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红于二月花
——我和老伴的故事

◎文/杜为

霜叶红于二月花
——我和老伴的故事

◎文/杜为

老伴张永泉在《金秋》杂志上看到“金婚榜”征文，对我说：“老头子，你也写篇文章，争取上金婚榜”。

我看看征文内容说：“行，我今年91岁，你今年85岁，咱俩已有65年的婚龄，含金量够高的了。但是咱自己写自己，不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老伴说：“怕啥，咱的瓜甜着呢。”我说：“好，咱就来个自卖自夸吧。”

千里姻缘一线牵

我和老伴的结合还真有点戏剧色彩呢。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951年8月西北总工会在西安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中共西北局十分重视，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局党委书记彭德怀亲临大会讲话，还和几百名代表会餐。会员代表张永泉特向彭总敬酒。

我当时是西北总工会机关报《西北工人报》记者，参加大会采访。张永泉向彭总敬酒后，我立刻走到彭总身边，恭敬地说：“请问彭总，有什么感想要告诉记者吗?”彭总和蔼地说：“今天我特别高兴，干革命二三十年了，从未像今天这样和这么多工人兄弟姐妹在一起……请代我向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西北工人同志问好！

大会闭幕后的当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稿子，张永泉突然出现，她是来找和我一起采访的女记者吴彩霞的。小吴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干姐妹张永泉。过去我俩都是申新纱厂的女工，她现在是宝鸡市总工会女工部长。”这时我仔细端详张永泉：身材窈窕，一对大眼睛，一双大辫子，真漂亮！

张永泉走后，我对小吴说：“你这个干姐妹真漂亮啊！”小吴说：“怎么?看上啦?”我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吴说：“我给你当个红娘吧！”

下来，小吴很快穿针引线给我俩拉上关系。谈情说爱后，彼此都很爱慕。这时我心情非常愉快，经常哼唱流行的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

春风得意马蹄疾

经过一年的热恋，1953年春节前我俩结婚了。当时我已从《西北工人报》调到《群众日报》（即现在的陕西日报）工作，报社为我们4对青年夫妇举行了集体婚礼，还举办了盛大的舞会。

婚后虽然两地分居，我在西安她在宝鸡，但大多周末，都能鹊桥相会。她爱唱歌，我会拉琴，人们经常能听到我拉她唱的电影插曲《马路天使》。

永泉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正是春节，我不能照顾她，忙于采访工农联欢活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仍不能照顾她，正在秦岭深山采访十万大军修建宝成铁路。过后我见到爱人十分内疚，但她总是鼓励我说：“亲爱的，我理解你，支持你，革命工作第一。”

这时候我工作十分努力，成果累累，三年出版了三本通讯集，一本《陕西工业在跃进》，一本《苏联专家在陕西》，一本是合写的《战斗在宝成铁路线上》。我写的一篇文章《新秦公司公私合营前后》，受到西北局领导汪锋同志表扬。陕西省省长赵寿山也看上我的文笔，他率团慰问修建宝成铁路职工的讲话稿，还是让我写的。那时候我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人生路途多坎坷

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1957年“反右”斗争降临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全国共抓出60多万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我这个知识分子也在劫难逃。

我被《陕西日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错误是散布反党言论，包庇叛党哥哥。不错，我是有一个哥哥原来参加过共产党，以后脱党，但不是叛党。我参加革命以后，曾向组织做过交代。我长期接受考验，不能批准入党，是有不满情绪流露，难道这就叫反党?

我被送到铜川崔家沟煤矿劳教所劳教。非常想家、想念爱人、想念孩子。那时，我妻子的月工资五十八块五，要养活老小八口人，顾上吃饭、顾不上穿衣；顾了上半月、顾不了下半月。为了生活，她把家中值线的一些衣物，都拿到农村换点粮食。平时她还带着孩子到火车货运站扫煤灰、捡煤渣。春天到野地里挖野菜，夏收带着孩子到郊区拾麦子。农民秋收过后她又带着孩子去捡包谷、挖红薯，我爱人就这样熬过苦难的日子。

1962年秋天，经过两年劳教，我终于回到了宝鸡。因已被开除公职，没有饭碗，居民小组介绍我到区劳动服务队当了个临时工，干一天活，拿一天钱。这里是有活就干，没活就散。收入很可怜。后来又到区办集体企业斗鸡机修厂当锻工，成天抡十六磅铁锤打铁，晚上回家总是腰酸背痛。爱人问我：“打铁累吗?”我强打精神说：“不太累，累点也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爱人说：“别想什么天降大任了，有碗饭吃我们就知足了。”

