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泰戈尔的译介评析

张慧

1917年8月，郭沫若从泰戈尔的英译本《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三部诗集选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并加解释，并写信给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求售，均遭到拒绝。但译介泰戈尔对他的早期文艺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初步尝试，既培养了他的翻译兴趣，又训练了他的翻译技巧、方法。从主体性、主体间性以及文学价值论的角度分析郭沫若对泰戈尔的译介动机，这次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译作未能发表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考察郭沫若留日期间的文艺思想，他早期的文学创作、翻译活动及翻译观的初步形成。

一、郭沫若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动机评析

郭沫若选择具有浪漫主义文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进行译介与他早期的文艺思想、生活经历、历史背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考察郭沫若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不得不对以上因素進行分析。然而，在这些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中译者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孙瑜的博士论文《<浮士德>汉译者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研究》肯定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为能动和具有最广交际面的主体地位。该文将译者的主体性定义为：“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个体在翻译这一动态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它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并使译者区别于其他译者。其基本特征是译者主体的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1]（P42）译者主体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方面。人们往往认为，泰尔戈之所以成为郭沫若所崇拜的第一个外国诗人，并最终导致他对泰戈尔的诗歌进行译介，原因之一是“由于日本的“泰戈尔热”的推动……在这种风气中，郭沫若阅读了大量的泰戈尔作品，心灵上产生共鸣。”[2]（14）姜铮在论文《<浮士德>翻译动机的美学—心理学阐释》中阐述了翻译动机问题，诠释了“期待视野”的概念，并用“期待视野”取代“共鸣说”，认为用共鸣说来解释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动机，是远为不够的。姜铮认为，“第一，共鸣说没有深入到动机的实质。共鸣是一种审美感受……审美感受的基本特点是无功利性，它不会直接成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的行为动机”，因此，“研究主体的动机，就必须研究主体的需要。”“第二，对于译者自述的翻译功机，需要进行一些分析”，因为译者在表述他的翻译意图时，“必然要受到当时时代的美学水准和批评标准的影响，而这些理论的标准未必就能概括当时创作实残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情况。”比如，郭沫若自述的对《浮士德》的共鸣，“主要是指思想感情共鸣……而没有包括作品的艺术形式……”而共鸣现象应该包括“欣赏主体对欣赏客体的所有层面（声音层面、文体层面、意象和隐喻层面、象征和神话层面等）的契合无间”，因为这些层面“无一不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情绪、意念等心理因素，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这件作品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第三，主体的行为动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到的动机和没有意识到的动机。”为此，姜铮借用了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概念对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各方面主体动因进行分析，即“郭沫若出于什么样的美学、心理学上的需要来从事这一项翻译活动的？或者是郭沫若“的翻译产品（译著）又满足了他怎样的美学、心理学以及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需要？”“‘期待视野是由欣赏者的先天条件、生活史、阅读史（艺术欣赏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一种思维定向和选择标准”，它是一种“先天结构”、“超主体结构”[3]（P80）。本文将在“期待视野”的概念的基础上，从先天条件、生活环境、内驱力、阅读史（审美刺激）等角度分析郭沫若翻译泰戈尔作品的动机：

（一）先天条件

郭沫若“大胆、天真和爱的激情使他总是不满足现实，他总是在追求新的东西，不断地更新自我、超越自我，所以他常常是一个新目标的领跑者。”同时，郭沫若性格中又有“无畏、好奇和创造的冲动，使他追求多方面发展自我，对许多事物、许多领域他都充满了尝试的兴趣……，所以他又是一个“球形”的建设者。”[4]（P87）“这些先天条件，在郭沫若的一生中变化甚微。”“特别是那种快捷的敏感性、坦诚的外向性、强劲的自控力、情绪的热烈……等性格特征，都具体地体现在他的一生之中，体现在他的职业选择、学术方向选择、政治方向选择、婚姻爱情选择、刊害选择、审美选择中。”[3]（P82）当然，也体现在他对泰戈尔的选择中。1915年，“泰戈尔热”由西东来，席卷日本。由于日本的“泰戈尔热”的推动，日本出现的“泰戈尔热”持续升温。1916年5月至9月，泰戈尔访问日本，受到各界人士热烈的欢迎。远在冈山的郭沫若虽然不曾聆听他的演讲和一瞻他的风采，但是从报刊上获知其内容，被泰戈尔此时发表的《从印度带去的使命》所吸引。郭沫若能与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被当时的泰戈尔热所感染，陶醉于泰戈尔的诗中，是与他的“追求新东西”的性格分不开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生活环境

