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素文
追忆徐朔方先生
文|赵素文

对于徐朔方先生,我一直是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自知学虚识浅,故忝列门墙之下,却兢兢不敢示人,唯恐贻笑大方。哪怕在抬笔此刻,我也不认为自己能有资格为先生的学术和为人阐析些什么。
最近缠绵于病榻之际,想起先生生前的一句玩笑话:“你先要活得足够长寿,然后自然就能成学术大家。”我不禁黯然酸鼻。遂觉得,如果此次再不将自己印象中先生的言行身教记述下来,也许,那个真率、严谨、锐利而温暖的先生,就真的要渐渐消失在我的记忆深处了。
1998年夏,我从杭州大学本科毕业,被保送本校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年学校被浙大合并,我遂成了拿到杭大毕业证书的最后一届学生之一。9月入学,便成了浙大在读研究生,师从先生的大弟子廖可斌教授。
我出身农门,托父亲好藏书之福,少时有暇读几本文学闲书,然而终不成系统,更无专精。中学之后更只为高考驱驰,原谈不上有多少文化底蕴积累。本科专业为文史哲综合实验班,期间兴趣游移,由近现代史而西方哲学而中国文学,仗着有点小聪明,似乎哪样都感兴趣一点,实则都是蜻蜓点水。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华而不实的缺陷就暴露无疑,自己心里十分惶恐。
初升研一,廖师还在香港访学。我便跟随先生当年新录取的两位博士生:徐永明、魏青,以及廖师的博士生王于飞、同级楼含松老师的硕士生项裕荣(他后来考入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五人一起,上先生的《史汉研究》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