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诗化经历

贾樟柯

适用主题：价值判断；自己的活法；被诗化的经历……

有一次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艺术家。年龄四十上下，个个长发须，动静极大，如入无人之境，颇有气场。

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他说话极像牧师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人名时决不带姓，如把陈凯歌叫“凯歌”，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四座肃然起敬。

他说：“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接下来他便开始谈“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是资本，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

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教育，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但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并不能讲年轻的一代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

西川有句诗：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带着这样一种独立的、现代的精神，我们去看《北京杂种》，就能體会到导演的愤怒与躁动，我们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疏离的现实感。而《巫山云雨》单调的平光和《邮差》中阴郁的影调，都表现着制作人的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