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从来晚成

乔敏

“我习于冷，志于成冰。”当年木心这一句诚恳不讳的剖白，我终于在嗜读其书多年后，才从另外一位深敬的先生身上，切实明晓了更深的含義。体验过热闹，拥有过盛名，渐渐冷却，最后自绝于喧嚣，遽然地归于一个人长途跋涉的冷寂与自在——所谓热闹，梁文道在《我读》里写道：“刘再复一上台讲他的‘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有上万的观众”，那样的盛况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我辈无缘亲见；后去国离乡，再复先生迎来了生命的冬季，在彼岸的落基山下得到大自在。他盈盈然笑着对我说：“我是已经冷静了，冷却了。我现在跟野兔、松鼠的关系，已经大于跟人的关系了。”

“你说，是少年得志好，还是大器晚成好？”先生忽然发问道。

未及我答话，先生倏然微笑，眼睛一亮，笑纹从眼角直荡漾到耳边：“大器，从来晚成！”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谁能不向往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啊”的憨厚直白；可目睹无数少年天才在高峰猝然消逝，从此与“山登绝顶”再无交集，实在令人扼腕叹惜——这般，怎可与层层蜕变、步步提升，而终于达至化境，获得鸢飞鱼跃之生机的终身艺术家相比？终究，是后者更能长久地打动人心罢。

而人类的精神归属感和方向感也实在神奇，无论时间和地理上相隔多远，总能在相视的一瞬间，觉察出那艺术家是不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像一种莫名的缘分，他一开口，你就懂了，继而感叹：彼一如我，我一如彼。

三年前的秋天，我负笈香港。至今，仍旧感慨当初的这一选择：幸亏，我来了。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与执拗，和一种精神上天然的方向感，自顾自选定了要漂泊的异乡——没错，是天然、自愿选定的。彼时，我相信，香港的自由空间会给我的文学艺术征程以新生，再不愿蹀躞于从前大学课堂的沉疴与乏善，再不要继续被这“艺术几乎变成只剩名词术语的时代”捆缚。然而，我直至现在才越来越明悉了，我的幸运决不止于来到香港，而是，遇到了剑梅师和再复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曾国藩、曾纪泽，林长民、林徽因，傅雷、傅聪之后，可曾还有一对父子或父女，还在用家书与论学作日常问候、以不竭的精神追问搭建天伦并同知音的桥梁么？

第一次去剑梅师家见先生是傍晚，有些紧张，走在学校下山的路上，急步如飞，到了门口，又踟蹰。轻轻地叩门，门开，先生戴一顶灰帽，穿一身格子衬衫配西裤，微笑着坐在沙发上等我。那时我如何能想到，两年之后，我竟有福气常常来到先生在香港的家中，无数次聆听他对我一个人讲述的“私塾小课堂”。

“我讲的，不是偏门、冷门的知识，是常识，但是别人以前没发现，没讲出来。”

讲学难在提纲挈领，没有纲领，如同没有骨骼，也不会有高度。先生教给我的，正是纲领，还有无数启发性的“点”，以点带面——结构出一张思想性的“艺术之网”。

“林黛玉是‘贾府公敌啊，孤芳自赏，只有宝玉一个知音。其实他们两个修的法门不同：贾宝玉是修的是‘爱的法门，他是准基督，博爱，类似庄子所讲的‘齐物论；黛玉修的是‘慧的法门，她的智慧、诗才永远高人一等，她追求的是‘逍遥游。所以黛玉最后一定会死，虽然如何死的并不是最要紧，因为，她怎么可能活在关系社会里？黛玉给宝玉补了八个字‘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补得好，境界高，她一生便是无立足境。”

没有人这样阐释过《红楼梦》——我用“阐释”这个词，先生想必会批评、笑话我，他解释过多次，他不是红学家，没有在研究这部奇书，他是在感悟红楼：“曹雪芹把他的人生理想都寄托给黛玉了……《红楼梦》未完成，很多人视为憾恨，可是巴赫金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我非常赞同，即艺术有一种‘未完成性，所以《红楼梦》未完成，未必是坏事。”

