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看晚明小说中通俗审美意识的兴起

250107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摘 要】“三言”是宋元明三代最为重要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其中虽不乏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对市民阶层生活百态的描摹，这些市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趣事恰恰契合了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体现了晚明“民间化”、“市井化”的审美新格调，以及求实尚真思想下的经世意识这一新生审美势力兴起。

【关键词】“三言”；通俗审美意识

明代是平民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通俗小说打破庙堂文艺独霸天下的格局，摆脱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束缚，逐步从边缘走向审美的中心地带，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就是这一时期的典例，其中的人物形象仪态万千、五光十色妆点着市民世界里的人物长廊，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蕴含了从事通俗艺术研究的艺术家在其时的审美意识论争中的理论映射。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过程是迂回复杂的，晚明小说中的通俗审美意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表现在市民化的审美格调与经世治世的实学思潮的出现，它的兴起与发展对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全面革新与建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间”与“市井”的审美新格调

“三言”犹如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然而细读之下我们发现，其中的文人雅士大多已褪去了耀眼的光环，他们不再附庸风雅，高昂着理想主义精神；也不再是演绎着诗情画意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有的精于算计，有的卑微粗俗，有的甚至是猥琐不堪，一味贪图感官的享乐，混迹于市井小民之中。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卷二》）中，庄子鼓盆而歌原为表达庄子对生与死的透彻见解，对“生死如一”的超然洒脱，而在小说里面，庄子却上演一出利用法术诈死来考验妻子感情的闹剧，致使妻子田氏最终羞愧自尽，而后庄子看透一切不再娶妻。这样“神机妙算”的庄子看似技高一筹，清高孤傲，然而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声名和利益，上演不义之举，反映的是士人在当时动荡多变的社会中内心敏感、脆弱、多疑、狡诈的一面。爱情故事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晚明的通俗小说也不例外，文人雅士总是与男女情爱相伴相随，如，《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警世通言·卷三十》）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执着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令人动容，催人泪下，既真挚又美好。但其中却穿插大量贪恋男女情欲之事的描写，超越肉体与感官欲望的爱情固然纯粹，却难免显得虚幻和刻板，故这种赤裸裸的性欲描写既是对市民世俗趣味的迎合，更是对的这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激烈反抗。

通俗小说除了要道出人们心中真实的想法，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也尤为重要，要懂得“趋善避恶”，因此行侠仗义的僧尼形象便极易深植人心。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喻世明言》第十九卷）中的李姓侠僧，以化缘为生，当他见到杨谦之有难却能仗义疏财，更令自己的侄女李氏在蛮荒之地照料杨谦之三年，直至他平安回到临安。这位侠僧行为不拘小节，完全没有传统儒僧的迂腐气质，将爱憎分明的真性情袒露无疑，人们看到的不再是神化了僧人形象，而是真正源于民间、源于市井的实实在在出现在读者身边的真实再现，摆脱了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如同庙宇中的铜像一般，千篇一律的呆板形象。

可见，“民间”与“市井”格调的风行，一方面得益于晚明社会为文人士大夫提供的独异而严酷的社会环境，同时，商品经济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冲击，也催生出具有浓厚平民色彩的陆王心学思潮，为晚明通俗审美意识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库；另一方面，市民审美趣味的走向也是促使其盛行的重要因素。自宋元以来，传统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新变，打破了先前只专注于刻板的道统说教、再现历史的既定窠臼，开始关注个体的人生感悟、情感的表现以及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索和对人的灵魂的奥秘的揭示，将小说的关注点引入到对普通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的表现上，并以此去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与世俗状态；此外，迫于现实环境，文学创作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怡情养性的工具，而转化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就需要文学作品本身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要适合最广大的读者阶层——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因此，在经历了审美文化的转型期之后，以“民间”、“市井”的审美意识新格调为表现的通俗小说审美意识一跃成为当时小说美学中最具风尚及代表性的主流审美意识。

二、求实尚真思想下的经世意识抬头

如果说民间的、市井的审美趣味才能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那么三言中《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喻世明言》第三十七卷）这篇作品就难免会引人质疑。在这篇冗长又沉闷的故事里，讲述了梁武帝这个糊涂皇帝修归极乐世界的过程，在这种与现实相去甚远的作品里，我们如何看到通俗审美意识兴起的踪迹呢？前面我们谈到过小说的审美意识是小说家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总体看法，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小说家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而《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可谓将小说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要使作品达到如同春雨润物般感化民众的效果，通俗文艺就必须做到取材“真”、用情“真”，深入市井民众们丰富而微妙的情感世界。晚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早已不再拘泥于志怪志人小说以来的英雄主义审美路线，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的实践向纵深发展，对于小说审美意识更新的需求也逐渐浮于水面。写实主义思潮将传统的英雄主义与浪漫情节拦腰斩断，侵染于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形象，从一开始便具有了世俗化的心理、性格、人性被扭曲的痛苦以及要求获得解脱的渴望。以《三言》中僧尼形象为例，明代中期以后，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恶俗风气充斥着整个晚明社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成为习俗风尚。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通俗小说中涌现出一批蝇营狗苟的俗僧恶尼形象。如《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醒世恒言·卷十五》）中一群“真念佛，假修行”的好色女尼把青年男子关在庵中恣意取乐，荒淫无度竟害出人命。在《汪大尹火焚宝莲寺》（《醒世恒言·卷三十九》）中，法名至慧的僧人自幼出家，“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个美貌妇人，不觉神魂荡漾，遍体酥麻，恨不得就抱过来，一口水咽下肚去。”从《三言》中的淫僧恶尼来看，他们要么贪财、要么好色，出家人恭恭敬敬念经礼佛的日子早已成为幻境，作品将肉欲横流的现实景象赤裸裸的呈现。

从“三言”到晚明的通俗小说，无论是在人物、题材，还是思想、艺术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通俗审美意识的兴起更为小说艺术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通俗意识与媚俗倾向只有一步之遥，过分的性描写、性宣泄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此外，在传统的经世治世思想的禁锢之下，借文学艺术来讽时纳谏的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通俗小说的模式流于庸俗。无论从哪方面考察，文学艺术与生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艺术再现生活也好，文学服务于生活也罢，而文艺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识都是不可小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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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玥（1983～），女，山东济南人，碩士，讲师，研究方向：美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