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刘怡

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机动主义，到财政与军事抗敌准备的启动，再到各党各派摒弃前嫌、一致对外：国民政府抗战决策出台的艰难历程，正浓缩了中国近代史关于国家再建构的全部挑战和回应。

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两天，蒋介石在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当月17日，他对前来庐山的100多位社会名流做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

1935年元旦，南京新出版的《外交评论》杂志第3卷第11、12期合刊上出现了一篇奇特的万字长文，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作者署名为“国防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徐道邻”，即皖系军阀要人徐树铮的三公子。文章开篇即言：“我不是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据常识和事实，而做一种纯客观的真实事理的指陈，以供中日双方的反省。”然而略知内情者不免推断：曾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徐道邻，虽非政坛要角，在日益密切的中德军事、经济合作中却曾经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加上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颇有私交，所任职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也是蒋氏为复兴全国经济而专门成立的智囊机构，故这篇长文，或许代表了蒋介石本人的意图。嗅觉灵敏的日本媒体立即做出了反应：1935年4月1日，《中央公论》杂志专门邀请资深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和军事记者伊藤正德就徐氏的长文发表评论，极言“它代表着现在中华民国最高水准的舆论”。但两位论者同时也表示：“像徐氏这样的现实论者……忽视了‘满洲国存在的严峻现实，对政治外交的现实勉强进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