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从头，收拾旧山河”：1948东北纪实

云从龙

中国现代工业肇始于东北地区，自19世纪末期清政府逐渐允许对这块“龙兴之地”的移民与开发后，东北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的经济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无论是奉张军阀政府时期，还是日本侵略者殖民期间，东北工业一直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日据时期的1943年，东北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约占87%，钢材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又如内战结束时的1949年，全国铁路里程26857公里，东北占42%，煤产量占全国43%，发电量619745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炼铁、炼钢、轧钢设备年生产能力东北分别占全国的71%、91%和50%。从数据看，东北工业领先全国的绝对优势丝毫没有降低。

但真实情况却远远不似统计数据那样光鲜亮丽。事实上，在1946年以后，东北原有的工业格局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一度出现停滞与混乱。这主要是因为内战期间，东北长时间成为角力的主战场，工业基地屡遭战火，还有苏联的觊觎，时不时以各种手段迁运日据时代留下的精良设备和技术人员，再加上国民党游兵散勇、地方流民匪痞的肆意破坏，最终导致大部分工厂都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根本无法创造经济价值”。

此情此景，在当时一些重要人士留下的文献档案中有迹可循。《邵式平日记》便是其中之一。1947～1948年间，这位被中共党内高层领袖亲昵地称之为“邵大哥”的革命元老工作于东北地区，先后担任中共辽吉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中共嫩江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西满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东北财经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这期间，他曾多次大范围考察东北地区，亲睹东北地区令人忧心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工业方面停滞而混乱的颓势，让他甚为担忧。难得的是，这些真实经历，最后都被他饶有兴致地写进了个人日记，为日后人们研究东北工业历史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

1947年初，由于嫩江省委取消、西满分局扩大，邵式平被调至分局任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会”）副主任。从1947年上半年留下的几篇日记来看，解放区的经济问题十分严重，共产党队伍中非常缺乏专业的经济人才，以至于连一些基本的工作诸如财政预算等都无法开展。即使邵式平本人，也“承认在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对外贸易上，我只能是一个小学生，或者尚未入门”。但是，邵式平就任经委会副主任后，伴随工作的深入，他对经济问题做了较为透彻的思考。1947年6月27日，为配合前方军力补充，西满分局决定让邵式平前往讷河、嫩江一带协助征兵。7月初，征兵工作提前完成。7月6日，邵式平在嫩江参观了几处“经济机关”（工厂），在一个兵工厂里，他看到的情况是：

老干部太少，甚至没有，伪满职员成为实际的主人，离上级领导远，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从这一天开始到1948年12月，大约一年零五个月的日子里，邵式平深入东北各地各类工矿企业，进行了地毯式的调研，足迹南到大连、北至嫩江，几乎走遍了东北三省最主要的工业区。这是上级给予邵式平的一项政治任务，目的在于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做准备工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邵式平所及之处，都是东北最为重要的一些工矿企业，比如金矿、煤矿、铜矿、化工厂、钢铁厂等，这些企业几乎全部是在日本殖民期间建立起来的，随着战争的结束，遭遇洗劫和弃置。先是日本人在彻底放下武器前的大肆破坏，再是苏联接管东北后对一些工厂中机器的拆运。苏联人非常聪明，他们十分清楚日本殖民者留在东北的工业技术价值，所以在接管后便占取了一些重要工厂中的设备和技术，部分机器被运回苏联，工程图纸、研究成果以及尚未回国的日本技术人员都被运送至苏联。其三则是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国民党军队纪律之涣散、作风之恶劣，在东北民众看来与当地的“胡子”（土匪）并无区别，这样一支军队在接收光复区之后，不但未能保护工矿免遭破坏，反而参与了破坏，他们或者担心把“好东西”留给共产党，而直接将之捣毁，或者倒卖贵重金属，中饱私囊。其四则是当地民众及“胡子”的破坏。邵式平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提到，有些农民被解放后，开始由农村涌入城市，要么抢占工厂据为己有，私自变卖工厂财物，要么冲击城市富豪，干扰工商业秩序；在一些三不管的地方，则由“胡子”说了算，他们把持着一些贵金属厂矿，暗开赌场妓院，横行霸道。

尽管在共产党控制的广大地区有大量工矿企业，但由于上述四重因素的交叠干扰，导致这些企业大都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根本无法创造经济价值，有效地支援前方。对此，邵式平深感痛心，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他格外注意考察沿途所见工矿企业的实情，以备将来之用。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深入，视野的不断开阔，他开始意识到整顿和恢复东北工业基地的重要性。同时，原有的一些观念抑或偏见也逐渐得到了纠正。

“还没规定靠左还是靠右走”

1948年5月11日，邵式平由辽南到达大连。次日，从原山东大学校长李亚龙口中了解到一个叫大连中央研究所的科研单位，根据李亚龙的介绍，该所是“一般国家所没有的”，日伪时期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工业部署，全部是经由此院设计承办，“其房子、书籍、仪器，日本所花去经费，每年等于帝国大学的二倍”。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完全可以有效利用。唯一的问题是，目前这个机构由苏联管理，隶属于中长铁路。根据李亚龙的描述，苏联人对该所弃之不用，同时又不让共产党接手，后者多次与苏方商讨，要么被拒绝，要么便被索要高额租金。

