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茶内功

蒋文龙+朱海洋

上千年来，在与西方世界的对话中，茶叶始终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今天，中国茶业如何顺应变化，走出规模和产量论英雄的历史，进而创造新供给、新增长，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在中国茶产业版图上，浙江的规模和产量无法与许多省份相提并论，但论质量和效益却名列前茅。以“十二五”以来的6年为例，浙江茶园总面积增长不到30万亩，但一产产值却增长了整整七成。

专家预判，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后工业化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出现巨大变化：服务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一切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设定都将被重构，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更加个性，也更注重符号世界的创建。

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如何构建茶叶生产与消费的引领能力？在这方面，浙江又能给予哪些启迪？

向“结构”要效益，而不是向规模要增长

浙江是茶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尤其在茶业综合竞争力方面，一直为人称道。但浙江茶叶种植面积其实并不大，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六年时间只增加了30万亩。

浙江资源比较匮乏，对扩大面积一直比较谨慎。改革开放后，取消统购统销，茶叶发展歧路彷徨。由于比较效益下降，生产规模一度下滑，出现抛荒、弃采，甚至改种。不断萎缩的茶产业，以及屡屡发生的卖茶难现象，让浙江陷入思考：依靠数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依靠产品的适销对路，才能真正提高效益。

浙江省农业厅茶叶首席专家罗列万告诉笔者，上世纪90年代以前，浙江提出“稳定面积，提高单产，提高品质，提高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