“《西游记》里，孙悟空的乌托邦理想国其实并不在西天的灵山，而在最初的花果山。紧箍咒的存在，意即毫无束缚的自由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要去取得真经，要‘成佛，需要‘紧箍咒的限制。”先生对中国四大名著，爱一半，恨一半。每一次交谈，先生几乎随口就提及《红楼梦》与《西游记》，而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颇多批评不满，一再扼腕：“艺术成就是好，可是这样渲染暴力杀人、权术权谋，大有问题。”先生斜倚在沙发的一隅，精神奕奕地讲着，我捧着奶奶泡的福建大红袍茶水，常常一坐便是一两个钟头。

去秋，先生开了一门课，讲文学的“慧悟”，接续三年前讲的“文学常识”。每逢周二清晨，通往教室的陡坡路上，缓缓走着一老一小，一路谈文学，聊琐事，路旁遍植青木，生机凛然，从盛夏一直绿到深秋，亘古不移似的，唯一有一点不同的是，相比三年前，先生的步子缓了些。先生说，在美国的居所他与李泽厚先生住邻居，常一起散步，“偶尔，我问他一个问题，他一句话就能‘点破关键，对我深有启发”。讲到这里，先生突然停住，笑容荡漾开来，眼睛都笑弯，像得了奇珍异宝的小孩。停顿几秒，又加一句：“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两人一路无话，就那样走着。”

而在接先生去课堂的路上，他对我讲过太多话了。先生在前面一步步踱着，时不时地停下揩揩额上的汗滴，笑说：“我呀，最怕热了。香港这么湿热的气候，真要命！”

我笑答：“所以您向往俄国。”

“对啊。如果是在古代被发配，我希望被驱逐到西伯利亚。”

我怀着私心，要继续听先生的警句和故事，那比理论更吸引我：“木心说，知名度来自误解。先生觉得如何？”

“我是知名度来自‘误批。”

这一句被我激将出来的对答，真是妙极，我不禁叫绝。然而戏言归戏言，先生自陈，去国二十多年，自己的进步很大，可反倒没有什么评论的声音表陈他的进步——是的，我不会因此觉得先生骄傲，善于自省的艺术家、思想家，最先敏感到的一定是自我的进或退——没有声音的寂寞，大约比被误解的寂寞更可怖吧？可是，这是文学世界的损失，不是先生的损失。有时候，读一本书的代价是，怀疑自己过去的认知；有时候，懂一颗心的代价是，将其他人的集体追求、时代潮向判定为错。

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写检查、流眼泪的能手。”只这一句，也许还不足为奇，历史是無影无形的“剪刀手”，剪切着一辈人的回忆，重塑着其精神风貌，可先生还轻轻地加了一句，他郑重地告诉我：“无怨，无愤，是写文章的大境界。”我好奇的是，那个徐徐讲述着中国当代历史最惨痛一页、亲身经历过知识分子“绝望的深渊”的先生，如何可以将自己当作“他者”，以全然静默甚至幽默的语调，向我透露其记忆的留存？先生说，饥饿记忆对于他们那一辈人是很深刻的，可是话头一转，他语调和缓甚至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可他极会抓鳝鱼，从小生在河边，早就是抓鳝鱼、吃鳝鱼的老手了，所以艰苦年代亦有一点生之乐趣……说罢，先生朗声笑起来，我听着，忽然从那个一味正红、鲜红、深红的时代印象里跳脱出来，彷佛听到了小河汤汤的流水声。

