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文|张玮玮

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文|张玮玮

1985年，联合国将“青年”定义为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恭喜1993年出生的朋友，你们可以踏上养生的光明大道了。

联合国的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中国的古人。在古代，女孩15岁开始盘头待嫁；24岁叫“花信之年”，意思是24个花期的花开完，青春到此为止，姑娘你只能美到这儿了。我今年40岁，朋友里有一些同龄的未婚或离异的单身女性，我目睹了她们怎么让自己春去春又回，她们可不会认可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年轻人都是催熟的，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最好规规矩矩地升级。

一

俄语里有个称呼年轻人的词“OTPOK”，意思是没有话语权的人。我年轻时就很少说话，因为我知道，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我是在一个西北工业小城的家属院里长大的，集体大院里的辈分等级森严，见到比你大的就得叫哥，哪怕只大一岁。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最好的选择是闭嘴，按他们的话说是“嘴犟就是眼泪，动手就是残废”。所有人都热衷于欺负小孩儿，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小朋友们都盼着能快点长大，在早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能少受些欺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出家门就紧张，尽量溜墙根儿走。那时候看电视剧《济公传》，里面演济公有片树叶，往嘴里一含人就隐形了。于是，我尝遍了路边的“百草”。

家属院里的孩子都没有什么理想，读完中学去工厂接父母的班是天经地义的。我看着家属院里三四十岁的人，想着自己将来或许就是他们这个样子—每天在国有工厂里坐吃山空，把一个人的事情分给十个人做，这样大家就可以喝茶、打牌、领工资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深谙国有工厂的生存法则，谁也不会多做什么，谁也不想改变什么，就这么直到天荒地老。他们不可能听年轻人说什么，年轻人是不懂事的，年轻人终究也是会变成他们的。我之后再也没见过像国有工厂里那么闲适的人群，他们嘴角挂着无所谓的微笑，迈着慵懒的步子，走向下岗失业的那一天。

庆幸的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打算让我进工厂 ，他是一名音乐教师，从小就逼着我学乐器。中学毕业后，我在他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师范院校的音乐系，学习器乐和音乐教育。但学校并没有让我觉得生活有什么改变，每样乐器背后都有如山的教程，所有的练习也还是继续催熟。老师关心的只有进度，谁也没打算从音乐里真的体会到什么。琴房里时刻都有人在刻苦练琴，大家都知道那些音符意味着什么—它们是考试的分数，更是求职的证书。世界还是那样，没有年轻人发言的余地，甚至没有发言的必要。

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学起了吉他的。那是我在学校里唯一的收获，因为在这个乐器上，没有人催我成长。吉他有种来自民间的平和，即使我当时只是个初学者，也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和弦抒发自己的情绪。每天舍友去上课或练琴，我就在空空的宿舍里弹吉他，那是我能找到的和音乐相处的最好方式。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世界好像也不是那个世界了。男女同学从窗口经过，风吹起一个塑料袋，树枝随风摇摆……曾经毫无意义的那些事物，似乎都在召唤我。

宿舍里唱美声的大哥语重心长地劝导我说：“你想想父母多么不容易，要好好学正经音乐，将来找份好工作报答他们。”我听着也觉得挺惭愧，可怎么办呢？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品德问题。我当时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未来，就是毕业后去黄河沿岸的乡村学校做一名教师，40岁的时候桃李满村庄，在河边捋着髯看着云，周围的孩子们唱的都是我教的歌。转眼毕业了，我才发现自己依旧是“OTPOK”，根本没有机会去河边教桃花李树唱歌。

家人给我安排了两条路：一是去博物馆当管理员，二是去某文工团当乐手。我想了一下，文工团和国有工厂也没有什么区别，去了还是坐吃山空。而博物馆，只能让我想到中山装和近视镜，以及坐在越来越厚的灰尘里的情景。家人觉得我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生怕我犯糊涂毁掉自己，每天四处求人，回到家再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在我打算扔硬币做个了断的时候，我的第十一根手指指向了别的地方。

二

那年春天的某日，兰州突然天降大雪，我恰巧在街边遇到了几个好久没见的朋友。于是，大家结伴去喝酒，席间，他们说第二天要去广州闯荡。天亮后我借着酒劲儿，借钱买了张硬座火车票，踏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到广州后，果然不出所料，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我们直接就掉到了生活的最底层。撑过濒临饿死的四个月后，我靠在地道里卖唱赚来的钱买了张火车票，踏上了开回西北的火车。上车前，我在广州火车站给家人打电话，眼含热泪地发誓：回去就找工作好好上班，成家立业，孝敬父母，回馈社会。

