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传统道家的新发展

钟 纯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550000）

魏晋时期传统道家的新发展

钟 纯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550000）

传统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魏晋玄学，在继承“老庄”思想上继续推进道家思想的发展。但是到了东晋后，一批士人对传统道家思想进行再创造，开出新的道家思想。魏晋名士不仅对道家思想进行解构，而且还把道家思想进行重构，一是“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继承传统道家的玄学理论，以何宴、王弼为代表；二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对传统道家的升华，以嵇康为代表；三是东晋张湛将儒释道“三教融合”对传统道家的再创造；四是葛洪的金丹学对传统道家的拓展。这四种路径是对传统道家思想创新型的转向。由于，在魏晋时期以本体论重新建构传统道家思想为人的精神安顿提供一种境界，他们以一种“新道家”信仰作为人的关怀。所以，厘清魏晋时期名士对传统道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道家思想；魏晋玄学；魏晋名士；新道家

最早的道家思想源于先秦时期的老子，他不仅作五千余字的《道德经》奠定了他道家鼻祖的地位，而且还开创了道家学派，与当时“显学”的儒学学派相提并论。据史料记载，孔子在创建儒家学派之前还向老子问过道。可见，老子思想在先秦时期影响之大。到战国时期，庄子以《齐物论》、《逍遥游》两本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道家思想。因此，后人常把道家思想称为“老庄思想”（传统道家思想）。在西汉，经学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因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下遏制了传统道家思想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谶纬之学的兴起，使得作为社会思想统治的工具，经学遭受了非议，其控制人民的思想逐渐走向了衰亡。在加上东汉末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巾起义，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好强混战，最终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此时，儒家的“名教”思想失去了发挥维护社会秩序的的功能，一些地主阶层和“志士”也失去了政治理想和抱负，从而转向了道家的“无为”消极入世情怀。尽管他们“志于道”，但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现实状况。或许，在战乱的社会背景下，志士思想转向“自然”、“无为”，可以说，他们也是曲线地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找到了《老子》、《庄子》、《易经》分别作注释，并组成“三玄”。因而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正始玄风，这既是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发展的高潮，同时也是儒学神化结果的必然结果。在魏晋时期，道家思想传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阮籍、嵇康、郭象、向秀、张湛、葛洪等等。从当代对道家思想的研究来看，魏晋玄学在道家思想中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许多学者在研究道家思想中，对魏晋玄学都用了比较大的篇幅。例如马良怀的《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研究》、王明的《道家与道家思想研究》、何建明的《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赵明的《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等等。因此，本文就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以时间的线索来论述传统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新发展。

一、“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继承传统道家的玄学理论

道家思想在正始玄学中的最主要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无为本”本体论理论体系的建立，二是“崇本举末”与“崇本息末”政治学说完整的构建。在何宴的思想学术中，“以无为本”的内容已经出现，并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但是真正使“以无为本”作为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而呈现于思想界，还是少年天才王弼的努力和贡献。可以说，王弼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这“以无为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对于“以无为本”的探讨和论述也就成了王弼学说的重点。

首先，在先秦道家思想里，把“无”作为它们思想的核心，经常与“道”互用。王弼的“贵无论”的思想来源于先秦道家，相对于先秦道家，他是既继承又发展。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王弼注道：“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反必于无也。”在《老子》那里，“无”主要是指宇宙和世界万物的起源，而在王弼的注释中，“无”则发展成为一切存在之物的高度抽象，即成为本体论。而相对于本体的“无”，那就是体用的“有”，这也就是老子所认为的“反者，道之动”，高是以低为根基，高贵是建立在卑贱的基础之上，有所发挥的作用是以无为根本。无论是高低、贵贱、有无，它们都是相辅相成，以一对矛盾体出现，但其对立面的终极本因归结于“无”。因此，王弼在注释老子思想时，自始自终没有离开“有生于无”这一根本，不管是万物生于有，还是以有为始，他们终将要回到“无”这个本体。

