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与法律的博弈

汤虞楠+冯海霞+许静依

摘要：古代雅典曾被誉为“全希腊的学校”，它以其辉煌的民主制度，开西方民主政治之先河。而法律，在雅典城邦建立之初就已出现，并在梭伦，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等人的实践中不断进步。虽然民主与法律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发展速度并不同步，甚至可以说，在雅典，民主与法律，“人治”与“法治”一直存在着博弈。本文就将从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出发，探讨雅典民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民主；法律；博弈

一、苏格拉底之死

（一）時代背景

当苏格拉底站上陪审法庭的时候，雅典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雅典的人们在经历过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度当选雅典领袖，随即病死，接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斯巴达扶植“30僭主”执政，其统治的暴虐使雅典人民心有余悸。一年后30僭主被推翻，民主派卷土重来。然而，重新获得“民主”的雅典人民由于被“贵族的独裁”吓破了胆。于是，上台后的雅典民主派矫枉过正，片面强调反对任何人独裁，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民独裁。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地智者因为他们的鹤立鸡群，遭到了人民的怀疑与仇视。人民唯恐这些比他们聪明的人再次对他们实行独裁。因此，“聪明”的雅典人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对这些智者实行独裁。

（二）雄辩术与雅典陪审法庭

在古希腊，法庭雄辩是高度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在和波斯人的冲突中， 希腊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即公民的觉悟和政治团结的重要性”，尤其在希波战争之后民主制度发展并达到高峰，陪审法庭（公民法庭）逐渐形成并遵循着严格的和运行机制。陪审法庭主要行使公民大会赋予它的日常司法职能，审理除杀人案外的一切公私诉讼。

具有代表性的法庭或法律演讲术是尽最大努力为个人自由或反对控诉而进行的辩护，这是在古代希腊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演说形式。在古代雅典，法律规定控诉者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辩护，因此，谁能在法庭上把对方驳倒，并且说服陪审员，那么他就是赢家。陪审法庭允许和鼓励辩护人使用一切巧妙的煽动人心的辩护技巧，法庭上的辩护能否打动听众往往决定着被告的命运，这就使得判决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正是雅典的法律给予了人民以独裁的能力，使人民的意志能够超越法律而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

二、民主与法律的博弈

（一）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

公元前6世纪初，新兴工商业者阶层的兴起，预示着新的民主化改革的到来。从梭伦改革开始，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努力，雅典的民主制度终于迎来了其“黄金时代”，雅典也成为了“全希腊的学校”。

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雅典乃至于整个希腊在战后都普遍衰落，而雅典更是在战争中历经了贵族独裁统治的复辟。当伯里克利重新夺回政权，新的民主派却开始走向极端，矫枉过正，完全的民主带来了比“个人独裁”还要可怕的“人民独裁”。个人的权利被忽视，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个人的权利都可以被牺牲，被践踏。而这里所说的人民，代表的是社会上的多数人。所谓社会底线把控者的法律，也在多数人的淫威下变得扭曲。只要是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二）“人治”与“法治”的博弈

雅典民主制究其实质而言，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它的“多数人”原则对于全部居民来说只是“少数人”，是实际上的少数公民对绝大多数非公民的“公民专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城邦的衰落，领袖人物、道德和法律标准的沦丧， 更加使雅典民主政治内在的弱点暴露无遗，而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内在的民主政治本身。过分追求自由必然破坏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和对法律的僭越，从而为极权政治提供了孽生的温床。

“人治”是一个不可量化的裁决方式，它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做裁决的人自己心中的主观意识。比如，当雅典军队进攻西西里时，由于西西里内部媾和，并且订立了适用于雅典的和约。因此，雅典的舰队就离开了西西里。但当舰队回到雅典后，雅典人却放逐了指挥舰队的两个将军，皮索多勒斯和索福克利。理由是，他们原有力量占领西西里的，但是因为受贿而离开了。因为当时雅典的繁盛，使得雅典人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没有什么不顺利的；可能的事和困难的事，他们都同样可以做到，不管他们运用的军队是强大也好，完全不够也好。“人治”的运用就是那样地不讲道理，它可以扭曲事实，可以帮助逃脱罪责或强加罪责，甚至可以将一个无辜的人先于死地。

三、总结

从雅典民主与法律的博弈中，可以看到，“人治”因其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必将会被历史淘汰，而“法治”必将占据文明社会的主流。

“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权威性的保障，而法律作为保障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最重要基石，它可以被不断地完善，但不能任凭大多数人的意志随意改变。少数人的专制是专制，难道大多数人的专制就不是专制吗？法律之所以可以来把控社会的底线，就在于其具有固定性，不能任凭人们的意志更改。法律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强调其严肃性与规则性，让社会能够在秩序中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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