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博物馆藏康熙御用战刀析辨

陈明良

刀为单面长刃的兵器，传说中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鸣鸿之刀，从考古情况看，石质形态的刀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而真正用于实战意义的金属刀则要晚。在中国刀被称作百兵之胆、百兵之帅，一把漂亮的有价值的好刀，总能引起兵器爱好者的共鸣，而一把有着年代感的精美老刀，更是值得静心观摩、认真玩味。呈现这里的是一把帝王之刀，并且是一把附加着精彩国家故事的帝王之刀。

一、康熙御用战刀的情况介绍

（一）宁波博物馆藏康熙御用战刀。档案记录：通长119.0、刃长73.7厘米。钢质，长刃弧曲，方形圆角格，长柄包木，束蓝色带环，刃有皮鞘，鞘上下及中部系带处、柄上下端均有铁箍并镂刻缠枝花纹，刃后端嵌金花铁箍，置于长方形木匣中。匣盖上部左右角残缺，中下部刻束莲纹将盖面分为两部分，下部竖行楷书：“永靖龙荒”四字，上部竖行楷书：“前康熙大帝亲征噶尔丹御用战刀谨呈国民政府主席蒋

钧鉴。”款署：“蒙旗宣慰使土默特总管荣祥谨率所属叩献”。来源：奉化丰镐房征集；日期：20世纪50年代；经手人：贾山；附件：木匣壹件；损伤现状记录：柄包木裂、鞘包皮裂；入藏日期：1991年3月25日。器物原名为指挥刀，后改为错金腰刀，现定名：“中华民国”内蒙古土默特总管荣祥献给蒋介石的康熙战刀（附刀鞘与“永靖龙荒”木盒）。

（二）流传经历：清初，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犯喀尔喀蒙古，康熙皇帝曾为此三次亲征，平定噶尔丹叛乱。其中，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康熙三十六年（1697）西征凯旋，康熙皇帝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崇福寺（俗称小召）憩住，在住管纳依齐托音呼图克的请求下，把他的戎装武器（全副盔甲、战袍、锦靴、弓韬、箭、箙、腰刀、鞍辔等）赐给寺院作为永镇山门的纪念品。此后，每年正月十五日这批戎装武器以“小召晾甲日”形式在寺内陈列展览，历二百多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蒙旗宣慰使荣祥，把此腰刀作为庆寿寿礼献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后几经辗转，为文物部门征集。现藏宁波博物馆。

（三）一些记录问题

1.崇福寺住管纳依齐托音呼图克：译法各处不同，《宁波文物集萃》为纳依齐托音呼图克，《绥远通志稿》为讷依齐托音呼图克图，《土默特志》为内齐托音胡图克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同时出现陀音库图克图、托音胡图克图。

2.托音身份：有说住持（《宁波文物集萃》），有说归化城大喇嘛（《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有说归化城之首领大喇嘛（《圣祖仁皇帝亲征朔漠日录》），这里采用住管（《土默特志》）。

3.托音请求下：《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圣祖仁皇帝亲征朔漠日录》《土默特志》《绥远通志稿》《古丰识略》《朔平府志》都没有请求的语意，《宁波文物集萃》有请求提法，依据应来自档案记录，即内蒙古文史馆的回函内容：“在寺院主持纳依齐托音呼图克请求下”，这是一个推论上非常合理的说法，但不知道其出处。

4.小召晾甲曰：有叫“小召晾甲日”，也有叫“亮甲会”；日期有正月十五日，农历六月十二日，还有一年两次，即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及先农历六月十五日、后改成正月十五日之说。

5.几经辗转：蒋介石收下刀后的记载，丰镐房的经历，不甚明了，不知在其日记里是否有所记述。贾山为20世纪50年代宁波地区专署副专员（分管政法工作），刀是他从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旧居丰镐房征集，送交文物部门（宁波文管会）保存，后进入宁波博物馆收藏。

（四）器物上的几个小问题

1.根据《皇朝礼器图式》记载，皇帝用刀一般为木柄缠明黄緌，这里的明黄緌应是受到了破坏，另据《宁波日报》关于《康熙战刀涤尘面世》报道，柄把原来似还箍有藤条，现用蓝色条带包束。