从生活环境方面看首先是郭沫若的“异乡情结”。郭沫若留日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异国流浪生活所受的民族歧视及国内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和军阀混战，使郭沫若的情绪陷于苦闷、消沉之中。有时他独自一人躺在沙滩上，“观赏对岸从云端里探出头来的富士山，免不了由它的秀姿联想到峨眉山的倩影。”此外，这一时期的日本是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1912--1926年），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日本社会呈现出强盛的人文面貌。想到积贫积弱的中国，郭沫若好像“看到了日本陈兵祖国东大门的情景”，他的心中充满隐忧。[5]（P24）由此可见，“身处日本那样一种特殊环境的郭沫若矛盾重重的异乡情结应该是他第一个重要心结。”[6]（P58）其次是郭沫若的婚恋情结。旧式婚姻给郭沫若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既坑害了他自己也坑害了一个无辜的女性。安娜的出现“补置”了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郭沫若曾经把自己比作一条快要渴死了的小鱼，安娜到后，在安娜的泪渊中才得以复苏，得到爱情的喜悦。”安娜把他“从这疯狂的一步转救了的……”他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7]（P32）在感受爱情的甜蜜的同时，郭沫若又陷入了另一种郁闷与烦恼：安娜是一个日本士族的后裔和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因与郭沫若相爱被逐出家门，因此，郭沫若深感有愧于安娜。“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毁了！”郭沫若原来也想过“能永不结婚，常保PureLove底心境，最是理想的了。”但他没有做到，“他把自己儿子的出生一会儿看作‘我的罪孽的表现，一会儿又说那是‘纯洁无垢的天使的诞生，其矛盾心理显而易见。”[8]（P38-42）

可以看出，郭沫若挣脱旧式婚姻枷锁既背负了父母，又内疚于结发之妻；异国恋情又增加了他在情感和婚姻上的矛盾心理。这种复杂心结也是推动郭沫若接近泰戈尔的动因之一。

（三）生理内驱力（身体素质、疾病、性欲望）

石燕京在《郭沫若接受泰戈尔心因探微》一文揭示了一度令郭沫若焦虑、烦躁、沮丧、悲观、厌世……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讲，生理、病理与心理三者的问题是密切相连的，生理上的疾患病普遍伴随着心理的症结出现。身体的病痛和疾患让郭沫若被迫放弃医学，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内伤。从立志弃文学学医到弃医从文，郭沫若经历了一个痛苦、曲折的选择过程。”[6]（P59）

1913年，郭沫若走出乡关、走出国门，赴日学医，是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的，他说他这次“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他从日本寄回的家書信这样写到：“男现在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借报效国家”。留日十年是郭沫若最勤勉的一点时间，郭沫若发奋读书，努力去掌握这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大学毕业时他获得了医学士学位。他之所以放弃学医，原因之一是他十七岁在嘉定中学读书时患过伤寒，后遗症便是两耳重听，“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9]（P12）

（四）阅读史（审美刺激）

郭沫若幼年在家中私塾，发蒙时读《三字经》，后来读《诗品》、《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后又读《庄子》、《楚辞》、《文选》、《史记》等。对于中国古典美学，郭沫若更倾心于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美学。庄子主张主观精神绝对自由，张扬自我。随后郭沫若受袁枚《随园诗话》的影响，其崇尚自我，主张表现的思想进一步得到深化。同时郭沫若又“看重儒家美学对文艺社会功能的强调”。总之，他受“我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古典美学的影响，尤其是在庄子、屈原、李白、司空图、袁枚的陶冶下，郭沫若已经初步确立了艺术的根源在主观、文艺是作家的‘自我表现的思想。”[10]（P66-67）

