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逸天真
——读董其昌《草书杜甫诗》卷

◇ 沈江

淡逸天真
——读董其昌《草书杜甫诗》卷

◇ 沈江

董其昌（1555―1636）明末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思翁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谥文敏。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容台集》等。

昆山市昆仑堂美术馆藏董其昌《草书杜甫诗》卷，是旅日著名书画收藏家朱福元先生所捐赠，卷长310厘米，高31厘米，绢本，书录杜甫应制诗四首。书法字势飞动，淡逸天真，墨色古雅，装帧如新，杨新、薛永年先生鉴定为董书之上品。顾工先生曾撰文，认为此卷虽无题跋，也未见著录，但无碍其为董其昌精彩之作。他认为如此杰作如非出自墓葬，传于世者应有鉴赏家题跋，此作题跋定为古董商裁剪，去装饰另一幅伪品。我颇同意其观点。至于此作书写的时间，他也作了分析考证，认为是1617年董其昌63岁前后的作品，可参看其文《出入之间：董其昌的人生及艺术─由董其昌〈草书杜甫应制诗四首卷〉说起》。

董其昌是有明一代书画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艺术思想和书画创作对后世影响巨大。《明史·文苑传》有记录当时董其昌书画受追捧的盛况：“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董其昌《容台别集·题跋》中也有其自述言：“在礼部时，高丽进贡使者询知余坐堂上，便谓异事，想笔迹亦流传彼中。又同年夏子阳黄门使琉球归，追请余书，以应琉球使人，曰：‘彼国中所宝如白集故事，不如诸夏或在此耳’。”可见董其昌生时其书法亦为海外诸国所宝，其名如唐代白居易一样家喻户晓。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诸帝都推崇董其昌书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致使董书风靡。康熙在董氏墨迹后题跋说：“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乾隆帝更是喜爱董其昌书画，他得到董其昌为好友陈继儒所画《婉娈草堂图》，欢喜异常，先后题跋二十二次之多，几乎占尽画面所有空白。董其昌曾为高僧莲池大师写《金刚经》一卷，藏于杭州云栖寺，乾隆题跋竟有六次之多。清代帝皇统治中国，外示儒术，内用佛老之道，特别是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诸帝，对佛法的修证都达到很高的程度。他们推崇董书与自身修证佛法不无关系，因为董其昌也是大禅师。外族入主中原，从政治出发，融入汉文化而统治汉族，是历史的经验，其过程也颇艰难，必须树立和选择一些标杆式的人物，董其昌学问精深、通禅、书画大家、明末高官、社会地位显赫，综合诸多条件，身后的董其昌成为影响清朝历史文化的标杆人物，也不作为奇。

董其昌书法被列为“书家神品”，其所得在“淡逸天真”上。康熙帝评其书曰：“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此乃深研董书，颇为相契之言。如用此语来品鉴昆仑堂所藏此幅草书长卷，也十分相宜。

[明]董其昌 草书杜甫诗卷 31cm×310cm 绢本 昆仑堂美术馆藏

晚明之时禅风盛炽，士大夫是推动和鼓荡这一独特社会文化运动的中间力量。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丛考》中指出：“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接纳。”董其昌作为社会精英是这股文化大潮的亲历亲为者，晚明四大高僧除藕益智旭之外，董氏与其他三位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云栖莲池都有密切的交往。董其昌的老师陆树声也深契禅理，为紫柏真可（达观禅师）所印证。董其昌在23岁时从学陆树声门下，他与佛法的渊源不仅早，而且有名师的指导。董氏悟道是在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31岁时。这年秋，他赴南京乡试，落第而归。在《容台别集·禅悦》中他记述道：“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严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从上老和尚舌头，千经万论，触眼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过武塘时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而后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禅修实践、参证悟道是董其昌人生的核心部分，开悟之人其人生境界是大有不同的，所谓虚空粉碎，大地沉平，圆融通透，触事无碍，内心的喜悦自然生发，虽然吃饭还是吃饭，睡觉还是睡觉，但前后有天壤之别。董氏在晚明时代拈出画分“南北宗”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其根源在他的参禅悟道上。董氏书法达到高妙境界，其根源也在于此。他以书画为禅修实践的工具，两者相辅相成，合二为一。他说：“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百万资，吾皆籍没尽，更与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余此语悟之《楞严》八还义。明还日月，暗还虚空。不汝还者，非汝而谁。然余解此意，笔不与意随也。”

禅修法门核心在“舍”、在“放下”、在“离”，心神专注于一处，或呼吸、或话头、或佛号、或佛像等等，用此一念摒除万念（妄念），到达一念不起时，此一念也舍，也离，也放下，此时所合者乃其“本来面目”，董氏所言“始露全身”即此也。董其昌说，书家要离的不仅是“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而且是“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才可合神，合自家之神，即真如本性也。董氏书法能达到“淡逸天真”的境界其秘法在此也。

再来看董氏作书时的状态，或能见我所说乃非妄言。顾复《平生壮观》有记述：“先君述文敏作字时，案前敲金吹角，窗外烈风迅雷，耳中无所闻也。”顾复父亲与董其昌是好友，对董氏了解颇深。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也有记曰：“但不知云物何心，独于两地可以入画。或以江上诸名山，所凭空阔，四天无遮，得穷其朝朝暮暮之变态耳。此非静者，何由深解，故论书者曰：一须人品高。岂非以品高则闲静，无他好萦故耶。”“无他好萦”、“闲静”、“无所闻”以至于忘我，如此才能淡然，才能品高。

董其昌说：“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容台别集·杂纪》），他评米芾书：“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内典所谓无师智，画家谓之气韵也”。（《容台别集·题跋》），于此可见“淡之玄味”乃董氏书法所追求的境界，正如苏东坡所说：“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董其昌说这样的境界“必繇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必在生知”。那么董氏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是禅修。

此幅《草书杜甫诗》卷给人的另一观感是奇逸，整幅长卷笔势飞动，奇逸跌宕，随心所欲，天真烂漫，如入无人之境。董其昌在《容台别集·题跋》中有一则书论，他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不入晋唐室也。兰亭非不正，其纵宕用笔处，无迹可寻，若形模相似，转去转远。柳公权云：‘笔正须善学柳下惠者参之。’余学书三十九年见此意耳。”书法之妙，在奇也，中规中矩必为呆板无趣；书法之法，在正也，不正乃邪，去法甚远，董氏拈出“以奇为正”是深入妙法之言。这使我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僧巨然《层岩丛树图》，其诗塘有董其昌题署“僧巨然真迹神品”以及之后四五行跋文。“僧巨然真迹神品”几字特大，而之后的跋文越写越小，整篇布局成三角形放射状，字为行楷，端润秀逸，一派天机，此乃“以奇为正”之典型。奇可生逸，但必须有品，有德，有能，有柳下惠之德行者，才可坐怀不乱，不正之正乃为大正，由此奇逸生也。董其昌说，要于此参入。

董其昌最得意之书是他的小楷和小行书，因不愿作，其生时便“邈不可得”（顾复《平生壮观》），董氏《容台别集·题跋》中也说：“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多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此幅《草书杜甫诗卷》也当为董氏酬赠之作，但董氏又说：“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魏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其自视如此，四百年后的我们能不宝之乎。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刘光

[明]董其昌 楷书勤政励学箴214.5cm×61.8cm 纸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