其次，在“以无为本”思想的基础上，王弼引进了“本”与“末”这一对概念。在《老子指略》中，王弼甚至将《老子》五千文的内容归纳为“崇本息末”，由此可见他对“本”与“末”这对概念的高度重视。

最后，王弼在运用老子的思想处理君臣关系上，也强调顺其自然，清静无为。传统道家认为，作为一个理想的君王，并非要像儒家所说的一样事必躬亲，奋发有为，而是要效仿“天道”，顺其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在这里，老子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盲目的去破坏，如果过分的干预自然规律，为所欲为，那么人类就会自食其果。因此，王弼注道：“自然足己，为则败也。”那么，要真正做到“无为而治”，统治者应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王弼认为，只要君王能够清静无为，任其自然，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社会才会安宁。

二、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对传统道家的升华

“名教与自然”一直是魏晋玄学的主体。所谓名教是指社会体制；所谓自然是指人性的自由。魏晋时期，明确将“名教”与“自然”作为一对范畴应用学术讨论中是嵇康的《释私论》中有“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他著作都不见其使用。应当说，“越名教而人自然”是当时的人们这各种讨论之后提出的玄学的主题。而魏晋玄学主要讨论是的“有无”、“才性”、“礼乐”、“养生”等，而其中的“圣人”问题就远远要高于其他问题讨论的频率。

尽管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个双重性格的社会阶层，既追求个性自由“自然”，又要维护社会体制“名教”，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作“礼玄双修”，但是总会有人来打破这双重的社会阶层，那就是后来的嵇康。由于魏晋士族社会有个发育的过程，玄学理论同样存在一个发展过程。与正始、竹林时期相比，郭象生活的西晋中后期，士族社会已基本发育成熟，政治经验表明：魏晋之际司马父子强大有为的专制政府，使士人的个性自由受到了重创，显然不能接受。近在目前西晋元康放达派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导致社会失控，也是不可取的。由于嵇康曾提出过“越名教而任自然”，如此一来“名教”和“自然”的问题就成了玄学主导，而元康期间出现了向秀和郭象对道家思想行的改造，在他们所著的《庄子注》都有所体现。到郭象就不同了，他不仅在前辈向秀的《庄子注》中，提炼出“玄冥”、“独有”“自生”关于“性分”的本体论哲学，而且充分地发展了道家思想在政治中的作为，将个人自由与政治自治相结合，把道家的“无为而治”以“崇有”的方式去阐述。可以说，从某种角度对道家思想进行了创新。

总而言之，在魏晋时期名士挣脱“名教”体制的枷锁，对老庄哲学的“无为”、“逍遥”进行了继承，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行，他们将老庄哲学解释为“自然”，回归到人性的极端，因而导致个人生活的糜烂、放纵。

三、东晋张湛将儒释道“三教融合”对传统道家的再创造

生活在东晋孝武帝时期的张湛，是魏晋玄的殿军人物。他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集毕生精力注释了一本颇有争议的《列子》，融儒、道、佛三家思想的一书，创建了一个完整的二元论思想体系。他对道家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正始通过注释《列子》而体现出来的。张湛所著的《列子注》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打破了传统的天人合一，无中生有的思维模式，建立了一个二元论的理论体系。《列子注》开篇即曰：

“夫细巨舛修，修短殊性，虽天地之大，群品之众，涉于有生之分，关于动静之域者，存亡变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虚凝一而不变者，非阴阳之所终始，四时之所迁革”。

在张湛看来，世界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一个是能够通过经验、感觉认知的有形之域；另一个则是超越经验、感觉和有形之界之外的纯形而上的太虚之域。二者各有自身的特性、规律，截然分离，又相辅相成，由此而显现出世界的二元结构。张湛创建的二元思想，将世界划分为太虚之域和有形之域的过程中，自觉地借鉴和应用了道家的理论。