1914年9月，郭沫若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时，从同住的一位亲戚那里第一次读到从《新月集》中选出来的泰戈尔的几首诗，立刻被诗歌清新、恬淡、隽永的风格与“平易径直”的“散文式”所吸引，那是与他以前所接触过的英文诗和讲究格律的中国古典诗词迥然不同的。“泰戈尔将深邃的哲理世界与天真稚嫩的童心和谐地融合，营造出了一个美妙纯净的童话世界。这样的小诗让郭沫若惊讶、新奇、叹赏之余，才知道原来诗是可以这么写的！”然而，郭沫若接受泰戈尔不仅仅停留在阅读层面，更重要的是他从泰戈尔的诗中领会到了内在韵律、音乐精神。除此之外，他从泰戈尔的精神世界里感悟到了生命的本真，身心荡漾着一种“恬静的悲调”，享受着“涅磐的快乐”。泰戈尔反对“一神教”，着力宣扬泛神论和人格平等的真理。正当郭沫若身处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婚姻的悲苦，探讨玄之又玄的人生意义问题而又最彷徨不定、最危险的时候，泰戈尔的泛神论使他进入了另一个思想天地，帮助他摆脱了精神危机。“他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11]（P271）他“拿来”泰戈尔式泛神论，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老子、庄子与王阳明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西方斯宾诺莎等人的泛神论思想并加以比较，构成了自己的泛神论思想。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郭沫若的游子身份、爱情与婚姻的纠葛、病痛疾患的困扰、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泰戈尔热”的熏染等因素决定了他接触泰戈尔作品时的思维定向和选择标准是：1.对祖国的热爱；2.对人类的热爱；3.对自然的热爱；4.对生活的美好情感和对神的信仰、对现实的苦闷失望；5.以及与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主调相适应的清新健康的独特艺术风格。

在这样的期待视野的作用下，郭沫若在阅读泰戈尔诗歌的时候，就会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调动自己的文学审美、想象和情感等因素，与文本对话，使自己的期待视野在与泰戈尔的诗歌相遇时产生共感，即视野的融合。作为欣赏主体，他必然要产生一种“这部作品所表达的一切正是他早就想表达的”、“主体与客体完全契合一致的审美高峰体验。”高峰体验过后，“这种感觉的美好记忆与主体的其他欲望、其他需要（诸如出名的需要、金钱的需要等）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冲动：既然对这部作品如此喜爱、如此熟悉、如此了解，何不把它翻译出米，公之于世！”[3]（P86）于是，翻译动机产生了。这个冲动至少包含着如下的一些需要：1.期待视野客观化的需要，即经过自己的再创作，把它翻译过来，它才可以成为自己的作品，这样，译者的期待视野就不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而有了一个客观载体。2.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对郭沫若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全部外语水平、文学素养、生活阅历以及对泰戈尔的理解等等都调动起来，以表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在艺术中追求自我超越的满足。

上面是从郭沫若的心理状态考察他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动机，当然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下文还有所交待。

二、《泰戈尔诗选》未能发表的原因评析

泰戈尔并没有长久占据郭沫若的心灵。从1917年秋天开始，郭沫若与泰戈尔的精神联络逐渐疏远甚至决裂了。直接的原因是他用汉英对照辑的《泰戈尔诗选》，寄到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料因泰戈尔当时在中国影响不大而吃了闭门羹。这件事深深刺激了郭沫若。他在《我的作诗经过》一文中说：“有一个时期我曾经从事翻译，尤其是泰戈尔的诗我选择了不少。在民国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没有钱，我便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更加以解释。写信向国内两大书店求售，但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固不用说，就是泰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碰了钉子。”[12]（P202）他在《沫若译诗集》小序里写道：“这些诗并不是都经过严格的选择，有的只是在偶然的机会被翻译了，也就被保存了下来。但也有相当经过严格的选择而没有被保存的，例如惠特曼的《草叶集》抄译，太戈尔诗选译便是。那些完全在原稿中便遗失了。”[13]（P364）

