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古城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二）

王施懿+向茜

作为专有名词，地名的产生带有强烈的人类思维的痕迹。“地理名称不是偶然形成的（而人们有时就是这样看待它），地理名称的出现和采用服从于一般的，有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规律。”[1]一个地名从产生伊始便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该地域的某种认识、某种情感和某种期望。历史策马奔腾，不舍昼夜地驱赶着时光，这些地名便成了十分难能可贵的记录者、述说者。对地名来源的考察也就是对地名因何得名，如何得名的探索。这部分将对阆中地名的产生方式进行追本溯源的归类考察分析，以期能够对阆中地名文化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根據阆中地名形形色色的来源，可以把地名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各类下又有小类：

一、描述性地名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先提出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汉字造字原则，这条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地名命名法。虽然地名命名渗透着丰富的主观色彩，但在早期，地名还是体现出更多的客观因素。因此描述自然景观、地理方位、物产资源的地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一）表示地理位置

地名最显著的作用即标记作用。符号性质的地名首先需要确定方位才能反映出具体的地域。阆中地名中就有许多反映地理方位的地名。例如“阆中”，《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阆水迂屈经郡三面，故曰阆中。”由此可知，阆中因“山环水绕，在其之间”而得名。古城街巷地名中有以方位命名的东街、南街、西街、北街四条主干道；因南城墙外古道“新街”为坐标而命名的上新街、中新街、下新街；以华光楼为坐标命名的上华街、下华街等等。

除指明方位的地名外，还有以表明地域的距离命名的地名，如“七里乡”，因治所处在横宽七里的古南池中而得名。类似地名还有五里村、三里河等。

此外，还有的地名通过编排一定的序列来表示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方位关系，如用序数词、十二生肖、四季等词来排序。在阆中地名中，最常采用的序列词是序数词，如“田家巷一段、二段”“七一新街一巷、二巷”等。

（二）描述自然景观、资源

这类地名多是对阆中地形和自然资源映照，记录了命名时阆中的风貌和特征。我们可以从这些地名中追溯地形地物的历史变化。这些地名在描述自然景观时，有客观记述景观形态的，如垭口、河口、三湾、大堰、石桥子等。有对自然景观进行主观描写的，比如“双龙乡”因治所“双龙场”得名，“双龙”则来自于双龙场所处两条溪水入嘉陵江处，宛如双龙入水。“五马乡”，因治所周围五山状如五马奔腾而得名。类似地名还有羊角山、回龙观、二龙乡、鸡山岭、木梳垭、横龙山、盘龙、簸箕梁等。也有仅是记录地物的地名，如“白果树街”，白果树又称银杏树，因此街有两棵千年古银杏而得名，类似还有“石林”“福林”“和柏”“檬子岭”等。

反映资源物产的地名如“柏垭子村”“樟木村”“博树村”，皆因林木资源丰富得名。

二、记叙性地名

按照地名两分法，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主要源自于描述性地名，与之并列的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则主要源自对人文景观、民族姓氏以及史传、传说等人文地理特征的反映。

（一）叙述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换类型划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精神文化景观，是指人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与人类息息相关且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依据各种人工建筑、设施命名的地名都属于文化景观地名。在阆中地名中，主要包括人工建筑地名、反映手工业的地名、交通设施地名、农业设施地名等，这类地名数量庞大，人迹所到之处比比皆是。

阆中人工建筑地名包括各类宗教文化建筑地名，阆中是一个多教共存的城市。在阆中，长期传播的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和天主教。这些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修建了众多的宫庙、塔寺。阆中有宗教性质的地名大多数都以这些建筑得名。其中佛教在阆中传播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因此反映佛教的地名最多，如“临济堂街”，临济宗为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之一，曾经修建临济堂，祀济公和尚，因此得名。此外还有财神楼街、七佛观、白塔乡、百佛场等；道教地名有玉皇观村（供奉玉皇大帝）、万寿宫街（祀奉道教神祗）、天上宫街（供奉王母娘娘）等。此外，阆中古城素有“九井十二楼”之说，以此命名的地名不少，如杨天井街、北门进巷、中天楼街、华光楼巷等等。

阆中以手工业，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为经济主体，因此历代均有地名记录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以手工业生产基地为名的有“皮房街”“机房街”“油房街”“棉花巷”，它们分别为清代加工生产皮革的集中区、历代加工丝绸的工作坊、榨油作坊区、生产加工棉花制品的区域。还有以阆中闻名中外的地方特产“保宁醋”“蒸馍”命名的街道，如醋房街、保宁醋大街、蒸馍巷等。

以交通设施、军事设施、农业设施命名的地名主要有：张公桥、阆南桥、南津关、瓦口隘、官菜园街等。

（二）记录人物、姓氏

阆中有不少以人名命名的地名，主要是出自阆中人对于历史著名人物的敬仰和纪念，如“管星街”，是为了纪念清代天文星象学家管清一；“张飞大道、良牧街”纪念镇守阆中的三国虎将“张飞”；“淳风寺村”纪念唐代天文风水家李淳风等等。