2.木匣盖右上角缺字的几种可能：前？清？大清？前清？限于水平，需这方面的专家指导确定。根据当时的书写体例，这个问题应能解决。

3.这里的束莲纹，有点像民国时期西洋式家具上的装饰图案，拆分看，中间对称部分似带犄角纹样的云纹或鼻纹，这与蒙古族相关图案纹样中的勾连犄角云接近，可能是牛角、牛鼻的简化，两侧对称有点像西式栅栏上剑形叶柱，可能是法国王室徽盾中鸢尾花的变形。

二、几个关键问题的认识

（一）赏赐时间与赏赐事件

战刀赏赐行为是在1696年还是1697年？有争论，主要是记录有矛盾。目前的档案记录按：“康熙三十六年（1697）西征凯旋，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崇福寺（俗称小召）憩住”。这条记述出自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回函，估计主要来自《绥远通志稿》卷十三古迹寺宇·采访录云：“崇福寺俗名小召，清康熙三十六年讷依齐托音呼图克图新建。是时适康熙西征凯旋，驻跸于此，遂以御用物留镇山门。……”其最早源头应是雍正时期的《朔平府志》，咸丰时的《古丰识略》也作此记载。而作为最重要活证的崇福寺碑，记录为丙子冬，即1696年，其碑文如下：

“朕惟归化城为古丰州地，山环水互，凤称胜境。城南旧有佛刹，拖音茸而新之，奏请寺额，因赐名崇福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鲁特噶尔丹，师次归化城，于寺前驻跸。见其殿宇弘丽，法相庄严，命悬设宝幡，并以朕所御甲胄、弓矢、橐踺留置寺中。夫朕之亲事有事于塞外，非无故也。往者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相攻，朕悯念生民涂炭，谴使谕解。而噶尔丹追击喀尔喀，竟入掠我乌朱穆秦。爰命和硕裕亲王声讨，大败贼于乌兰布通。时噶尔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师而还。后噶尔丹蔑弃誓言，复掠钠木查尔拖音于克鲁伦之地。丙子春，朕亲总六师由中路进剿。至克鲁伦河，贼众望见军容，宵遁。适朕所期。会西路官兵遇于昭木多，大败之，俘斩无算。丹木把、哈什哈等率众来归，噶尔丹跳身走。是冬，朕复驻师鄂尔多斯，剿抚并用。厄鲁特人众络绎归命，而噶尔丹仍未向顺。丁丑，率师驻狼居胥山麓，官兵分道进。噶尔丹计穷自毙，子女就获，余党悉平。方今中外恬熙，边境生灵成得宴然安堵。拖音请建碑垂永久。因书此勒石，俾后之览者知朕不惮寒暑，三临绝塞，为民除残之意。……”

问题是这块《圣祖御制崇福寺碑》碑文既不见录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其建碑记载也不见于《圣祖仁皇帝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圣祖北征行在述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等中央一级的档案资料。

现据邱瑞中等先生对康熙亲征路线考证，康熙停留归化城时间，只有一种可能，即在第二次亲征时经过，且是在前去路上，那就不存在西征凯旋赏赐之说，这与《绥远通志稿》说法相去甚远，崇福寺碑则驻跸时间明确，但仅看碑文，此时是进军途中还是凯旋，两种解释似乎都能圆通，需要其他资料辅助，才能作出判断。

另外，康熙在第二次亲征时的赏赐行为，中央一级文献一般都有文字记录，如在土默特旗境内赏赐西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圣祖仁皇帝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都有记载，《圣祖仁皇帝亲征朔漠日录》赏赐情况还记得非常详细，上至贵族，下至百姓，其中就有对“敬献衣帽之锡勒土库图克图寺等喇嘛”赏赐记载，日子是十月十七日。按理，康熙驻跸归化城，迎接人中讷依齐托音呼图克图与锡勒土库图克图俱在，锡勒土库图克图寺有赏赐记录，托音的崇福寺不可能不记，但这批文献就是没有对崇福寺赏赐情况记载。是否漏记，很难解释。