从上面的副文本可以读出，郭沫若对泰戈尔的译介，在翻译选材上是用了心思的，体现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但由于自己当时在文坛上尚未出名，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机构，以至于翻译产品没有销售的市场，即没有找到读者群，最终没有完成翻译的整体循环。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广义的翻译不仅包含译者的阅读和翻译、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还包括翻译选材及译本的出版发行、译本到达读者得到的反馈，继而可能的后期改译、重译、他人复译等，都可以纳入广义的翻译概念。《泰戈尔诗选》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翻译的主体间性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现象。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实践，是各种交际主体通过对话协商，共同营造和谐的主体间性，最终达到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达成规范的目的。翻译活动具有一种社会属性，译者个人的主体行为固然重要，但翻译行为中缺少了各主体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翻译也难以顺利实现。孙瑜将影响翻译的环境因素称作“操控主体”，包括“社会历史背景的促进或阻碍、其他机构和个人的赞助与提携等。”[1]（P86）翻译文学作品要想实现其潜在的文学价值，译者主体自然不能忽略“操控主体”的因素，必须与操控主体建立和谐的主体间性。

从文学的价值论角度看，文学接受中价值客体与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统一的，“接受主体的评价意向如果不能与文本的价值指向性沟通，文学作品的审美效应便无从发挥，作品所隐含的文学价值便无法得到实现。”受特定社会文化心理、时代精神、以及审美风尚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普遍认同意义的文学价值观念可以对读者的“评价意向产生规范性质的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文学阅读的接受”。[14]（P373）

上个世纪20年代前泰戈尔在中国“还不吃香”。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新文学前驱者注意的比较早。1915年10月15日发行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发表编者陈独秀译自泰戈尔获奖诗集《吉檀迦利》的《赞歌》4首。但“一则新文学的高潮尚待时日，二则当时新文学前驱者的目光主要放在西方，一时还没有给泰戈尔多大的关注。”“在1918年底以前，报刊上发表的泰戈尔作品译文寥寥可数……”[15]（P64）泰戈尔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就像郭沫若所说的“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即泰戈尔的诗并没有对当时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审美风尚产生影响，首先作为操控主体的“赞助人”——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当时普遍认同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发表《泰戈尔诗选》，让郭沫若吃了闭门羹。此外，译者主体与读者主体、操控主体也未通过协商而相互理解，没有满足交往的有效性要求，未能达成规范的目的。正如郭沫若所说，“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沫若认识了宗白华，他的诗作得到后者的赏识，自己的译作才得以顺利发表。

三、《泰戈尔诗选》产生的影响评析

《泰戈尔诗选》未能出版，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便无从谈起，但郭沫若輯《泰戈尔诗选》的活动本身对郭沫若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是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初步尝试，既培养了他的翻译兴趣，又训练了他的翻译技巧、方法；而且对他‘五四以后正式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和文学创作及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6]（P106）郭沫若从泰戈尔的诗中领会到了诗的内在韵律、音乐精神。“虽然后来他从屠格涅夫、波特莱儿、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中，对“内在律”有更深的理解，在《论节奏》等文章中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并在创作中加以实践，——《女神》中大部分诗不押韵，从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首创了自由体诗这一艺术形式，但不能忘记泰戈尔作品是他进行诗体大解放、实现诗歌形式大革新的原动力之一。”[2]（P16）

