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将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肢解、蚕食作为排挤政敌以及“革新国政”的铺垫,再以逐步动员起来的国家机器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基础:日本陆军中“中国通”团体的崛起,正是上世纪30年代整个日本社会为焦虑、愤怒和野心彻底扭曲的缩影。而他们的得势,最终使这台单向度的扩张机器失去了被有效控制的任何可能。

1937年9月初,日军台湾守备队临时集结,准备开赴上海前线参战
对日本首都东京的大部分普通市民来说,昭和十一年(1936)的初春是在一片不确定性中到来的。自日俄战争结束起一直驻留本市的陆军第1师团在不久前被确认将调往满洲,换防和文书移交工作已在进行,大街上不时有披挂整齐的军官乘坐摩托车呼啸而过。冈田启介内阁在1月21日因为众议院最大党政友会的不信任提案而垮台,但在2月20日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政友会意外遭遇惨败,不受欢迎的首相还勉勉强强继续赖在永田町的官邸。对前一年刺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凶手相泽三郎中佐的军法会审已经经历了10次开庭,有两位陆军大将和一位海军大将被传唤到庭作证,牵涉的关联人员数量越来越多。2月23日清晨,东京遭遇了1883年以来第一次大雪,连下两天两夜。不止一个人产生了“昭和的变局即将开始”的预感。
2月26日凌晨,步兵第3联队的安藤辉三大尉、野中四郎大尉与步兵第1联队的香田清贞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10多位青年将校把1483名部下召集到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操场,向他们朗读了一份739个字的《蹶起趣意书》,宣称:由于天皇身边存在“破坏国体、未尽肱股之道”的“不义奸臣”,日本如今已经处在了万民涂炭、痛苦呻吟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