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布莱尔“外交新思维”

摘要：1997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当选为英国新一任首相，结束了英国保守党长达18的执政。布莱尔上台以后，对内，将“第三条道路”理论作为工党执政基本方针；对外，布莱尔提出外交新思维，也就是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和“新国际共同体主义”，试图重塑英国大国形象。布莱尔外交新思维的理论基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与工党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和布莱尔本人的基督教道德观息息相关。

关键词：英国 托尼·布莱尔；安东尼·吉登斯；外交新思维

前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全球化的到来，世界整体性和复杂性的增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倾向于务实和灵活。作为现代思想理论发源地之一的英国，更是希望在这种背景下，力图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来影响国际政治走向，以期达到重塑英国大国形象的目的[1]。

布莱尔政府上台后，英国在国际舞台显得十分活跃。早在1994年竞选工党领袖的时候，布莱尔就曾明确表示：“英国处在十字路口上，工党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挑战是为新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制定一种新的基本政治纲领。”[2]他所提出的一些外交新思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在这些外交新思维中，尤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他所提出“新干涉主义”和“新国际共同体主义”。笔者认为，布莱尔的“新干涉主义”和“新国际共同体”在西方国家争取国际主动方面，可以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因此，本文将就布莱尔这些外交新思维的内容，特点，理论来源为切入点，深入研究该外交政策。

一、布莱尔的外交新思维

英国是一个有着独特外交传统的国家。在近代历史的若干个时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英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孤立主义”到“均势主义”再到“现实主义”，务实的外交传统，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不难发现，这些利益的获得不简单是靠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而主要是以强大的实力作为依托。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受到极大冲击，英国开始沦为一个二等强国。冷战期间，两极格局的形成使英国受到美国的支配，并受到苏联的威胁。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消失，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由于没有了苏联的危险，英国的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但同时英国在国际外交中的特殊作用也大为削弱。冷战后初期，由于梅杰[3]所带领的保守党僵硬的外交作风，导致英国外交在上世纪90年代陷入严重的危机。因此，布莱尔上台以后，迫切寻求改变。

英国虽然无可争议地衰落了，但萦绕在英国人脑海里的大国情怀，还是促使着英国积极寻求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硬实力方面，英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因此英国更加追求在软实力上发挥作用与影响。英国希望以英语为桥梁，通过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感染力使英国成为世界的灯塔和21 世纪的楷模。事实上，自布莱尔上台以来，其推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4]已成为理论界的人们热议的话题，并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与影响，因此，在外交领域布莱尔也充满了激情与自信。

1999 年4 月22 日，布莱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题为“国际共同体主义”（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演讲。演讲中，布莱尔提出：“长期以来，不干涉主义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但不干涉主义原则必须在一些重要方面加以限定。国家主权并不及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的传播会增进我们的安全”[5]。“我們在对外政策方面所面临

的最紧迫的问题是，要为我们积极介入他国冲突提出正当的理由”。这段演讲正式宣告了“新干涉主义”（New interventionism）登上国际舞台，布莱尔也把“新干涉主义”视为“国际关系新的准则”。因为这场演说是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发表的，加上布莱尔在科索沃危机前后的积极表现。“新干涉主义”一经产生，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科索沃战争后，“新干涉主义”成为布莱尔外交的指导思想，“新干涉主义” 也成为布莱尔外交新思维最为集中和全面的体现。

从内容上看，“新干涉主义”的基本论点是“人权高于主权”，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等论点；其次，“新干涉主义”强调要“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宣扬“人道主义”、“民主与法治”是西方共同的价值观。“新干涉主义”的“新”体现在与“干涉主义”的对比上。“干涉主义”最早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干预。格老秀斯[6]在他的《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至于无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那么在此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行驶那被天然赋予的权利。”这被视为是对“干涉主义”的第一次权威性陈述[7]。布莱尔的“新干涉主义”既有对格劳秀斯思想的继承，又有基于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而做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和布莱尔本人的基督教道德观对布莱尔的“新干涉主义”理念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

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使得以安东尼·吉登斯[8]为代表的英国中左翼开始重新考量国际局势。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秩序，世界性国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性民主正在形成。因此，有必要建立全球统理结构。

