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地域性

刘剑梅

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在他们的文学版图里，大多有一块跟他们成长记忆紧密相连的空间，所有的想象和所有的故事都从他们熟悉的故乡、村庄、小镇、城市、邻里街坊、河流山林、都市文化展开，从那里构筑一个小说中的现实世界，再走向更大更广的空间。每一位作家个体主观的熊熊的记忆之火，仿佛照亮了这些虚构空间，让它们真实地存在，给我们带来既熟悉又陌生的生命经验。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童的“香椿树街”、迟子建的北国风光、王安忆的上海、西西的香港等，既是现实中的地理空间，也是作家虚构的空间。这些地域往往是封闭的，有无形的堡垒和界限，有作家个人鲜明的旗帜，那堡垒是独特的风情，是令人感到迥异的人情世故和爱恨情仇，是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是其对故乡的怀旧与重塑，但是其中包含的历史故事和人性内涵，又一次次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封闭这些地域的无形堡垒。

因为家庭的缘故，从小我住在中国南方的福建连城，一个美丽的小山城，后来随着母亲搬到北京，再后来留学美国，辗转于芝加哥、科罗拉多的波德市、纽约、马里兰州之间，最近几年又安家在香港的清水湾海边。由于这种漂流的成长和生活经验，我对故乡的记忆是模糊的。故乡总是随着我漂移，我完全记不清故乡具体的地理版图。那些街道和店铺的位置，恐怕还不如童年第一次吃冰棍给我的记忆来得真切。这种漂泊的生活经历，使得我没有办法认同一个封闭的地域性，也没有办法构筑一个中心，无论这中心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不过，也许正是“离散漂流”的个人经验，让我喜欢选择从文化边缘的视角，来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因为这种游走于东西文化边缘的视角，是自由的，也是开放的。我喜欢拥有独特地域风格的文学想象，同时也喜欢超越封闭式的地域想象，或是与心灵相通的地理想象。

有两本小说──高行健的《灵山》和远藤周作的《深河》──都属于超越文化地理界限的想象，因为无论是“灵山”，还是“深河”，都包含着深层的生命哲学的思维。高行健的《灵山》充满了禅悟，给予文学评论家大量阐释的空间。主人公穿行在原始森林和长江边缘文化之间，却没有在现实中找到“灵山”，所以“灵山”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每一人都需要自己去寻找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可以是如同庄子哲学倡导的个体精神的绝对大自由，也可以是隐隐约约支撑着人们在生存困境中继续前行的内心的微光；不管怎样，在小说中高行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而是让仿佛是上帝的青蛙，眨巴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圆睁着，一动不动地望着叙述者，也望着我们每一位读者。虽然“什么是灵山？”“什么是自我？”在小说中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叙述者的心灵之旅已经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不断寻找、叩问和领悟的过程中，而每一座“灵山”的山影都闪烁着灵魂的形状。

如果“灵山”是一个人独有的精神家园，是一个人的“圣经”，那么“深河”（也就是“恒河”）则是一条更为宽广的包容芸芸众生的精神长河。《深河》是远藤周作1993年创作的小说，其中的灵魂人物大津对神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认为神并不是如你们认为的，是人以外让人瞻仰的事物，而是在人之中，而且包容人、包容树、也包容花草的大生命。”大津的话代表了远藤周作对神的理解，有泛神论的成分，怪不得出身天主教的远藤周作被人看成是“异教徒”。小说中的“神”被远藤周作称为“洋葱”，是耶稣，是佛佗，是大津，是修女，也可以是我们人群中任何有“大爱”之心的人。

在小说《深河》中，大津去法国南部的一家修道院学习，但是他总是质疑欧洲基督教中理性的信仰，最后被修道院的人排斥，没有获得神甫的资格。他无法认同任何集体的上帝，而是信仰他自己的上帝，认为人可以选择自己相信的神。“神为了拯救我们，不仅应用人的善行，也利用人的罪过”。说到底，他心目中的神，其实就是爱，是超越各种教派教义的爱，不仅有对人的爱，还有对动物的爱，对植物的爱，在他看来，这正是所有宗教的根本。

在法国学习基督教时，大津曾经说：“神拥有各种脸。我认为神不只是在欧洲的教会、小礼拜堂中，神也在犹太教徒、佛教信徒、印度教信徒之中。”这句话在他接受考试时，被批评得最厉害，使得他最终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体，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天主教神甫。这之后，他到了印度的恒河，做了背死尸的志愿者，把那些穷苦的无法走到恒河的异教贱民，背到恒河火葬，帮助他们实现转世的希望。拥有这种无私大爱的大津，在世人的眼里，是悲惨孤独的异类，不被常人理解，也不被他原来求学的修道院神甫理解。但是他的行为语言──背负着奄奄一息的异教徒贱民，步履蹒跚地走向恒河，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神意的大爱的语言，早就超越了各种世俗的社会阶级的界限，超越了各种宗教的规定和纷争，非常有力量地震撼着我们，并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大津的大爱就像那一条恒河，有巨大的慈悲心和包容心。在这条河中，生与死并存，神圣与骯脏并存。它跟生有关，人们或在恒河旁庆祝婚礼，或泡在恒河的圣水中，希望可以洗涤在世俗世界里犯下的罪孽；它同时也跟死亡有关，无论什么等级的人，高贵的还是卑微的，潔净的还是骯脏的，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当死亡来临，他们的尸体一律被烧成灰，撒入恒河中。

无论“灵山”，还是“恒河”，都属于心灵中的地理坐标，是跨越国界的，不仅跨越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维度，而且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分歧。它们不属于外宇宙，而是内宇宙的心灵深度和广度的标志。《灵山》是禅宗式的对自我灵魂的叩问。像六祖慧能说的：“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五祖弘忍大师说的：“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对自我的探寻，是对世界万象的探寻，也是对世界终极意义的探寻。而《深河》则不仅有大乘佛教的普渡众生的精神，而且拥有“无差别心”，以最广阔最慈悲的胸怀包容天下万物，不仅理解人的善行，也理解人的罪孽。

谈到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现实生活中的地理位置和文化风情固然重要，但是心灵中的地理坐标恐怕更为深邃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