对崇福寺赏赐情况记载，都来自地方资料：《绥远通志稿》《古丰识略》《朔平府志》等。其他相关记载的地方矛盾也不少，如小召重建的时间，《绥远通志稿》：“崇福寺俗名小召，清康熙三十六年讷依齐托音呼图克图新建。”这里为1697年；《圣祖御制崇福寺碑》：按“城南旧有佛剁，拖音茸而新之，奏请寺额，因赐名崇福寺”推，應是1696年或以后；而《土默特志》卷六《祀典·召庙记附》：“崇福寺于康熙丁卯年（1687）建奉。赐今名。寺在城东南一里许。内齐托音胡图克图住管。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各一名。（寺一名小招。）”这又为1687年。

另外，《圣祖御制崇福寺碑》碑文中提到的“殿宇弘丽，法相庄严”，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就成了“庙中狭隘……地窄难容”。这有可能是碑文文字处理的需要，同时也是崇福寺场地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一描述的反差某种程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康熙这几天的行程状况，难道正是崇福寺的“庙中狭隘……地窄难容”，或许还有康熙与托音不错的关系，导致当时对崇福寺的赏赐仪式从简，现场行为变得私密，从而记录也被“从简”了。中央方面关键档案文献的缺记，使这种解释显得有些苍白，很难具有特别的说服力，也只能是作为一种推测。在赏赐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其他可能，各种史料冲突的地方非常多，以对碑文持疑为最甚，这就直接导向了有无问题。显然，如果碑文准确，一切疑云只是前后记录中的矛盾问题，而碑有差错，则皆有可能。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凭借着《康熙平定噶尔丹纪功碑》的遗存，崇福寺历二百多年，每年举行“小召晾甲日”仪式的存在，荣祥敬献蒋介石御用战刀的事实，都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与否定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圆满的家国故事，也许其中哪里出了问题，致使有些细节今天成了我们搞不清的疑问，但这不影响这个故事的本质，其留存的实物依然是反映这段历史的最有力证物，而其故事背后的细节也值得我们去继续探索。

（二）御用战刀与卤簿仪刀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起，刀已有战刀和佩刀之分，佩刀讲究式样别致，镶饰精美，侧重刀的装饰效果和刀主人身份的表达；战刀因多参与性命相搏，从而更注重战场实际，要求格斗中刀体坚韧，轻重适宜，且刀具的整体设计结构要合理实用。伴随技术进步，刀有了更多的分类方式，如唐朝按使用者分的仪刀、鄣刀、横刀，如明代战刀大类下细分的腰刀和双手带刀，如戚继光名下经过改进的有名的戚家刀。清朝，刀的种类更为繁杂，有腰刀、脾刀、背刀、窝刀、割刀、鸳鸯刀、船尾刀、缭风刀、滚背双刀、双手带刀等。除这些外，还有一种仪刀范围内比较特殊的卤簿仪刀，是帝王出行时用的仪仗用刀，汉代已有记载。乾隆十三年，皇帝卤簿钦定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四等，各等卤簿按等级配置仪刀数量，同时卤簿仪刀制作也进入了定制时代。理论上皇帝卤簿中仪刀通长一般在120厘米左右，柄可双手握持，且柄长超过刃长一半。

对这把康熙战刀的看法，故宫博物院咨询回函：“我院主管武备的同志讲，该刀的造型、纹饰都具有清初宫廷刀的味道，应是清初物品。是否康熙所用，档案无记载，所以不能肯定。”避暑山庄博物馆：“据照片来看应是真品。”显然从时代工艺角度鉴定，专家的判断应是清初宫廷用刀，但不能确定是否康熙本人所用。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一下这把康熙战刀的尺寸：通长119.0、柄长40.5、刃长73.7、鞘长76.7厘米。其柄刃尺寸比例约为55%，柄长超过刃长的一半，这是否还另具卤簿仪刀之嫌？实物感受中，这把康熙御用战刀形式质朴，装饰简洁高贵，形制接近皇太极的那把崇德皇帝御用腰刀，只是刀柄要长得多，缺少后世帝皇佩刀的那种花哨，更多显示的是含蓄沉稳的气质。手感也颇有分量，不是一般体力者，能够自由舞动，不知清初实用战刀的柄长及通长是否有这种情况。这里只是对刀基本形态的一些初步看法，由于不是兵器的专门研究者，这里不好遂下结论，有待后来研究者考证。尽管有异议，综合看，大类归属上专家们似乎更倾向它现在的定名“康熙战刀”。