由于张湛对道家思想有着情有独钟的喜爱，但他还是冷静地觉擦到道家思想在治国理政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而刚好儒家的“政教合一”能够弥补其不足。因此，在政治思想上，张湛主张道儒二家互补，融会贯通。将二者相结合，开出新的道教，这是张湛对传统道家思想最大的贡献所在。

四、葛洪的金丹学对传统道家的拓展

葛洪，自号抱补子，出生宦官家世。年少时熟读儒家经典，后师从三国时期著名方士左慈的再传弟子郑隐。她早年间曾经参加镇压石冰的农民起义，为封建统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没被封赏。东晋开国后，他因旧功而被封为关内侯。在东晋这个不稳定的政权中，他的仕途并非很顺利，因而他转向对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罗浮山修道，最终成为金丹道教的创始人。他著有《抱补子》一书，此书分别为《内篇》二十卷，《外篇》十五卷。内篇主要是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祈禳、却祸之事等，这是属道家；外篇主要是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这是儒家。事实上，他所谓的道教并不是属于传统道家思想，而是借用道家思想来开拓出金丹道教，追求长生和成仙。而他所说的儒学，也不过是金丹道教化的儒学。

那么，葛洪所创的金丹道教是如何通过游仙避世来拓展传统道家的呢？葛洪认为，人都向往长生和成仙。例如开国皇帝秦始皇就是一个不折不扣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其实，长生不老在葛洪的金丹学中是有迹可循的，甚至可以说，还有一套严格的长生不老方案，其主要是内修外养。

关于内修，首先要从精神上去超脱，他在《抱补子•内篇•至理》中说：“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葛洪认为，养生就要克服自己的一切私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达到长生的目的，就不能使自己身劳气竭，否则就会神灵离身，神散而命终。可见，葛洪关于人生的修养上，肯定精神的超凡脱俗，这与庄子的思想就不谋而合了。从内修的意义来看，其精神效果与庄子的“真人”思想及其的相似。因此，葛洪的内修思想事实上是对庄子思想的延伸与拓展。

关于外养，葛洪认为服用金丹可以使人们成仙。所以他才说：“升仙之要，在神丹也。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葛洪之所以要推崇金丹成仙，是因为他想利用人们对仙药的虔诚来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的秩序。

所以说，葛洪的金丹学既延伸了道家的传统思想，又发挥了传统道家思想治国理政之功效。可以说，这就是葛洪创立金丹道教既是基于传统道教，又超越传统道教。

五、结语

魏晋时期“新道教”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受经济基础所决的，并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关联的。由于玄学的兴起，使得道家哲学成为当时的“显学”，但儒学、佛学并非从此就消沉下去。反过来说，玄学从某种程度还汲取了儒、释等思想，这样才会有后来的张湛将“三教融合”形成自己的新道学。从魏晋玄学的特征来看，名士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整合“三教”形成新的思想，来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可是，他们都事与愿违，最后陷入清谈高论，以至于在后来看来，他们是消极入世，只知把酒高歌放纵，生活糜烂、思想颓废、任其自然。其中，惟属嵇康最为代表，他还大谈“人性以纵欲为欢”。尽管他以高傲的姿态去批判这个社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社会思想的一种进步。此外，后来的葛洪荒唐的金丹道，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尽管他也是以传统道教为根基，但是却把传统的道教弄得支离破碎。总之，从整体上看，魏晋玄学对传统道教的重构，虽然有消极的因素，但是在社会生活秩序严重失调的时代，名士们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超脱来恢复社会的秩序，这就他们的价值所在。

[1][6]王弼注.楼宇烈校.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中华书局，2008.

[7]张湛.列子注[M].世界书局，1935.

[8][9]葛洪.抱补子内篇全译[M]顾久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10]王明.道家与道家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1]许雪涛，贾未舟.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J].学术研究，1999（12）.

[12]缑泽顺.魏晋玄风中的道教[J].安徽文学，2006（9）.

钟纯（1990- ），湖南株洲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伦理思想。