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精英扎堆的法律班

刘朝晖

1977年恢复高考，不但使27万多学子彻底改变了命运，更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了社会新风尚，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认识到了知识和文化才是文明社会的最重要价值。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当年就参加了这次高考，并被录取为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他们这个班级，因为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政界和法律界的知名人物而被媒体视为“明星班级”——最出名的就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0年前，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决定重新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的秋天，数百万遍布在城乡各个角落的知识青年，或从报纸或从收音机里面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奔走相告。那一年，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最后录取比例不到5%。众多年轻人的人生道路和中国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转折与改变。

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教授，当年就参加了这次高考，并被录取为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他们这个班级，因为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政界和法律界的知名人物而被媒体视为“明星班级”——最出名的就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总理也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40号楼三楼的办公室，谈起这次高考和这些同学，何勤华教授依然记忆犹新。

放弃“前程”去高考

1977年的夏天，当时在上海市川沙县（现为浦东新区）下属虹桥人民公社的何勤华，听说当年仍然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然而到10月中旬，上面突然下发通知，说今年的招生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要恢复“文革”之前的高考制度，并且马上就要进行，这让何勤华心潮澎湃。22岁的他之前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这次不想与大学也失之交臂。当时已经是公社团委书记的何勤华，依然放弃了跟随领导去县里的“光明前程”，选择了报名参加高考。

让何勤华很感动的是，接到上级通知后，乡里几所中学的很多老师不计报酬，开始利用周末和晚上业余时间帮助愿意报名参加高考的年轻人补习语、 政、史、数、理、化基础知识。身为公社团委书记的何勤华尽管有许多会议和政治学习任务，还要参加农业劳动，但还是尽一切可能去参加补习，这让他在后来的考试中受益匪浅。至今，何勤华仍然非常感谢那些为他们补课的无私的老师。

补习的时间还是很仓促的，报名以后，12月就开始考试了。何勤华至今依然珍藏着当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1日、12日两天的高考，共有数学、政治、理化或史地，以及语文四科。当时考场设在县里，何勤华要赶上十几里路去考试，但是第一门数学就给了他一闷棍，“大部分题目都做不出来，只能坐到考试结束。后来才知道，数学只考了28分”。但是，当天下午的政治考试及时稳定了何勤华的心态，“都是平时政治学习中接触的，所以考得还不错，我自己都看过三遍《资本论》呢。第二天的历史、地理都反复背过，所以也考得很好。”

语文更是何勤华的强项了，担任团委书记，负责在青年中进行宣传工作，以及平时对于文艺作品的爱好，造就了何勤华坚实的文字功底。“我还经常向《文汇报》投稿，几年中大概有300多篇吧，但都没有采用。”何勤华回忆，“语文考试除了不太难的10分四道改错题，后面90分是可以选择的两道政论文题：《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一二事》和《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何勤华当时豪不犹豫地选了第二题。“我对此感触太深了。我第一天上午数学题大部分做不出，不就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不让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吗？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知识能行吗？”年轻的何勤华越写越激动，越写越亢奋，把在农村7年积压的对“四人帮”的不满全部发泄在了语文试卷上。

虽然数学考试不理想，但是其他几门课的高分，把何勤华的总分给拉上去了，最终让他成为了最先录取的幸运儿。1978年初的某一天，正在冬季农田水利工地上劳动的何勤华听到广播喇叭中传来录取名单，第一天并没有他，但是第二天，他等到了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当年全公社报名参加高考的大概有七八百人，但最后被录取的不到50人。”何勤华说。

精英扎堆的法律班

踏上进京的列车，何勤华奔向了自己人生的新坐标。“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的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当年北大来上海招生最初没有法律专业，后来追加了两名法律专业的名额，我就转过来了。”到北大报到后，何勤华才知道，他们这个班里，很多同学如武树臣、陈兴良、李克强、张恒山等，第一志愿也都没填写法律。“由于‘文革彻底否定、摧毁了法治，所以年轻人包括整个社会都不知法律为何物。1977 年虽然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三个大学招收法律本科生，但总人数只有193个人，其中北大法律系这届有83个人。我记得北大法律系当时在学校各个系中，属于最弱小的，和今日法学院的巨大规模是无法相比的。”何勤华感慨道。

与其他大学、其他专业和其他班级相比，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一届的83个同学的来源可谓五花八门，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也有机关干部、中小学老师，公安干警等。何勤华回忆：“有未婚，也有已婚和育有小孩的，有的同学来报到时，已经生育有三个儿子。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历届生，在社会上工作了多年。我们班级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的，最小的1960年出生。”

这班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學，给何勤华留下的校园回忆，就是学习非常自觉和刻苦，同时相互之间形成了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的浓厚氛围，“大家都想把在‘文革中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十年前，何勤华在接受南方一家媒体采访时，就讲述了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给其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同学们也挺喜欢体育文娱活动，我记得李克强是对围棋挺有兴趣的”，何勤华对《新民周刊》记者回忆道。

何勤华和这些同学，后来都在各自的公、检、法、司、教育以及政府部门和企业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曾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在“文革”后法治建设的奠基力量。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級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叫“未名的77”的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当时的照片。2008年的同学聚会，李克强专门发来了贺信。

“我们既感谢恢复高考，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教育培养， 同时也感觉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我们做了时代赋予我们所应当和能够做的事业。”何勤华说。眼下，他正在全力投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卷本《法律文明史》的写作和统稿，目前，这部由何勤华教授主编，全国二十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二百余位中青年学者共同参与的巨作，已经完成了14卷，出版了5卷。

高考是报国现实途径

40年来，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走进了另一种人生。而在这40年间，高考在技术改进和制度革新方面的改革的步伐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高考也不再是学生上升成才的唯一通道。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选择都更为从容。然而身为国家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何勤华对高考对于年轻人的成才和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感慨良多。

何勤华认为，恢复高考，为那些有上进心、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报效国家的现实路径，使众多年轻人有了一条通过学习进入国家各行各业建设的通道。各级政府以及各行各业，有了一条获得社会精英和建设人才的途径。高考或许有缺陷，可能会使得一些偏才的年轻人被埋没，但是从整体上，高考是平等公开的，是目前选拔人才的最好制度。高考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它让即使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小孩都有上大学的机会，并且鼓励了年轻人，让他们懂得，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基本道理。

何勤华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但使27万多学子彻底改变了命运，更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了社会新风尚，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认识到了知识和文化才是文明社会的最重要价值。

面对如今的年轻学子，何勤华吐露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不论身处何种时代，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的追求，放松自己的努力，而是要把自己的每分钟时间，用于读书学习上。因为他坚信，知识可以改变个人命运，文化可以提升一个国家。1971年初中毕业的何勤华，其实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基础，但1977年恢复高考时能一下子考上了北大，就是因为在农村劳动的这7年时间里，始终没有忘记初中老师的教导，坚持读书，坚持自学。只有平时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打好基础，机遇到来时才能抓住，不会留下人生的遗憾。

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结束十年“文革”，不恢复高考制度，何勤华自己再怎么每晚读书自学，也进不了大学，更不可能达到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高度。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年轻学子，必须要密切关注、热情参与国家的发展进程，国家的发展也只有通过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才能更加稳定，这是何勤华教授这个“过来人”的另一层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