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我又趁着家人还没起床，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家人以为三个月后就会接到我从北京火车站打来的电话，可谁都没有想到，我这一去就是14年。

刚到北京时，我借住在一个朋友在郊区租的小平房里。朋友也是来自西北的音乐青年，我们俩每天一起练琴，一起望着北京市的地图，寻找打开这座都市的密码。朋友在北京有个表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有一天说要来村里看我们。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举止言谈令人肃然起敬。我跟朋友坐在院子里，像参加考试似的轮流给表哥唱了自己的歌。我唱完后他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也习惯了，反正从来都是这样，没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晚饭后我们送他去坐回学校的公交车，大路和村子之间隔着一大片麦田，我们穿行在麦田中。突然，他对我说：“玮玮，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纯洁的集体，待在里面好好唱歌，别的什么都不要做。”

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有效的鼓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并给它脑补了滤镜：黄昏，风吹过麦浪，泛起层层金光，剪影效果的三个人，一个瘦，两个更瘦。

很快我就在北京找到了更多和我一样，或者经历比我更坎坷的年轻人。那些长期被视为没出息、不务正业的“失足青年”，都挤在京郊破旧的小平房里，饥渴地更新着自己。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勇气，曾经那个遥远而陌生的新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可以在那里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自己。

到北京的第三年，我开始在独立乐队做乐手，并且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从那时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这些人，因为我非常确定自己找到了“纯洁的集体”。2002年，我同时在三个乐队做乐手，全部的生活就是和他们一起排练、演出。那时的乐队处境都很艰难，经常是一场演出下来，每个人只有几十块钱的演出费。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那么快乐过，每一天都完全投入地拥抱这个世界。我的生命，第一次走到了彻底的高潮。

三

2003年，SARS病毒降临中国，一时间，京城百业萧条，演出场所几乎全部关门停业，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勉强度日的乐队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没有演出机会，很多乐队只好解散，我所在的几支乐队也难逃此劫。乐队解散，朋友们纷纷离京，我像坐在一辆飞驰的梦幻之车上，突然被一个急刹车甩到了车外。之后的两年，孤独和无助像大雪一样掩埋了我，我开始变得焦虑，整夜失眠，脑子里像是有一台不停换频道的收音机。我躲在小平房里，白天完全不出门，晚上在沉睡中的北京城里四处游荡。每当昼夜交替时分，我都觉得自己像是死了一次。

那时“抑郁症”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不过好像没有这个词，人更能直面痛苦。没有人会送来“百忧解”，我只能靠自己把自己从黑暗里拉出来。2006年，穷困潦倒的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只好硬着头皮在一家唱片公司找了份工作。我在办公室找了个角落，然后用书把电脑垫得高高的，让谁都看不见我。每当有音乐人来公司，我就觉得羞愧无比，觉得自己是一个逃兵。可是人的适应能力很强，脸皮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薄，慢慢地，我和同事相处融洽了，电脑的高度也降了下来。就在我几乎要换上西装、拎起公文包的时候，我的第十一根手指又动了起来。那年秋天，我辞职了，组了一支自己的乐队，开始艰难地走上舞台，唱自己的歌，直到现在。

四

我到北京时21岁，离开时已经35岁了，去的时候一文不名，走的时候依旧两手空空。但北京就是我的人生大学，它给我的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我在那里经历了此生最美好和最痛苦的时光，它就是我的青年时代。那些美好会成为终生的营养，而痛苦也会成为验证自我的烙印。人在无处可藏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看到自己。当你靠自己走出低谷，那就是人生的凤凰涅槃。

今年，我整40岁，并没有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也没有达到先祖要求的四十不惑。放眼周围，和我同龄的朋友也没有几个真觉得自己走出了困惑。我知道，还在困惑是因为不满足，还对自己有要求。是不是“OTPOK”并不重要，因为被别人认可没有用，只有被自己认可才是真的。

我从登台演出至今，已有18个年头。令我奇怪的是，台下的观众永远是年轻人。有时我就想，当年的年轻人去哪里了？人终究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你现在把自己设定成什么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不要凑合，在一件事上凑合，在所有的事上都会凑合。

青年们，当心啊，你真的会成为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