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财的日本人

刘新宇

日本人，不理财。

初次听说这事儿，是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欢迎午餐会上，按照在国内闲聊的套路，我向日本朋友问起他们是不是也做P2P？

翻译刘小姐费了半天劲解释了什么叫P2P，两位同席的基金会领导随即回复：NO、NO、NO，我们不但不P2P，不上网理财，不上网炒股，也没有某某宝、某某通，甚至不上银行买基金国债，至于倒腾古玩字画、黄金汇率、房产楼花那就更甭提了，总之一句话，我们视理财如无物……

啊？！——我停箸不食。

我告诉他们，在中国，不要说像他们这样年富力强的，上至八十祖母，下到黄口小儿，用手机买个基金早已成燎原之势，这种信息化时代的理财早就超越了金融范畴，外延到社交领域，已然成为加深社会连接的重要纽带。

此外，我还语重心长地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无私相告，让这句点醒千千万万国人欲望的八字箴言跨海东渐——看着他们在翻译小姐的帮助下，终于把前后两个“理”的意思融会贯通之后，我心里顿时涌起一番对汉字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式财商的自豪之情。哪知道，他们并没有做恍然大悟状，更没有立时追问如何才能让真金白银“理”上自己，从而日进斗金，大富大贵，反倒淡然回复：这个，刘桑，在日本人心里，理财跟赌博差不多，都属于投机……

听了这话，我不禁暗叹一声，默默端起面前的清酒，一饮而尽，浇熄了我胸中本欲传授中国版致富经的块垒。

后来知道，在日本，说起理财，差不多是个贬义词。绝大部分日本人理财只有两个套路，一个是存银行吃利息，利息是——基本没有（反正多年来他们也不通货膨胀，时不时还紧缩一下子，所以也不像中国人会琢磨负利率这事儿）；第二个是买房，但跟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买房不是坐等升值（因为房价差不多一直在降），而是瞄着租金，大概一年是五六个点——跟买基金差不多（还没扣还贷、房产税和物业费），其余的理财，日本老百姓基本都是敬鬼神而遠之。

但是，发财是人性，难道日本人都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么？

当然不是，要说明其中缘由，还得从二十多年前讲起——

当中国人开始改革开放时，日本人已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从朝鲜战争带给日本的好运开始，经历过战后复苏，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19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跟中国的高速增长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同的是，日本人爱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爱喊“一亿总中流”——他们一共1.2亿人口，1亿都是中产阶级，直接搞成了共同富裕。城市化率从战后30%一跃到90%，农民妥妥地进城变成了市民——因为没有户籍这东西，同时城里的政客要讨好农民，因为他们是选举时最大的“票仓”，所以对待这些进城务工人员都是鞠躬欢迎，从不敢搞什么孩子没学籍、限制买房买车之类的小动作——奇怪的是，这种“不作为”好像也没造成什么收拾不了的局面，反倒真正实现了迄今为止最高效的现代化进程。

在1980年代，日本正经历他们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普通家庭还是富豪老板，无论是大财阀还是小企业，整个社会都觉得日本前途和钱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工人工资增加，企业利润上扬，即便1985年被美国按住牛头签了阴险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在一年间大涨一倍，造成的出口危机反而因为国际购买力的增加，使得普通日本人成了在全球能够“买买买”的扫货侠，随之而来的站在世界之巅的喜悦，幻化为万丈豪情，又内化为对于本土股市和楼市的狂热，从东京开始席卷全国的炒房热成为每个日本家庭的必修课。

根据当时的媒体记载，日本沉浸在一个“地价不倒”的神话中。当时东京地铁山手线（大概相当于北京2号线吧）内的土地价值已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出租给美国人住”——这个著名的调侃意味深长：在日本民众心中，即便领土上仍然驻扎着美国占领军，但二战带来的战败屈辱，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解构。于是，经济景气+金融宽松+民族自豪，三驾马车合流。银座、新宿这样的地方成为全民销金窟，夜夜笙歌，卡拉永远OK，当时凌晨喝多的人要想打到车回家，据说的哥要加价到100万才肯搭理。

1989年的银行利率为2.59%，日本央行在一年时间里将之提升到6%，同时紧缩银根。这是政府“扑灭泡沫”政策的真操实练。而这种带有日式决绝的、已然超越了“休克疗法”的“切腹式”狠招，很快见效——1991年大量呆坏账拖死了诸多银行，倒闭潮滚滚红尘，那些杠杆加得太高的炒家接连倒下，股市同步崩溃——日经指数从最高时的4万跌倒1万，迄今未归……

老人们回忆起那些日子，真是不堪回首，于是，这段先甜后苦的痴恋化为四个大字，刺在了日本民族的背后——“不能投机！”

这四个字，因为过于惨痛，在漫长岁月中，不但蚀刻渐深，而且洇出边界——不要说炒股炒房，就算低风险投资，比如之上说的理财等等，都殃及池鱼，成为百姓避之不及的条件反射——总之，二十多年前的楼市一崩，不仅刺破了经济泡沫，某种程度上也好像刺破了日本自信，整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出现了拐点，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也从高歌猛进转轨成为一个“风险厌恶型”社会。

这种风险厌恶不仅仅影响着理财，恐怕也影响着日本的未来。在东京的这些日子里，我经常听人向我描述当下日本年轻一代的状况——本该朝气蓬勃、敢想敢干、肆意妄为、气吞宇宙的年纪，非但不像中国的同龄人一样激情创业、留学（中国青年的问题是过于激情），就连“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欲望也淡得很，主要不是因为钱，而是——多麻烦啊、不会外语啊（日本人外语确实不好）、日本多好，又干净、又安全，干嘛要费那个劲？

安全、安静、安之若素，这一代年轻人被称为“草食系”，相比于泡沫经济时期那代青年人，一位名为近藤大介的日本作家这样评价：“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怎样让自己的财富倍增，也不会有诸如以后自己开公司，将来上市的庞大野心。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维持目前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少得可怜的存款；他们不会打破成规，不会轻易失败，当然也不会取得巨大成功。”

日本人自己其实早就看出来这种风险厌恶引发的社会动能退化。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感叹，日本两次“有劲”的时代一个是明治维新后，一个是二战结束后，现在日本的许多大企业、伟人几乎都是从那两个断代中产生。而现在这种畏惧风险、不愿出头的氛围，多多少少跟二十多年前那个泡沫的破灭不无相关……

我们习惯于把中日做某种比较——相隔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隔30年的房产狂热，之后呢，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30年的幽灵在不远处徘徊？

我们总说“前车之鉴”，有时候想，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一辆探路的开道车，我只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了他们已付出的代价——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经济上“失去的20年”，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基因突变。

我们总说“预测未来”，有时候想，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像《解忧杂货铺》里那个可以穿越时空的牛奶箱，如果你真心诚意地想获得指点，那你就一定会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