了很多材料。另外一方面，暧昧这种性格让我不自觉地把时间的坐标设定在战争年代。

本来我是想写1967年一个叫金盆洗撚的宴会，一个江湖老大要洗撚，说不再碰其他女人了，只对我老婆好，似乎很好玩。可是我写的时候，就觉得只写这个，好像很单薄、很肤浅。如果让金盆洗撚的宴会，变得很丰富、很饱满，就一定要把里面人物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背景写清楚，一写清楚，难免会把时间从1967年往前推到1930年代。结果，我们一不小心，一发不可收，变成写了一个金盆洗撚的前传，写了陆南才从内地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时空坐标就放在了1930年代。

陆南才是在战争之后来到香港，混黑社会，他本不想混黑社会。可是因为种种的命运不得不混黑社会。所以还是探讨命运的问题。

南方周末：为什么又要写香港的黑社会？

马家辉：写黑社会及黑社会与香港的关系，有两项关键考虑。一来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接触了许多黑社会人物，他们的故事和传说，让我深深入迷。二来，更重要的是，小说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背叛、忠诚、伤害，为了逼迫出人的抉择，必须把人物安置在比较特殊的位置，例如战争的生死状态，例如边缘人的社会处境，例如男女同志的压抑。黑社会人物正是其中一类边缘，如同妓女、汉奸、草根等。

南方周末：第三部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马家辉：我第三部的开头是这样的：你读过《龙头凤尾》吗，就算没读过，也应该听过。这个书出来之后，我大概拿了18个奖。也赚了生平最大的一笔版税，我换了一台红色法拉利（我现在开的是保时捷）。

可是有个技术问题要解决，就是要说服我老婆。我跟我老婆说，我要换一台法拉利，我老婆就说：你以前买保时捷的时候，不是说保时捷是你的梦想车吗？我说，是啊，可是做人要往上爬，梦想也要往上爬。周星驰说，人若没有梦想，跟咸鱼没有差别。我老婆没办法，好，给你换。

可是后来我还是没有换，原因是钞票，可是严格来说是我父亲。我以为那书我父亲不看，结果他看了三遍。他找我吃饭，好像很生气，我问他原因，他说错字很多。我父亲以前当编辑，受不了错字。他骂我，说我的情节写得不够彻底。他说你写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乱伦，网络上一大堆，有什么好玩？

他就说他有一个好故事。我让我老爸告诉我，结果我老爸说，告诉你可以，可是你要给我分钱。他说，你把我家族的事情写了，分我一点版税也对。另外，我答应过你妈，要买一个东西给她，我已经答应她50年了，我现在要做，不做来不及。

我问他，买豪宅还是买钻戒？我爸说，不是，我要买一块墓地给她。我问干嘛要买墓地？他说，第一你妈怕疼，她不想死掉被火化；第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看过命，命书里面说她死无葬身之地，我不希望这样。所以要买一个墓地。我觉得温暖、很感人。

之后，我父亲就给我讲了陆北风的故事，就是陆南才的弟弟。我会写陆北风跟他的儿子混黑社会，以及1970年代整个香港黑社会发展的历史。

这一部我写1970、1980年代的香港，一直写到中英联合声明，说香港要回归。这个时代发生了廉政公署反贪，1975到1977年之后整个的天翻地覆。我们今天的香港其实是1970年代建立起来的。反贪，香港的法制，我们今天所说的还包括福利、房屋、教育、医疗等等，工人的最基本一些照顾，都是七十年代建立的。

我的命运和父亲差不多

南方周末：我想知道你小时候所受到的家庭教育。

马家辉：非常香港，就是吃喝玩乐。我从小只有一个梦想，赶快做事情来发大财。家人打麻将赌博，嫖赌饮吹都有。我在很多演讲中都提到，我的几个舅舅经常在我家里住，他们要么吸毒，要么杀人，要么就赌钱，到今天还是一样。

正经人家的旅行是约去郊游，我的家庭旅行通常都去澳门赌钱。我爸、妈、妹妹、姐姐约去澳门赌钱。

我父亲在报社工作，他当记者、当编辑，后来当了总编辑。可是，他不是文人办报，他对文字没有热情，他就是工作养家，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

我家里就我、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加上爸妈，一共五个人。可是，他把我的外公外婆，还有我妈妈的几个不成才的弟弟也接过来住。结果，一家五口变成一家八口，有时候九口，负担多重。房子好小，还是租的，40平米住了八个人。高低床，还要两三个人一起睡，可能还要睡客厅的，很惨的。

所以我的家庭教养，除了吃喝玩乐、嫖赌饮吹，还有一部分就是非常负责任。你看我的名字，“马家辉”中的“家”，就知道我父亲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所以我有时候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对待事情很尽责任。

南方周末：你父亲的职业有没有影响你？

马家辉：他毕竟是在报社上班，小时候我们在家还看到好多笔和稿纸，那个年代我父亲要写专栏赚外快，他写马经，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都写。我们从小就感觉写作是好东西，拿笔是好的东西，纸是很温暖的东西。可能这对我以后选择方向是有影响的。