关于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对他后来从事翻译事业所产生的影响，郭沫若在《卷耳集》序中写道：“我译述的方法，不是纯粹逐字逐句的直译。我译得非常自由，我也不相信译诗定要限于直译。”“泰戈尔把他自己的诗从本加儿语译成英文，在他《园丁集》的短序上说过：‘这些译品不必是字字直译——原文有时被省略，有时有被义释处。他这种译法，我觉得是译诗的正宗。我几十首译诗，我承认是受了些《园丁集》的暗示。”郭沫若在《卷耳集》序中的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古诗今译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翻译中的译语表达方式，即怎样把变成了“化石”的“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吹嘘些生命进去”“把这木乃伊的死相苏活转来。”郭沫若认为“诗的翻译，假使只是如象对翻电报一样，定要一字一句的逐译，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逐字译了出来，而译文又要完全是诗，这除非是两种绝对相同的语言不行。两种绝对相同的语言是没有的，如果有时就无须乎翻译了。”“独于我们的译家定要直译，而又强人以必须直译，所得的结论当然是不能译了。”“诗不能译的话，当得是诗不能直译呀！”郭沫若反对诗歌翻译中的“直译”，实质上是反对逐字逐句的呆译、死译。为此他用费兹吉拉德英译的《鲁拜集》、德国檀默尔译李太白举例，“我们且看他的译文究竟是否针对，而他的译诗究竟是否成功”，“我们读了他的诗每不知道原诗的出处。”[17]（P685）在这里郭沫若是在强调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根据前文对主体性的定义，主体性包括目的性，它包括译者的翻译思想，他为某种翻译目的而做出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译者译诗的目的是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使“译诗是诗”，通过“通俗化的办法”让“读者受益”。[18]（P680）郭沫若译诗观“受了些《园丁集》的暗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郭沫若翻译的一首泰戈尔的诗歌略见一斑：

“What language is thine， o sea？”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

“What language is thy answer， o sky？”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

（Stray Bird by Tagore）

“哦，海，你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永远的疑问。”

“哦，太空，你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永远的沉静。”

（《迷途之鸟》，郭沫若译）

原诗中的“thine”“thy”都是古英语“thou”（你）的所有格，意思是“你的”。译者采用“通俗化”翻译策略，将它们译作“你”，而没有译作“汝（的）”之类的古汉语；原诗中的“o sea”“o sky”分别放在每句的末尾，为的是诗的第一行和第三行第一个单词押头韵“what”，译诗按汉语的表达习惯，把呼语提到了句首，同时收到了隔行押运的效果，即译诗第一行和第三行开头都押“哦”韵。原文中每行都有名词"language"，体现了英语多名词的特点，译文都译作了动词“说”，体现了汉语多动词的特点。原诗中的“sea”译为“海”，没有因照顾下文的“太空”而译作“大海”，目的是为了体现泰戈尔“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的特点，“海”前如果出现“大”，诗的意境就改变了，就会由“清淡”变得“浑厚”。舍弃了一个“大”字，虽然破坏了形式上的工整，造成第一行和第三行的字数不一致，但译者因意舍形，保留了原诗的意境，再现了泰戈尔诗歌特色。原诗具有神人合一、想象丰富、韵律自由的艺术特点，译者通过选词、造句及对译诗结构的精心安排再现了原诗的风貌，为他后来的“风韵译”的翻译观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泰戈尔诗选》未能使郭沫若深感不满。1918年他在福冈遇到同张资平，谈到自己“对中国文化生活颇为不满，”谈话中郭沫若说自己三年没有回国，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但是那时候他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认为那里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讀的翻译。”话中折射出他对国内出版机构不发表《泰戈尔诗选》的态度。也正是由于这种对国内文化生活的不满情绪，他同张资平决定“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19]（P37）这个决定促成了创造社于1921年7月在日本成立，同年9月，郁达夫发表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此后，创造社成员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为阵地，发表了许多优秀译作。从1922年到1929年，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翻译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涉及歌德、雪莱、泰戈尔、莎士比亚等著名文学家，在《创造》季刊上集中刊出“雪莱纪念号”，扩大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借助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的创办，创造社成员同文学研究会、胡适之等展开了翻译论战，于是，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郁达夫《杜莲格来》等译著面世了。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来讲，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胡适等人关于翻译的论争，“客观上对净化翻译环境、养成译者的伦理道德意识以及提高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等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进作用。”[20]（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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