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你一面“照妖镜”之一：置身历史断崖的李鸿章（中）

山西 陈为人

借你一面“照妖镜”之一：置身历史断崖的李鸿章（中）

山西 陈为人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国人有称李鸿章为“中国的伊藤博文”，绝妙的是日人又称伊藤博文为“日本的李鸿章”。1885年签署《天津条约》时， 六十二岁的李鸿章和四十四岁的伊藤博文两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处决策中枢，都既有改革的冲动，也具有改革的魄力。可说是“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还曾萌生出“同文同种”的中日，应该联手对付西方的天真幻想。

然而，十年弹指一挥间，现在，两人作为交战敌对方坐在了谈判桌前。历史往往充满诡异的戏剧性。未曾开谈，两人先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

伊藤博文对十年前谈判时李鸿章的盛气凌人记忆犹新：“想中堂大人当年，何等威风，一言不合，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

李鸿章当然听出了伊藤博文话语中的揶揄嘲讽意味，心中涌起酸涩。十年前，李鸿章是以宗主国代表的身份，对试图分一杯羹的日本自然是居高临下底气十足；而眼下先后易位强弱逆转，濒临大兵压境而签订合约，败军之将何言勇？

伊藤博文一副胜利者口气志得意满：“十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俨然依旧，至今一无变更？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李鸿章唯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唯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

一番对话已然勾勒出了两人沧海桑田的心境。

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时，中日两国几乎还是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从某些方面而言，中国还处于领先地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开始的“明治维新”早了八年。

满清王朝“惊醒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在伊藤博文十二岁那年，日本遭遇了类似于中国鸦片战争的“黑船事件”。1853年，美军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的四艘军舰，来到日本首都东京的门户横须贺，意欲用坚船利炮逼迫日本人打开国门。与发生在十三年前的中国鸦片战争有所不同，美国舰队没有开炮，佩里认为这个弹丸小国实在禁不住他一击。他只是傲慢地给日本幕府下了一份国书：“你们可以选择战争，但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他甚至给幕府送去一面白旗，告诫他们要学会投降。美国人趾高气扬，孝明天皇乱了阵脚。江户城（现东京）顿时乱成一团，“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落后就要挨打”，终于，这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来日本人却把侵略者佩里当作一个恩人来纪念。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佩里，日本可能继续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夜朗自大。日本文明史学家加藤周一说：“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带来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几千年以来都是学习中国的，中国如同是日本的老师，中国意味着世界的中心，按照日本人的思维就是头部。学习了一千多年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都被打败了，那么对手应该是十分强大的。”

“黑船”事件在打开日本门户的同时，也等于是向日本敞开了西方的窗口。

19世纪80年代，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在东方崛起。伊藤博文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进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 在政府的带领下，天皇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起了燕尾服，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都被视作“上流生活”。当年日本有话流传：“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伊藤博文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将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以上论述参阅程万军著：《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伊藤博文原本十分精通儒学，他的姓名就来源自《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甚至他的治国名言就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由此可见华夏文化对其的影响。但他扬弃了拘泥僵化的儒家精神，在伊藤博文眼里，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力，变成为囿制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他信奉“弱肉强食”与血淋淋丛林法则配套的武士道精神。

1879年，伊藤博文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传统，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梁启超曾对比地评价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博文在西方寻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据记载，他不断读书研究，直至做了总理大臣后，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连外国的新闻杂志都期期必看。

就在清政府还陶醉在《天津条约》日本人的服软退缩之际，伊藤博文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富国强兵的体制改革。1885年12月，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开始起草宪法。通过考察，伊藤博文对德国宪法推崇备至，认为适合日本国情。1889年（明治二十三年）2月11日，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它是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钦定宪法，依次由天皇、臣民权利和义务、帝国议会、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司法、会计和补则七个章节组成，共七十六条。以条文明确了皇权与宪法的关系。伊藤博文积极推动立宪，在日本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在日本国议事堂大厅里，为纪念伊藤博文对日本现代化的贡献，树立起他的塑像供人瞻仰。此后伊藤博文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就是在他的任期内，日本发动了使中日关系发生大逆转的“甲午战争”。

从一名激进的“爱国愤青”到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明治宪法之父”， 伊藤博文完成了其人生由热血冲动到理性变革的化蛹为蝶。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话中所言“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正是对伊藤博文强力推行明治维新，使日本迅疾崛起之奇迹的感叹。

当偏处东瀛的日本“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际，大清帝国仍沉浸在“泱泱大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有言“细节决定成败”，从下面两个细节中即可看出，战争硝烟未起，大清帝国灰飞烟灭的败局已定。

1843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在国内几无反响，印数不过千册。1851年，日本海关在检查中国入境商船时，发现三本此书，如获至宝，连印十五版，极为畅销。1859年，价格已达首版三倍。1862年，日本维新派人士到上海，惊异发现从中国“淘”来的本国畅销书在中国早已绝版。魏源可能始料不及，这本旨在唤醒中国人开放意识的著作，唤醒的却是日本人，并因此给未来中国造成无尽的灾难。

一万元日币的头像，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伊藤博文，而是被称之为日本民族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一生倡导“学者雁奴论”。“雁奴”者就是当群雁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夜宿于江湖沙渚时，总要有一只雁终夜守护在一旁，警戒防御其他生物的袭击。这一现象有着“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意味。福泽谕吉就是呼吁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一只守护族类的“雁奴”。1875年，福泽谕吉将自己这些启蒙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还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