吉登斯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的形态正在发生改变。虽然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但是今天的全球秩序已经突破了国家的层次。在其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吉登斯写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个新的角色定位。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因此，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9]”虽然民族—国家的作用依然重要，但是国家必须重新审视并变革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frontiers）。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他们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欧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但边界的弱化也同样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10]”因此，如何面对“边界”到“边疆”的变化，是民族—国家理应思考的事情。吉登斯认为，国家应当尊重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民族认同。如何建立这种民主认同，吉登斯也给出了思路。“民主国家的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应当停留在地区层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会为前提”[1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不仅认为主权的模糊是必要的，而且国家应该自信地接受对主权的限制。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一样，不能逃避国际社会的监督。因此，“新干涉主义”在理论上是与“第三条道路”有相通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人权比维护主权更为重要。endprint

在提出世界性民主之后，吉登斯进一步提出：既然出现了世界性的民主趋势，那么进行全球性的治理也是势在必得的。吉登斯指出：“全球化进程使权利从各个国家转移到了非政治化的全球领域。但是正向其他任何社会坏境一样—或者，由于其更大的普遍重要性而更有甚者—这一领域任然需要规则，即权利和义务的设置：‘哪里有社会，那里就应该有法律”[12]。

吉登斯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布莱尔，吉登斯也因此被布莱尔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布莱尔认为：“随着权利愈加分散，边界愈加模糊，所谓的全球一体化正在改变民族国家的本质，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13]因此有必要加强现有国际机构的权威性或以更具权威性的国际机构取而代之。

三、布莱尔的道德观

除了第二节提到的吉登斯思想对布莱尔的影响之外，基督教思想也对布莱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布莱尔的政治理念上。作为英国首相和工党党魁，布莱尔的个人理念对英国的内外政策都产生着重要影响。1998 年9 月《经济学家》杂志中曾提到这么一句话：“新工党在做什么，什么就是第三条道路”[14]。事实上，布莱尔新工党执政时期，英国政治，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打上了深深的布莱尔烙印。在自己的著作《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中，布莱尔提到：“我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15]。人生应该有目标——包含着责任感的道德目标。对这句话，布莱尔是这样理解的：“麦克马利的意思是人性内在的欲望，只能通过责任来实现。对于政治家，这个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它意味着你要看到你周围对变革的需要以及你要承担进行变革的责任。基督教信仰意味着你不能将自己与周围世界分离。”[16]因此，布莱尔认为，基于冷战结束全球化带来的大变革，英国应该做出积极的反应。接着在谈到宗教是非观的时候，布莱尔提出：“讨论‘罪孽将是一个在政治上日益重要的领域。我的意思不是个人道德意识上的，而是在当今世界中有一种拯救和重新建立价值观和共同行为标准的愿望。[17]”因此，布莱尔认为对于当今世界上存在的“罪孽”，我们有理由去讨论，并有理由去扫除“罪孽”。“那些通过道德审判的人必须首先检验他们自己的道德状况”[18]。

以上这些观点构成了布莱尔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布莱尔坚持基督教对于人类辨别能力的判断，因此他强调用基督教的道义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正如他所言“基督教对人类抱乐观而不是幼稚的态度。他能识别何为善事，知道行恶的能力。我相信为行善、避恶而生生不息是人类生存的目的。人类正是以此取得进步。”

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布莱尔的“外交新思维”是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趋势加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国际关系变化的产物。其次，它是英国工党执政基本方针“第三条道路”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延伸。是在野18年后重新上台执政的工党雄心勃勃，试图扭转英国在国际外交上的颓势，改善自身处境的一种努力。作为工党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为布莱尔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最后，笔者认为，作为英国首相和工党党魁，布莱尔的个人理念對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布莱尔的基督教道德观、价值观深深的融入到了其执政理念中。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干涉主义”和“新国际共同体主义”，为何也被称为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

参考文献：

[1]英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实力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沦为二流国家。

[2]【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9页。

[3]约翰·梅杰（John major），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士，于1990至1997年出任英国首相。

[4]兴起于上世纪中后期的一种社会思潮，一条既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安东尼·吉登斯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核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或革新，背景是全球化。

[5]布莱尔1999 年4 月22 日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讲话。

[6]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出生于荷兰，国际法学创始人，有“国际法之父”的美誉。代表作品：《战争与和平法》。

[7]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 年第11 期。

[8]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其在著作《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中率先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9]【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出版社，2000 年，第133 页。

[10]【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出版社，2000 年，第134 页。

[1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出版社，2000 年，第81 页。

[1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出版社，2000 年，第147 页。

[13]1999 年4 月22 日布莱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演讲。

[14]王振华、陈志瑞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18 页。

[15]【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75 页。

[16]【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73 页。

[17]【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74 页。

[18]【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75 页。

作者简介：周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世界史专业本科生，身份证号：4115021996032387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