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鼻涕效应

古远清

《出师表》是诸葛亮出师伐魏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文中言辞恳切，有云：“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意思是说：“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可有人在网上恶搞说：“你的鼻涕为何像长江那样长，以至长得连话都说不来了？”这个恶搞，建立在望文生义的基础上。在古汉语中，“洟”和“泗”才是指鼻涕，而“涕”专指眼泪，故无论是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临表涕零”，他们都不流鼻涕而只流眼泪。至于杜甫的《登岳阳楼》中“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则有鼻涕（“泗”）在里面，同时也有眼泪（“涕”），真可谓双“管”齐下了。

现在是只出文化明星而不出文化大师的时代。如有一位文化名人读书不求甚解，竟将“致仕”解释为做官，其实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是退休的意思。官员辞职归家，起于周代，汉以后形成一种制度，一般到古稀之年就得“致仕”或曰“休致”，身体不佳则可提前。《尚书大传·略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為父师，士为少师。”《宋史·欧阳修传》：“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均可佐证。可那位名人不认错，说他用的是现代汉语而非古文，后来他又用这种“现代汉语”把自己赠条幅给一位河北读者称之为“见赠”，这又搞反了，因为在古汉语中，“见赠”是指别人赠送给我而非我赠给别人。正如清人孔尚任在《桃花扇·骂筵》有云：“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

写现代文章，一定要有文言功底。无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就容易出洋相。至于为了求新求异求怪，以西方文论“绑架”中国古典文学，也会成为学界一大笑柄。台湾地区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颜元叔，他留洋归来后出任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和创办《中外文学》杂志，雄心勃勃力倡用西方文论解释古诗。王融的乐府诗“自君之出矣”，本是以女性口吻抒发情爱心理，在悲伤痛苦中含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金炉香不燃；思君如明烛”，花样翻新的颜元叔却认为“金炉”、“明烛”有明显的性影射，那“明烛”分明在象征男性生殖器，而形状颇似女人下体的“金炉”，亦可视为女性象征。这种解释诚然新鲜，也可说是自成一家之言，但这更多的是出于颜氏的再创作，这有如把“涕下”解释为流鼻涕一样，与作品本意相去甚远。

1995年我首次访台时，终于在台湾地区最高学府见到了这位“身大、学大、略大、财大”的颜元叔。他身材魁梧，威仪辐射，浓眉大脸，才气横溢，为人霸气，稿费赚得多，文章也写得凶悍。他的论敌夏志清为此写有《劝学篇》，劝颜氏多学习少胡说，可他油盐不进，对自己的“误读”而非“悟读”乐此不疲，在分析唐朝人李益《江南曲》的“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儿”的“信”时，他又再次发挥他非凡的想象力，认为“信”系“性”的谐音；前面写的“嫁得瞿塘贾”之“贾”，发音为“鼓”，有大腹便便的况味。颜元叔诠释唐诗只知道用“新批评”方法，而完全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唐朝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他甚至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一些习惯用语。就是评当代台湾诗作，他也较难带进台湾的历史经验来做注释之言。他玩弄的某些望文生义的“新批评”，在许多时候是一种欠缺而不是真正的学理性选择。

本来诗无达诂，但这不等于可以把“涕下”解释为流鼻涕。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家喻户晓的，可有“性瘾”的颜元叔认为这里的“蜡炬”系男性的阳器。理由是：在西洋文学中，蜡烛是一种常用的男性象征。可他忘了老祖宗即中国古典文学并无男性象征之类的说法，“蜡炬成灰泪始干”只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休无尽，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至于李益的诗，只是写夫婿无信而潮水有信，早知如此，当年应当嫁给弄潮之人——“弄潮儿”至少会随着有信的潮水按时到来，不至于“朝朝误妾期”啊！这是思妇也是怨妇对男方有如春蚕吐丝到死方休的眷恋。既然如此，怎能跨越时空，让东方的唐代人李商隐与西方的现代人弗洛伊德“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颜元叔是一位不平衡的人，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批评方法上从过去忽视“作品本体”到完全强调“本体”自身，丝毫不考虑社会历史背景或作者生平、创作初衷，这样的“自圆其说”，其科学性要打个大问号。他对“新批评”的大胆移植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的确有不周全之处。特别是到了后来，“新批评”在台湾文坛已算不得舶来品中最具魅力的流派，他的文章从此不像过去“兵雄马壮，字字铿锵”，其本人也不再成为当代文学论坛中心的人物。使人难于原谅的是，在1977年12月他发表的《析杜甫的〈咏明妃〉》文章中，将杜甫诗“荆门”误为“金门”，“朔漠”误为“索漠”，这两处硬伤遭到徐复观、叶嘉莹等大家的抨击。粗枝大叶的颜元叔难得作出公开道歉，但有些人还是不原谅这位不可一世的评论家，提醒解诗切忌望文生义地发挥诸葛亮的鼻涕效应。有人还穷追不舍，要“调查颜元叔配不配当大学教授”，另方面媒体还将颜元叔的失误当丑闻报道，迫得颜氏“独怆然而涕下”，从此离开文坛的漩涡中心而回归本行，埋头为两岸的中国人写他的传世之作《英国文学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