需要指出的是，或许对这把刀本身的认识有不同意见，但就事情性质而言，献刀一方人员对刀的理解，敬献的诚意，是最重要的。1946年的中国，大概也没有人会拿一把假刀，做个盒子刻上字，去做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的正式寿礼，何况荣祥的蒙古族代表团又是在明显有求于蒋介石的情况下（要求蒙旗自治），这种主观可能性可以说为零。除非刀在流传过程中本身出过问题，否则是不会有假的，最低限度，请愿团的成员不会认为战刀是有问题的，荣祥献刀的诚意也是不容置疑的。而接受了战刀的蒋介石（不知他有没有做过鉴定），想来也不会认为是假的，在他认知里这至少应该是边疆少数民族民心的象征吧。由于与国民政府处理蒙旗政权大政方针根本相左，以荣祥为首的代表团请愿没有达成，也由于他的坚决态度，荣祥本人监察、立法两院委员提名被蒋介石从名单中划掉。但或许是碍于献刀情面还能想起荣祥在抗战中的表现，或许是不想与荣祥和蒙旗民众走向彻底对立，在大方向不改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在某些政策性施政行为上，如身份管理、矿租征收上还是有了些许改善，而土默特旗政权最终也确实艰难的维系过了民国。

今天我们面对此刀，当然不能因人废事，就其康熙托音荣祥蒋介石博物馆辗转的传奇经历，就这个故事本身具有的性质，无疑是正面的，对我们整个民族而言，这个故事的本质超越了这把刀的本真，在这个故事面前，刀的好坏相对的成了次要问题，相信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故事的流传，都愿意相信这是真正的康熙御用战刀。而这把刀，也因为有了这个经历，这个传奇，而显得重要，它远比皇宫中那些比它华丽、精美的宝刀重要得多。

三、串联起故事的核心人物荣祥

这把战刀的辗转流传中，康熙、内齐托音胡图克图、蒋介石、荣祥构成了故事人物的主体。不管是封建帝王、宗教领袖的身份，还是曾经的国民政府主席、少数民族领袖的身份，不管他们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曾处于先进、落后还是反动，就战刀留置、战刀呈献这一行为过程的结果而言，他们的做法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这时的他们不仅是国家大舞台中角力的各方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当然代表者，他们的身后不仅站着自己的民族，也站着整个中华民族。而四个人自身满族、蒙古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自然也就使得这个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故事，在情节上变得更加丰满、生动，在这里康熙与蒋介石自动地就位于中央代表的位置，托音和荣祥则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代表。

康熙与蒋介石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托音是康熙留置战刀时寺庙的住管，经历在上面的崇福寺碑文中已有记述，最后，把这些人连接以来，把这一过程完整起来，变成圆满的是荣祥。对荣祥的介绍，《土默特右旗志》比较详细，这里主要依据其记录并参考其他一些资料，摘录部分经历与相关重点。

