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需多种融资

王霁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涉及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较大。因此，推动融资方式多元化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不可少。

承包项目的增长、中欧班列的开通、“丝路”文化活动的繁荣……从提出伊始到现在，“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著。为了让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更为顺畅，让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得更为顺利，资金支持必不可少。

那么，“一带一路”建设资金主要从哪里来？在这个融资方式“新奇特”的时代，“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融资方式又有哪些亮点？

继续发挥外汇储备作用

“从国家的层面看，我认为继续把我国比较充裕的外汇储备合理地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投入到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是非常恰当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已经在“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投资”中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并已在“一带一路”海外项目投资中做出了尝试，因此有能力进一步在此方面继续拓展。这也符合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

2014年年底，丝路基金成立。在100亿美元的首期资本金中，外汇储备通过投资平台出资65亿美元。这既有利于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又可以为国内相关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4月，我国外汇储备30295.3亿美元，预期30200亿美元，前值30091亿美元，较上月上升204.42亿美元，为2014年6月以来首次连续第三个月上升。这表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充足。

“此外，将适量的外汇储备用于‘一带一路相关的海外投资项目，对维护我国自身的金融安全以及外汇资产安全也是必要的。”余永定解释称，特朗普当选总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较多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突变，这些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能否增值甚至是保值都很难料。因此，在保持谨慎的前提下，我国应该尽可能快地合理利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优化资源配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对此表示认同。他强调，结合我国国情，外汇储备确实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给予“一带一路”资金支持的一种重要模式。但由于“一带一路”目标宏大，外汇储备又具备一定的债务性，为了让资金供给更为稳健，最大限度地整合相关资源，我国还应拓展多渠道的融资途径，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新。

跨国银行间合作必不可少

那么，如何做到多渠道融资呢？

余永定认为，我国积极倡导的银行间合作就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自正式成立以来，就一直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效融资而努力。但亚投行仍属‘新生代，相较于‘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庞大的构想，它目前的资金肯定是不够的。这就既需要我国国内银行之间继续开展合作，又需要促进国内大型银行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银行开展合作、互动，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余永定说。

中国银行3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银行加快建设“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积极为国内“走出去”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并购、投资提供信贷支持。截至目前，中国银行累计新投放授信近600亿美元；其海外机构已覆盖51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也对未来“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提出了思考。早在2017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该行副行长张红力就呼吁推动政府间、商业银行与政府间以及商业银行间的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稳定的汇率预期，加强沿线各国监管当局的政策交流和信息公开，开展沿线银行间的经验分享和咨询服务，便利沿线银行合规开展跨境业务。

多元化灵活融资是亮点

除了上述方式，白明指出，多元化靈活融资方式也必不可少，“因为这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拉到资金，还能提升沿线国家企业的参与意识和共建意识。”

“企业的股权投资、债务融资以及PPP（公共私营合作制）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中国海油、丝路基金等都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白明进一步解释称。

丝路基金提供的公开资料显示，今年1月，丝路基金完成对俄罗斯PJSC西布尔控股公司10%股权的收购交易。此交易的框架协议签署于2016年11月，是当年中国对俄罗斯最大的一笔投资，对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对接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战略、深化中俄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北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亚马尔半岛上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YamalLNG）项目，则是企业股权投资的典型。该项目得到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对亚马尔半岛液化天然气项目价值36亿欧元的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其提供为期15年、信用总额度为120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总承包商为法国德希尼布、日本日晖和千代田，分包商和供应商则包括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宝钢、韩国大宇造船等。

最后，白明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支持有实力的大型国企凭借担保等增信工具在海外发行债券、募集低成本资金，以用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别市场的发展；继续支持养老基金、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别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那些处于“一带一路”关键性节点的项目投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