如果说福泽谕吉是启蒙思想家，那么伊藤博文就是铁腕实践者。两人作为日本的左膀右臂，支撑起日本帝国的大厦。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交战国的对手，当时的大清帝国对日本又有多少了解？直到戊戌变法之际，作为洋务派三杰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与福泽谕吉同名著作《劝学篇》，在“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认识上，张之洞开出的药方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仍停留在“器物”层面。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在热带雨林能生成椰子芭蕉，而在黄土高原，满山遍野生长的只能是玉米土豆红高粱。不仅是先天的种子遗传基因，更重要的是后天培植种子的土壤。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宪法之父”。一个是寻求制度的根本变革，另一个却还是在旧有的上层建筑上“小修小补”，观念思路的“差之丝毫”，成为此后道路选择的“失之千里”。

百孔千疮王朝的裱糊匠

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对话中，发这样一番哀叹：“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唯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此言一语道破了李鸿章对清政府统治现状的悲哀。

早在日本明治维新还未实质性推进之时，李鸿章就对中日两国政体做了比较。1878年他在写给驻英、法、德等国参赞黎庶昌的复信中，批评顽固守旧势力动辄把西方资本主义比拟为古代匈奴、回纥之虚妄，赞扬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善政”。他把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善政”，改善或调整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以期实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统一。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上，认为“抚绥之责在疆吏，而振奋之本在朝廷”（李鸿章：《复四品卿衔何子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14页）。

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早在光绪八年(1882)，肩负海军建设重任的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致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李鸿章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然而此时的清廷朝野，还沉浸于“中央帝国”的“黄粱美梦”之中，根本不把“蕞尔岛国”的日本放在眼里。这真是应了中国历史上“宋人诽楚”的典故。宋人经常在国内吹嘘本国如何比楚国强大，吹得久而久之，竟然自己也深信不疑。只到后来双方兵戎相见，一败涂地后才猛然醒悟。

李鸿章“世人皆醉我独醒”，以他对世界大势的了解，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以上论述，参阅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然而，李鸿章旨在振兴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却遭遇到清廷内部政治敌手以及几千年来陈规戒律的文化陋习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从李鸿章给朝廷的一系列奏折中，足可见其为推进洋务运动殚精竭虑一片忧国忧君之心。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1880年12月31日）李鸿章关于铁路的建造呈奏了《妥议铁路事宜折》：

伏思中国生民之初，九州万国自为风气，虽数百里之内，有隔阂不相通者，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法、美、俄、德诸大国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增铁路以善后……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

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

李鸿章“窃考铁路之兴”，总结出九条好处。就这样一件利弊如“秃头上虱子”般明摆的事情，却也遭致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理由说来更是令人哭笑不得。如有一道奏折说道：“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认为铁路一旦开通，等于是为外国侵略者提供了方便，列强一旦挑起战事，登岸后“迅疾可达京都”。还有奏折称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认为铁路的性质是逐利，违背了中国“谋道不谋利”、以“礼义”不以“利益”治国的原则。

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呈奏上《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等国均效而行之，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间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急，亦已迟速悬殊……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

李鸿章所请架设南北洋间电报线，无疑应该说是一件刻不容缓无须争议的事情，然而在当年，仍会遭到顽固派的一堆说辞。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奏折中认为，架设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帮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浸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电报电线初始引入中国之时，被称之为是“奇技淫巧”。在反对派的逻辑里，电线会变乱风俗，是背祖叛宗之举。把架设电线与“忠”“孝”挂钩，认为无异于忤逆背叛之举。

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却不断遭遇来自顽固派政治方面和清流派道德层面的责难和抵制，反对者对洋务派的各种举措，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光绪元年通政使于凌辱奏折，指责李鸿章“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第121页）。以至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学者吴汝伦说：“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吴汝伦尺牍》）

正当中国的现代海军事业刚刚起步之际，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更有一条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理由是，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果“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

在日方咄咄逼人烽烟已燃至家门口的紧急关口，救国救难的海军经费哪里去了？

雷颐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的《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一章中给出了答案：

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标志。

1886年，慈禧太后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替代奕訢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譞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却心生一念，找到了为慈禧太后修园的最佳理由，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昆明国，汉武帝为征伐昆明国，特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练水军……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

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有关官员自不敢有丝毫怠慢。如从外国购买、安装电灯多是李鸿章经办，而海军衙门当时还兼管铁路，所以李在1891年给海军衙门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页）

光绪十九年(1893)，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后来者居上，已经超过了北洋水师。李鸿章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

李鸿章力倡洋务运动无疑是领导了“风气之先”，然而他所要推行的变法内容却没有完全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而是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李鸿章：《答彭来廉书》，《李文公遗集》，卷5，第13页）

李鸿章在给一代大儒吴廷栋写的信中说：“鸿章少年，有志于学，不得已为事情所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先驱们，可说都是儒学熏陶出来的一批文人士大夫。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这种知识结构本身有着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弱点与局限。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也许不乏深刻的见解，但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就连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李鸿章曾借用《易经·系辞》上的两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此来概括和区别中学和西学，主张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做到“道器兼备”。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朝廷应该励精图治，冲破“文法拘束”，抓住“官”这个联系君与民的中间环节，着重整顿吏治，裁汰冗员，酌增廉俸，停止捐例，多用“以国事当家事”的“血性人”“整顿地方”，“县令得人，则一县受其益，郡守得人，则一郡受其益”（薛福成：《代李伯相复任方伯书》，《庸盒文别集》，卷3，第114页）。在这里，李鸿章所强调的依然是儒家传统治略的“人治”，而不是“法治”，为政在人，人存政举。

中国历代变革家的头脑里，除去“儒学精神”之外再无其他思想资源。试图以儒家思想推进变革的设想，必然是张果老坐下的毛驴，“南辕北辙”地拉着你走向相反的方向。

李鸿章在面临甲午战争惨败国人痛骂之际，曾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率先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了比较分析：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亦如梁启超所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李鸿章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物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一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甲午战争尚未打响，其实谁胜谁负已经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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