荣祥（1894 1978），蒙古族，土默特旗美岱召村人，托博克十世孙，都格尔扎布第四子。1925年7月，荣祥以绥远特别区蒙旗国民代表的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代表会议。1928年夏，任土默特旗总管公署秘书长。1931年初，赴南京任土默特旗驻蒙藏委员会代表。1932年7月，任蒙边司令部参谋长。1934年9月中旬，任土默特旗总管。1936年2月，兼任绥境蒙政会委员。1937年10月，日寇侵占归绥（呼和浩特）后，荣祥到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参加抗日斗争。1938年5月，荣祥等人向重庆国民政府请准，成立了“蒙旗宣慰使公署”，沙克都尔扎布为蒙旗宣慰使，荣祥担任秘书长，积极开展对日本占领区的宣慰工作，安抚蒙古族同胞，策反伪政府和伪蒙古军，进行抗日联络。同年5月，荣祥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北返时，路经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是年冬，他担任蒙古抗日游击军第三军区司令部中将司令。1942年12月，荣祥准备去重庆出席边疆教育会议，路经延安小住，谒见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受到热情接待。1945年7月，荣祥任蒙旗宣慰使。抗战胜利后，他从伊克昭盟回归绥任土默特特别旗总管。1946年4月，荣祥任绥远省政府委员，6月组织抗日蒙旗庆祝胜利还都代表团（还有西蒙抗日代表团、西部蒙古代表团等多种说法）到南京进行自治活动。献刀行为应在此期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荣祥与阎肃等人组织和平促进会。他力主和谈，参加了“九·一九”和平起义。同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委员会会议任命荣祥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0年3月，土默特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荣祥任旗长。1954年，荣祥任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呼和浩特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内蒙古政协常委。1957年7月，荣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免去呼和浩特市副市长等职务，改任内蒙古文史馆馆长。1959年，他着手编写《包头市简志·疆域和建置沿革》篇。从1960年6月起，荣祥集中精力校勘《绥远通志稿》。1978年1月19日，荣祥病逝，终年84岁。

从荣祥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着比较正面形象的人物，他的身份、成长环境及理想决定了他所要面对的世界，土默特旗利益、内蒙古自治成为他的追求。也许可以这样评价，他还是站在了时代进步的潮头，像那时其他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接受先进的思想，盡管他进入社会政治的始点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但作为土默特旗的代表人物，他所走的路应该是时代的正道，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坚持，在大的变革面前，他顺应着时代的进步，在争取自己民族权利的同时，也坚定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也与反面的德王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荣祥具体献刀的时间，《土默特右旗志》没有详细记录，从各种资料看，荣祥带领的由11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南京的时间是明确的，即1946年7月底，成员有荣祥（团长）、巴文峻（副团长）、雄纳（三公旗代表）、旺庆苏荣（四子王、达尔罕、茂明安三旗代表）、纪贞甫、胡凤山（绥东四旗代表）、贾文华（伊盟七旗代表）和康济民、殷石麟、任秉钧、卜文瑞（均为土默特代表）等人。国民政府1946年5月进行所谓还都南京，蒋介石生日为1887年10月31日，1946年，应是他的60虚岁生日，那七八月份的献刀行为应该没有问题。

四、附件木盒的意义

在对这把战刀的认识过程中，附件木盒非常重要，就像开具身份的证明，呈献者的身份、接受者的身份、刀的身份写得一清二楚，其中“永靖龙荒”四字刻得最大，用作点题。除了慷慨时豪言壮语，在中国这个组词应该不是哪里都能用的，它有使用的特定语境和场合，而当得起永靖龙荒这个用词的人，古代一般也就是帝王。这里略作解释，永，永远；靖，平定、安定、治理；龙，匈奴龙城；荒，古代五服中的荒服，指离京师二千到二千五百里的边远地方，《史记·周本纪》有“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说法；而《汉书·叙传下》的“龙荒幕朔，莫不来庭。”之句，则指明了“龙荒”二字在古代中国地理范围内的位置，即西北部族地区、荒漠之地、边疆地区。能有资格做到把这四个字连接起来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在对永靖龙荒字面理解的基础上，了解这把刀的身份：康熙大帝亲征噶尔丹御用战刀（曾经的拥有者康熙、经历平定噶尔丹的历史事件、帝王战刀的性质），了解这把刀呈献者的身份：荣祥（蒙旗宣慰使、土默特总管、刻下“谨率所属”“永靖龙荒”代表土默特呈献这种行为含义），了解这把刀接受者的身份：蒋介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在面对少数民族代表时所具有的中央政府代表的性质），了解了这些，就很好理解这把刀的意义了。无论朝代兴替，岁月流逝，国家的统一，国土的完整，各民族的和谐，永远都是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至高的核心利益，这把以革命文物定性为一级文物的康熙战刀，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物代表手中的循环经历，中央一地方一中央一博物馆的轮回轨迹，其显示的最大意义也许在此，也应该在此。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