邵式平听了这些汇报之后，立刻意识到这个研究所的重要性。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意首先把中央研究所搞到手，实在沒有办法，花点钱租也行。第二步就把日本技术人员弄去做研究员，发挥他们的技能。然后，再抽调一些研究员充实各地工作。

邵式平之所以能有这样坚定的态度，源于他近一年来考察工矿企业的所见所闻。在他看来，整个东北工业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缺位。受此影响，大量工厂被人为偷盗和破坏，无法恢复生产。更进一步观察，这种管理缺位似乎不仅仅是工业区的一个“现象”，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灶。在4月14日的日记中，邵式平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日他乘车去吉林哈达湾考察，回来的途中汽车时左时右，忐忑不定。他于是问司机，到底是该靠左走还是该靠右走，司机回答说：

日本鬼子时代规定靠左走，国民党时代规定靠右走，八路军来了还没规定靠左还是靠右走。

司机的一番话，逗笑了同车的人，唯独邵式平觉得“很有意思”。管窥之下，他一定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失序和当时新生政权的脆弱。4月21日，他在日记中总结了“吉林八日”的一些经验，认为要想维护好工厂秩序，必须从三点入手。一是将工人组织起来维护工厂；二是要意识到工业的不可分割性，反对各自为政；三是坚决革除瓜分工厂的思想。对最后一点，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在保护工厂的口号下，实行瓜分办法，就像有的人说，乡下人捡“洋落”，见者有份。这种思想，大概也反映在对新占区工厂、矿山等问题的处理上，没有全面的统一计划，没有长远的打算，更不服从统一计划。对新收复的工厂、矿山，以为暂时无主，就可“先到为君”“占山为王”，占起来再说，工厂矿山今后如何生产，一概都不管。这是很错误的思想。如不改变，不制止，不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断言，工厂、矿山等再收归国家来恢复生产，费劲就更大了，几乎等于重建。问题是，我们自己有的同志却说，这是群众性的问题，思想尚未打通。我不是这样看，这是我们的工作问题。

5月15日，邵式平见到了大连中央研究所原副所长——日本人丸泽，在他的带领下，邵式平一行参观了研究所的各个试验室。丸泽告诉他，这些试验室每一个都能组织一个小工厂，但目前被苏方弃置不理，所里的日本技术人员得不到津贴，又无事可做，无奈之下只好酝酿回国。邵式平知悉这些情况后，更加坚定了收回研究所的决心。他认为，目前的处境尴尬，则“该院殊为危险，技术人员亦将利用不上，流走了。不立即改变现状，我们不把它接过来，将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三天之后，他瞅准一个机会，与韩光、伍修权、李一氓、张有堂等同僚讨论了如何接收大连中央研究所的事情。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请求东北局同苏方交涉，让后者将研究所转给共产党管理，并当即起草了电报。

5月22日，李亚龙安排邵式平与阿部、六所、根峰等几个日本技术人员一起用餐，饭间，阿部直言不讳地向邵式平阐述了东北发展现代工业的主张：

不懂花果树的人，只知道花好看，果好吃，但对于花果树干及根他是不注意的。今天东北工业在他看来也是这样。接着他提出，花果树的树干就是煤、铁、钢及三酸，树根就是研究机关及技术人员的培养。

或许是阿部的言辞激烈了一些，导致邵式平一边认同其观点，一边又认为阿部那样说带有一定的目的，属于强词夺理。因为阿部历来主张发展鞍山以北的工业，但屡屡得不到日本方面的认同，现今有了机会，他当然要坚持观点。

第二天，邵式平即将离开大连去营口，为了确保研究所能在他走之后真正回到共产党手中，他与韩光等人约定，如果能将研究所收回来，请务必写信告知。到了6月5日，在他返回安东途中，从何长工处了解到接收问题已经解决。至此，邵式平终于松了一口气。

寒冬已过，阳春未至

接收大连中央研究所，是邵式平在这一年多的工矿考察中办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这与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密切相關。综观他这一年来参观和访问的各类工矿企业，不是生产停滞就是残破不堪，或者被“占山为王”、被“资本主义思想瓜分”，类似大连中央研究所这样保存完整的单位极为少见。

相比大连中央研究所，其它工矿企业留给邵式平的印象是异常恶劣的。1948年12月1日，他在沈阳参观一个兵工厂，根据介绍，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兵工厂，仅各种机床就有7000台，但较好的一些设备却都被苏联人搬走了。12月10日，在本溪，邵式平一口气参观了11家工厂，最后，他不无痛惜地写道：

所有各厂都受到局部的损坏。有的是部分在工作，有的根本无法动手。不管已在工作或未开工者，都很脏，破烂到处是，没有收拾得有秩序。

这大概是一年多来各类企业留给他的一个总体印象，也是当时东北工业的真实图景。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各怀肚肠的政治势力，成了影响东北工业恢复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在1948年底，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开始向南方溃退，大局明朗，但对于这个历经了半个世纪烽火岁月而蹒跚成长起来的工业基地，春天还未到来。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