荒唐的历史岁月，不懂得珍惜一个清白的灵魂，但先生知道，任它戏台上唱着怎样荒腔走板的戏，自己始终都应缄默——我不应！先生一次次对我说：要有“藏书”、“焚书”的气魄，不受这个风潮的操控，也不受出版发行的胁迫。可怎么才能做到呢，我没有追问，先生也没有继续说。是这样的吧，真正的艺术家爱惜自己的羽毛甚于爱惜世俗的声名——这样的艺术“洁癖”，将令一个创作者受益终生。

而对于治学，先生告诫我：“要有‘写史的观念与雄心！”他提议我写一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我想，先生该不会天真到相信我此刻就有驾驭这样一部煌煌巨著的能力，他也许是看穿了我的怯懦与短视，鼓励我、提醒我想做一个好的学人，首先要有勇气和决心。

前段时间，一大早到了先生家，进门看见写满毛笔题字的生宣纸铺了满地。先生笑着说：“一边写字，一边等你。这一张，给你。”我难掩兴奋地接过来，长长的一张，飞扬的四字：“南飞诗人。”我大喜，继而又害怕。先生看透我的野心，却也高估了我的才华，看到先生灼灼的期许的目光，我一阵紧张。害怕什么？害怕做不到高瞻远瞩，辜负先生一番教诲。我还记得，先生坐在背对着落地窗的黑色沙发上，窗外就是湛蓝的海，他检查着我整理的稿件，突然停顿了一下说：“修辞的修为够了，你要重视思想。读书、写作要读、要写有思想性的文章，不然，伟大不起来……”古代希腊的小少年们，都有一个智慧老人在引路，我没想到，我也有这种远古的福泽。先生是那个西方寓言故事里的“花衣吹笛人”，他说几句，就常常带走我的思维思绪。

先生送我一本《吾师与吾友》，夜里读罢，伏案而泣。良久，抬头，窗台的月光有一点朦胧的蓝色在里面，屋子里是黑的，桌上的台灯是乳黄色的光。天地悠悠，人生难料，然而总有人是命运这个顽童的知音，配得上几十载的漂泊与苦难折磨，依然谦和，依然尊严。带根的流浪人，漂泊可以成为终生奉行的美学，但丁、昆德拉皆是如此，先生亦如是。

“这十几年，我对世界常常抱着感激之情，原因正是心中老是闪着一些温馨友好的名字，从女娲、精卫到曹雪芹，从荷马到托尔斯泰，从聂绀弩到范用，从东方的朋友到西方的朋友，每一个闪着阳光的名字都在对我说：不要对世界失去信赖，也不要对故国故土失去信赖。”读到这句话，掩卷微笑。最美的心最深的情，在晦暗的夜里也是会发光的，照见另外的人生，照亮一点前方的路。

木心曾在缅怀他的老师林风眠时写道：“一个艺术家，与历史上的艺术家的情谊是单向的，艺术在，人已不在。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的情谊可以由单向转为双方，赏其作品，慕其为人，近之，晤之，受启迪得教诲，饮其玄奥，效其风范。”此句恰可以表达我的内心隐衷：如果没有遇到再复先生，我不会是现在的我。

那日，在上课的路上，先生走在我前面。得知我那时因气候原因和水土不服生病，先生在电梯的高处回过头来，微笑说：“人生九九八十一难，都要克服，有朝一日，才能到灵山。”先生说完扭转回头，缓缓在前面继续走，我望着先生的背影，几乎落下泪来。

一个学期的时间如此短暂，走之前先生对我说他年纪大了，以后恐怕也不能再像这样来香港讲一学期的课。我不愿时刻提醒自己时间的紧迫，不愿去想先生回美国后我将再次感到的虚空。好在，先生告诫我的话，是没有时间性的，我们这些文学世界的雏鸟，唯有以对文学艺术终生的虔诚，报答艺术与前辈们的教养之恩：“艺术家可以拥抱时代，也可以冷观时代，更可以克服时代。我们要追求超越时代的后世知音，追求文学‘永恒的品质。这一点上，我绝不妥协。”

还有起始的那一句：“文学，是天才的个案。大器，从来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