“姓氏地名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地名，它数量最大，分布最广。”[2]。在远古时期，人类以部落为群居单位，当群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部落名自然而然演变为群居地域名称，最终成为部落姓氏。自古而今，我国境内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不胜枚举，小到街巷院落大到都市省会不一而足。阆中在历史上经历数次人口迁徙，《阆中县志》记载：“阆之所谓土著者，大半客籍，以其毗连陕西，故陕西人为多。”[3]阆中本土氏族并不复杂，以“刘”姓最为久远，大部分姓氏是从其他省市迁徙而来。这类地名如刘家壕村、田家巷、高家坎、向家巷、毛家巷街、何家巷、樊家桥村、柯家垭村、冯家湾村、陈家梁村，还有复姓地名“鲜于村”等。考察这些地名有助于分析阆中外地人口聚集地，以及了解历史迁移入阆人口的大致来源。

（三）记载史实、传说

地名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储藏历史的化石。阆中是一座保存较完好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名中保留了许多令人熟悉和动容的历史记忆，酝酿成一种古城特有的魅力。其中借用历史人物的地名有“状元街、三陈街、一元街、二元街、三元街”，均是为了纪念阆中唐宋时期产生的几位状元、纪念诗人杜甫的“草堂寺街”、纪念滕王元婴的“滕王阁村”等。借用历史事件的如“火巷子”，抗日战争时期，时任阆中县长的肖易安为了方便疏通民众，躲避日军的轰炸，下令把这段街道房屋“火速拆除”，因命令有“火速”二子，所以后命此街为“火巷子”；“通济渠”是为了纪念清嘉庆年间由川北兵备道台黎学锦亲自勘察主持修建一条重要水渠的事件。

传说是历来为普罗大众所津津乐道的一种文学样式，或惊心动魄或光怪陆离，总能震撼人心。因此阆中地名中便保留、记录了许多神奇故事。阆中地名中来源于状元传说的地名有“龙爪滩”，传说雍熙年间，阆中光圣院山下嘉陵江段有河滩“龙爪滩”忽然出现，不久，陈氏兄弟即高中状元。元祐年间，马涓高中状元之前，大象山嘉陵江段又出现河滩，当地人则又以“龙爪滩”命名。“紫薇亭”，传说陈氏兄弟在南岩读书备考时，总有紫微星高照，以助高中，因此纪念。“金鱼乡”，传说陈氏状元母亲教子严厉，曾因陈尧叟犯错而碎其金鱼，因此事得名。除了历史传说，还有来源于神话传说的地名，比如“铁五显街”，五显是中国古代民俗崇拜的五位神灵，相传是东岳泰山神的五个儿子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修炼而成，个个造化精深，神通广大，能降妖除魔。“文昌宫街”中的“文昌”即“文昌帝君”“梓潼帝君”，相传为专司文运、功名、利禄的大神，能够“收瘟摄毒”，又被称为“瘟祖菩萨”。这类地名常常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人文情怀。

三、寓托性地名

在地名命名时投注人类情感最强烈的莫过于寓托性地名。这种地名按语义功能大致分为两类：反映社会理想和表达某种情感。

（一）反映社会理想

这类地名大部分直截了当地表达出命名者对安详、兴旺、义勇等积极面貌的追求，在词语选择上，经常用到“福、泰、安、康、兴、旺、平、乐”等褒义词。比如阆中地名中的太平寺街、东兴乡、太平桥村、福平寨、长乐村等。

（二）表达情感

这类地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寄托了命名者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赞美。命名者一般选用一些古往今来为本民族喜闻乐见的事物，特别是动植物名称直接命名。阆中这类地名如千鹤村、白鹤村、鲜花村、海棠村、凤凰楼街、天马寺街、碧玉街、金龟坝村、金枝垭村等。“龙”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动物之一，华夏民族在自然崇拜时期便把“龙”作为一种神圣、高贵、勇猛的象征图腾，在阆中地名中，以“龙”字命名的地名可谓俯拾即是，如双龙乡、二龙乡、回龙村、龙头寨、龙洞村、龙潭村等等。

四、结语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思维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更是人类认识成果的贮藏所，是文化的载体。地名或许并不是语言中最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却是最举重若轻的一部分，地名背后，是一座城池、一方百姓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深厚而沉重的历史积淀，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地名学的兴起，当我们把地名研究上升到文化层面时，地名涵韵就更是意味深长。从本文对阆中地名来源分类考释来看，地名文化特征在文化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中均有体现。通过对阆中古城地名来源的考察，为探究阆中地名的文化内涵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0]В·А·Жучкевич，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1.

[11]蔡瑋.汉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分析[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12]阆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阆中县志[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