后来，听说在西北总工会工作的老领导张方海调到宝鸡市委任书记。他的秘书王景文还是我过去的老同事。一天，我去市委拜访王景文，碰巧见到张方海书记，和张书记聊天时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不久，经张书记批示，把我安排到斗鸡石渣厂作企业干部。这个厂100多工人，大多是没文化的妇女。我来后厂长十分重视，什么工作都靠我干，让我既管生产又管销售，既当文秘又当会计，成了厂里顶梁柱。诗人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在这里我还真有点这种感觉。

“文化大革命”灾难临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到处掀起大夺权、大揪斗浪潮。宝鸡市委书记张方海也被揪出来批斗。宝鸡街头出现大字报，揭发张方海罪状之一是“包庇重用大右派杜为。”于是我很快被揪斗，并下放千河工地接受监督劳动。这里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收入翻番，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那时候真是祸不单行啊，我爱人也被揪出来批斗，缘由是造反派在敌伪档案中发现一个叫张水泉的男厂警，是国民党党员。于是就认定：张水泉就是我爱人张永泉。永泉被关进“牛棚”40天，上午，接受批斗或陪斗；下午，和几十个黑帮分子一起劳动。我这个同病相连的“黑帮”丈夫，只能抽时间到她劳动的工地远远看上一眼。

迎来第二个春天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1979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终于划上了句号。

快过年时，我正在工厂劳动，二十年未曾见面的陕西日报的郭俊华同志突然来找我，他一开口便说：“杜为同志，你在反右斗争中的处分得到平反，陕西日报社政策落实办让我通知你，恢复公职，恢复级别。”“报社还征求你的意见，是回报社继续工作，还是调到宝鸡工作？”我考虑片刻说：“调到宝鸡吧！我现在不愿意离开老婆孩子。”

1980年阳春三月，秦岭山上的冰雪开始融化，渭河两岸的杨柳开始吐绿，我收到陕报社正式书面通知和调动公函：我被调至宝鸡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为此，我写了一首抒怀诗：我乃一木船，航行遇阻险。搁浅二十载，盛世再扬帆。

复职后，我日夜埋头工作。我给电台专题节目写了不少配乐通讯，受到听众的好评。宝鸡市政府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把我抽调去参加编写六集大型纪录片《宝鸡在前进》。我的母校西北农学院举行四十周年校庆，还请我写了大型纪录片《教稼新曲》。电台举办通讯员训练班，我是主讲人之一。企业单位的专业通讯干事送到电台培训，也由我带他们学习。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来电台实习，也让我当他们的辅导老师。复职后的八年，我在电台得到应有的尊重，被评为高级记者职称。

老有所为献余热

我离休后，老伴也从陕棉十二厂司法办公室岗位上退休了。按说我们老两口应该颐养天年，享受清福了，但是我俩都不甘寂寞，还想发挥余热，为国家再做点贡献。我们选了一项冷门：利用秦岭盛产的栓树皮加工成软木粒，供沿海地区盖冷库作为隔热材料。原料不成问题，销售也有渠道，加工技术并不复杂，设备只要一台粉碎机就行了，于是我们拿出仅有的存款八千元，买了一台小粉碎机，在渭河滩租了一块空地，雇了两个工人，就办起了一个名叫“霞光软木加工厂”的微型企业。我当厂长，老伴当副厂长。我主管营销，老伴主管生产。她经常背个包，到秦岭深山老林采购原料，我经常背个包到沿海地区联系客户。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企业已拥有资产近百万元。后来我们把企业交给了退休的大女儿杜小萍经营，我们老两口只当顾问。现在，企业每年创汇1300万美元，年上缴税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为国家提供了300多名职工的就业岗位。

2015年12月12日，我九十岁生日时，孩子们为了表达孝心，为我操办了盛大的九十寿庆活动，前来贺寿的亲朋好友三百多人。有来自国内北京、新疆、安徽、西安的，也有来自美国、法国、台湾、香港的。很多亲朋送来了祝寿的诗歌、文章及书法绘画。我的老同事、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也送来了他的书法大作，写的是：“春语月长松，秋寄鹤岁龄”。宝鸡市老年大学夕阳红艺术团表演了音乐、舞蹈等文艺节目为我助兴。

老伴永泉在庆寿会上，还朗诵了她写的一首祝寿诗：

在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

我们的生活，日丽中天，春色满园。

在多灾多难的中年时代，

我们相依为命，渡过难关。

在白发苍苍的老年时代，

我们又迎来了

幸福美满的第二个春天。

今天，老伴九十华诞。

我献上一束鲜花。

祝贺老伴不老，龟寿永年。

寿庆后回到家里，我大笔一挥，写下六尺书法条幅述怀：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