我父亲还有一个好玩的故事，这个会写进我小说的第二部。他小时候看相，那个看相的人说，你只能活到63岁。他60岁退休了，领了一笔退休金，他就想着，剩下三年我要做什么？把钱花掉。结果到63岁还非常健康，于是，他就去找那个相士问，结果发现那个相士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大概十多年前，那时候相士63岁。

是我父亲记错了，原来活不过63岁的是相士自己，不是说我父亲。可是我父亲搞错了，结果就在那三年时间把钱都花掉了，现在没有钱，都是我在养他。所以，我现在的命运跟我父亲差不多，就是我要养老婆、小孩，还有我的爸妈，全部是我一个人的肩膀承担。

南方周末：你小说中写的湾仔的故事，那是你小时住的地方吗？

马家辉：是的。那个年代湾仔很重要，好多香港的文人、写作人，都住过湾仔。坦白讲，因为当时香港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发展起来，湾仔算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我在那边长大，一直住到20岁去台湾。小时候我家对面就是运动场，就是修顿球场。我每天去那边打球、踢足球，看着三教九流的人，吸毒的吸毒，妓女的妓女，非常草根的地方。

在书房最放肆最快乐

南方周末：你20岁的时候，是怎么跟李敖联系上的？

马家辉：通过出版社，他那时候刚好在台湾的远流出版社出书，我写信给远流出版社，他们就把李敖的联络方法给我，我就去找他了。他请我吃饭、聊天。

当时我很年轻，做事认真，看了很多有关他的材料，还在他的文字中找出矛盾的地方。有时候他说什么什么，我说不对，明明你以前写过另外一个。所以，李敖才跟我说：家辉，以前胡适说我比胡适更了解胡适。我今天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李敖的嘴巴毒的时候很毒，甜的时候又很甜。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20岁访问李敖，他那时候写了很多文章骂国民党。当时，刚好在台湾发生了一个案件叫陈文成案，陈文成是个教授，好像在美国教学，是比较偏台独的，反国民党。他后来回到台湾教书，被发现在台大校园死了，大家都觉得是国民党特务把他弄死的。我记得，那时候跟李敖吃饭，就问他担不担心。毕竟他批判国民党，又曾经坐过牢，担心他再被抓进去。李敖说，做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求仁得仁，第一只要我不靠他吃饭；第二我不怕被他陈文成（动词），我也不怕被他关，关就关吧。我就很自由，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时候我20岁，这一段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

南方周末：当时你还正在台大上学。

马家辉：对。我一年级考上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很舒服的地方。后来一年级暑假，我就转学考到了台湾大学的心理系。心理系是理工科，所以要我修化学、物理、生物学，还有微积分，我毕业拿的是理学院的毕业证书。我从小爱看色情杂志，对生物了解很多，所以生物学考得不错。而其他化学、物理、微积分，都是作弊才过的，几乎被退学。

说来也奇怪，那时我刚好出版了李敖研究的书，教我化学的教授刘广定是一个很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虽然是理工科老师，可是他很爱搞历史。于是，我就把这本书送给这位老师，他一看，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居然写了这样的书。他就找我去聊天，谈李敖、谈台湾政治等等。于是，我就获得了重考的机会。我的老师爱才，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不过，就要退学了，而我若是被这么好的大学踢出去，会很惨的。他给了我重考的机会，随便给我一个题目，我就乱写一堆，但也给我过了。其实，老师想给你过就可以过的。

所以生命蛮好玩的，幸好我出了本书，也幸好我碰到了一个喜欢历史的老师。但我当时不觉得，好像天经地义。

南方周末：你是从台湾直接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后来又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马家辉：我芝加哥大学毕业之后，回台湾九个月，那时候两岸刚刚开放，我就在电视台，带队去广州拍风土人情。台湾的电视台还说叫我演电视剧，我不做，我要去读书。后来，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收我读博士班。可是我读书，不是为了做学术研究。

我知道我没有那个耐性，也没有那个能力做第一流的像余英时、夏志清一样的历史学家。既然我做不了第一流的，那我就不做了。

我喜欢随心所欲，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小文章。所以，后来就在报社工作，再后来就到大学教书了。大学的环境还是比较自由、比较有弹性的。所以我说性格决定命运。做人很公道，你要获得什么，你就要付出什么。

我现在是助理教授，香港的教授分三等：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假如我从一开始就想当教授的话，我觉得一点难度都没有。第一，只要你不冒犯、得罪别人；第二，你乖乖地跟着一个前辈做论文，发论文，升等很容易的。可我没兴趣，我不愿意付出那些时间和委屈。

我这个人有个不太好的性格，我非常放肆。所以我没有教授的职称，没关系，因和果，我要承受。

南方周末：放肆到什么程度？

马家辉：拿到博士学位后，当时我刚回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一个很重要的教授，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动邀请我做论文的评论人，还主持其中的一场研讨会。意思是你搞好关系，可以邀请你来中文大学教书。结果一看他的论文，我真的觉得就是中学生、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水平。

他以为我会给他捧场，结果我在评论上面出言不逊。我讲完之后，那个教授的脸都是黑的，所以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我当时觉得挺爽的，爽完，你当过英雄，就变狗熊了。所以，最后我还是躲在书房写书，最快乐，最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