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华北危局中的外交官

徐菁菁

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长城一线失守。黄郛遵蒋介石之命担任北平政委会委员长，主持对日媾和。其媾和的结果是签署《塘沽停战协定》。该协定客观上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洞开了门户。反对者直斥黄郛为“卖国贼”、“亲日派”、软骨头。但他身故后，国民党政府两次给予其特别表彰，这在民国政坛人物中绝无仅有。褒词云：“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黄郛之困亦是“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之困。

再度出山

北平政委会委员长黄郛（1880～1936） ；

1936年8月，黄郛因肝癌住进上海宏思医院。夫人沈亦云回忆，黄郛辞世前，蒋介石到医院探病。他面告黄郛：“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屈，未曾枉做。”沈亦云“不知真个如此，抑系蒋先生对症下药慰情之语”。蒋走后，黄郛感慨：“果能如此，死且无憾。”同年12月6日，黄郛于上海寓所辞世，时年57岁。

1933年4月9日，在莫干山“隐居”的黄郛接连收到蒋介石的急电：“时局艰危至此，兄等有何卓见？”

1933年1月初，关东军占领山海关，2月下旬起接连展开热河及长城线的侵略作战。短短数月，日本占榆关（山海关）、陷热河、扰滦东，进窥平津，华北形势危于累卵。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分析时局：“平津之失与不失，只恃敌之来与不来。”南京国民政府认为，保全平津是当务之急。东北被日本强占后，华北的地位更加凸显。1933年，华北仅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分别占全国该项总收入的20%、20%和15%，三项税收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